最初的樣式。栗子小說 m.lizi.tw但無論如何，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蜀漢兵出祁山成敗的關鍵，是沒有疑問的了。
一方面，要造木牛流馬運糧，更重要的是在當地收糧。你要收糧，司馬懿當然不能同意。于是為著收糧，諸葛亮便想出妝神的妙計。
妝神退敵的過程，這個不去管他，只說毛宗崗評注三國演義，對糧食問題確有真知灼見。批注文字見諸三國演義第101回，”出隴上諸葛妝神，奔劍閣張中計“。毛宗崗寫道或謂武侯妝神作怪，不過為割麥之計，毋乃為人所笑予曰︰不然。今天下之妝神作怪者，大抵類此矣。書符遣將，禱雨祈晴，使人群相尊奉，稱其道法。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燒丹煉藥，卻老延年，使人轉相傳述，指曰仙翁，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錫升座，講佛談禪，使人疑為慧遠再來，生公復出，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盡態極妍，使人疑為天上飛瓊，山中神女，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琴棋諸藝，窮工斗巧，竭智悉能，使人疑其筆下有神，腕中有鬼，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輿，醫方雜術，推吉論凶，知生決死，使人疑其胸羅陰陽，心通造化，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準之，比比皆是，何獨笑一武侯哉
六出祁山的經濟命
為證明孔明割麥做得對，一連舉了好些例子，而且不避神佛，面面俱到，可算毛宗崗的一大發明。毛宗崗又說君子讀書至此，而嘆糧之為累大也。兵以食為天，民亦以食為天。武侯割隴上之麥，迫于無糧耳。司馬懿之不戰，亦曰糧盡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請斷劍閣，又曰截其糧道，則彼自亂耳。前者苟安之被責而興謗，不過以解糧之過期；今者李嚴之遣書以相欺，亦不過為運糧之有缺。嗟呼兵之需餉如此，而餉之艱難又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故國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無寧去兵。
這一段批語批得有根有據，令人信服。倘使孔明丞相見到這批語，也許會因為遇到隔代知音而潸然下淚的。其中心思想就是，”民以食為天，兵亦以食為天“。
六出祁山，諸葛亮總結以往經驗，已經不再作速勝的打算，而是要駐軍渭水，立意屯田。書中寫道卻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
此事令司馬懿心焦。然而，屯田不是一時可以見效的。而諸葛亮因為長期勞累，身體有病，已然無法支撐下去，終于在五丈原軍中故去，終年54歲。應該說，諸葛亮是最刻苦、最勤奮、最謹慎小心又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他死之後，三軍慟哭，路人設祭，在蜀中傳頌為神。然而，不能取得伐魏的勝利，不是因為別的，而是雙方實力懸殊，蜀國沒有足夠的力量，人員不足，錢、糧不備，雖鞠躬盡瘁，也只能死而後已。
其實，諸葛亮對此，是有認識的。他北伐中原之時，曾上表後主，這就是著名的前出師表。表中寫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危急存亡之秋“，講的就是蜀國的形勢；”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則是蜀漢的客觀條件。條件如此惡劣，還要北伐中原，是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勇氣的。然而，勇氣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智慧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不要說一切問題，單一個吃的問題，就無法解決。所以，六出祁山，卻落腳于屯田。可見，至少在小農經濟時代，確實是吃飯的問題最大。
與小農經濟時代相始終，農業與軍事問題，即兵民問題，始終是一個最為基本的社會問題。這問題在平時已然佔據很重要的地位，在發生或發動戰爭的時候，其意義更為重大，其地位更其重要。台灣小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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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兵則必然戰敗，有兵無糧還是戰敗，兵少則難于取勝，兵多糧少亦難于取勝。所以，處理好兵與糧的關系，也就是兵與民的關系。前人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一點也不錯的，而這里的民，至少在整個小農經濟時代，指的主要是農民。只有把軍隊與農民的關系處理好，才能要兵有兵，要糧有糧，然後可以實戰。
曹操統一北方，基礎在于屯田，而羅貫中對曹軍屯田之事未能引起重視，實在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魏之滅蜀漢，晉國吞並東吳，其基本原因也與其國力強大有關。即使如此，滅蜀與吞吳，情況依然有所不同。滅蜀還要靠奇襲，畢竟蜀道艱險，不速戰不能成功。所以偷襲陰平，雖是大險，亦是必冒之險。如果戰爭久拖不決，恐怕勝負還要再議。
晉國滅吳，則顯示出從容不迫之意。其首要原因，在于其國力更為強大，而且前線將士屯田成功，糧草不乏，這是其實行攻擊的重要基礎之一。三國演義介紹羊祜鎮守襄陽的功績時說某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
軍無百日之糧，怎能長期作戰。而軍有十年之積，後勤自然不成問題。當然，只是糧草充沛，還不足以言戰，但使用逆向思維，也可以說，糧草短缺，則根本無資格言戰的了。三國演義的版本，幾經更迭，至毛宗崗，定為100回。第一回便講黃巾起義，最末一回又講羊祜屯田。可說天下興亡，因民亂而始，以民順而終。沒有民心與經濟作保證，任你什麼英雄也將毫無能為也。終不免”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巾“。
六出祁山的經濟命
蜀漢形勢如此，又能讓諸葛先生怎麼樣呢
改朝換代的四大原因
三國演義開篇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仿佛是一條無人可以逾越的規律。但看中國歷史，由統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統一，或幾百年一變，或幾十年一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
然而，為什麼一個好端端的國家，非產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內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歷代統治者的重視，不能不引起後人的深深思索。造成舊王朝滅亡的，概括地說，包括四個基本原因。
第一，內亂。內亂的因素也多。廣義的界定，內亂可以認定為朝廷內部之亂，例如黨爭之亂，例如王權與相權的矛盾。狹義地考慮，所謂內亂，主要是宮廷之亂。而宮廷之亂，又包括因為太子勢力過大造成的，或者因為內宮與外戚勾結造成的，還包括太監擅權造成的，但最主要的，則是因為皇帝本人的昏聵無能，或者濫施造成的內廷與國家之亂。
中國歷史上，因為內廷之亂造成朝代滅亡與更替的史實最多。以至有人說，西漢亡于外戚，東漢亡于宦官，唐代既亡于宦官，又亡于割據。因此，自宋代開始，對于內廷之亂，特別重視，對宦官與外戚的行為嚴加約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軌的事情發生。然而，歷史的諷刺在于，你管得住宦官，卻管不住自己。說來說去，還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滅亡的深淵。從這個意義上，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認為，”話說天下大勢，亂久必治，治久必亂“了。
第二，割據。割據即軍閥割據。秦末就有軍閥割據，但和後來的情況稍有不同。因為那時的軍閥，大多是有封號的，先封諸侯，以後割據。但社會要求統一的力量強大，所以雖有割據，不能長久，七亂八亂，走向大治。
東漢亦亡于割據，割據成為主要社會問題，近人所謂”軍閥割據，天下大亂“，正是三國時代的生動寫照。台灣小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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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同樣亡于割據，安史之亂以後，皇帝的權威已然不復昔日景象。地方軍閥勢力日益強大，與朝廷的關系，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終于不可收拾，釀成五代十國那樣的混亂局面。
割據反映的主要是王權與軍權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對于軍人特別警惕，采用各種方式，如最高軍事長官由文官擔任，實行督軍制，高級軍官定期調動，使兵不能識官、官也不能識兵，如此等等。宋代沒有割據，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穩之時，各勤王之軍，如韓世忠、岳飛、劉琦等人率領的軍隊，依然嚴格控制在朝廷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所以，岳家軍雖聲名顯赫，但皇帝要殺岳飛，依然不是一件難事。
割據現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頭，以後到了民國時期，又形成新的歷史局面。
第三，起義。起義主要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歷代不絕，但有大小之別。大的農民起義，能致王朝于死命，所以，歷代統治者對于農民起義，無不深惡痛絕。視起義軍為盜匪，必須痛殲之而後快。但事實上，剿殺農民起義，並不簡單。而農民起義的情況，又各個有異。所以，從其動機上看，統治者是對于任何起義都一定要痛而殲之的，而從其效果上看，雖拼命剿殺，也不見得成功。于是既有剿殺，也有招安，軟硬兼施，交替使用。
第四，邊患。邊患是自西周以來就沒有真正徹底解決過的大問題。周王朝東遷，就和邊患有關。以後，戰國時期，北方諸侯開始修築長城。秦始皇統一六國，再修造統一的萬里長城，這也和邊患有關。漢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實際上就是邊患之戰。東漢講和親，和親確實起了作用。但進入晉代，北方又亂，于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成為中國古代史上一段極其慘烈的歷史時期。邊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為亡國之恨，在明又成亡國之恨。邊患問題之大，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諸如楊家將、說岳全傳等書的風行，皆與邊患有關。
上述四種大亂，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
改朝換代的四大原因
邊患與農民起義有關，這是明代亡國經驗所證明了的；割據也與農民起義有關，這是唐代亡國經驗所證明了的。
而無論農民起義，還是割據，還是邊患，皆與內亂有關，這是歷代改朝換代的經驗所證明了的。
由此看來，國家政事雖大，卻又應了民間的一句俗話，即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國家機器本身沒大問題，其運作是正常或者比較正常的，那麼，農民起義就不會發生，就是發生了，也不能動搖國家的根基；割據自然也不會發生，發生了也容易糾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一樣。從而邊患也不會成為太大問題，因為你強悍，我更強悍。你搗亂可以，想亡我國家，辦不到，其結果就如同漢武帝北伐匈奴一樣，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們趕向歐洲，從而為漢王朝迎來一段平靜的邊境局面。
四亂其實始于一亂。一亂就是內亂，而內亂首先發因于皇帝，或者因為皇帝無能，或者因為皇帝昏庸，或者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暴君，或者因為他年齡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為他選錯了接班人。
亂自上作話說亡國之君
金聖嘆批注水滸傳，一個著名的觀點，叫做”亂自上作“，實在說到了筋節之處。若非亂自上作，天下人又安能亂之中國傳統，老百姓是最為听話不過的，上帝要他造反，他都不高興听。中國老百姓造反，是實在沒有活路了，但凡有一線生機，他也不會用造反的方式作為生存要求的。金聖嘆在水滸傳第1回就此批注道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
亂自上作，爾後天下大亂，既是中國歷史給我們留下的一份深刻的歷史教訓，也是六大名著或曲或直以形象生動的人物、情節證明了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縮影。
六大名著中，有三本書都與亡國之君密切相關。這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水滸傳寫的是徽宗宣和年間的事，那時候，雖未亡國，但相距北宋滅亡不過10年時間了。借水滸傳的一個情節，借瓢水以成波瀾，寫的還是那一個時代的事情。不過寫法更其細膩，生活氣息更為濃厚罷了。那麼，亂自上作，首惡便是宋徽宗。然而作者不肯寫皇帝，卻要大寫奸臣，中國人的這種怪脾氣，稍後再論。
寫亡國之君寫得好又寫得也比較充分的還是三國演義。那麼，就從三國的幾位亡國人物說起。
因”小“而敗的魏國之君
三國魏、蜀、吳，亡就亡在接班人上，一個小，一個痴，一個壞。所謂”一個小“，說的是魏國。魏國開國皇帝是曹丕，但創立基業的是曹操。曹丕做皇帝時已經不年輕了。曹丕年齡不小，但他的孫子年齡就小了。因為他的壽命不長，兒子壽命又不長。他的才能比不過乃父，他兒子的才能又比不過他，可說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曹丕主持魏國國政，論本事還是有的，因此，國內政局也算穩定。但到了他孫子時，就不行了。三國演義對此有一段很動人情感的描寫。事見三國演義第106回。且說曹睿病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君臣見面，字字痛切，曹睿”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
睿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托孤于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勛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
然而，曹氏的天下，終于斷送在司馬氏手中，其中攝取大權的就是這位托孤老臣司馬懿。這不是說，司馬懿生來狼子野心，天下第一壞種。看魏國當時的局面，確實也有很多捉摸不定的因素。這些因素，既不是八歲的曹芳可以左右的，也不是深謀遠慮的司馬懿可以隨心所欲的。
魏後期形勢，則吳、蜀尚在，戰爭不絕。魏國內的形勢，則權出豪貴，非止一家。皇帝年幼，國家機器必然借重臣之手才能正常運轉。重臣不止一人，而且他們身後又有眾多的宗族、朋黨勢力存在。司馬懿不把權力拿在手中，便可能成為砧板上的一塊肉，他的家族便有危險。他既要把權柄奪到手，那麼就非使用陰謀不可，非殺害政敵不可，又非拉攏支持者不可。其結果，不論他主觀意願如何，只能是架空了皇帝，進而把皇權變成了他家族的權力。
曹氏政權丟失，除去其他種種原因之外，外有強敵、內有重臣是其主要的原因。而曹芳年幼，則是造成這原因的原因。畢竟曹芳不是康熙大帝，司馬懿不是鰲拜，而曹芳的母親也不是孝莊皇太後。就是孝莊皇太後和康熙皇帝，他們想把失去的權力收回也並不容易。
因”痴“而敗的蜀國之君
所謂一個痴，說的是蜀漢後主劉禪。
這個劉禪，差不多就是個笑料，但他也是孝子。他的惟一的優點，就是听劉備的話，信任諸葛亮，照諸葛亮的安排辦事。諸葛亮在世時，他言听計從。諸葛亮死後，他依然照諸葛亮的安排，重用蔣琬、費，對于姜維，也是信任有加。姜維北伐中原不利，不是他不支持，而是當時的國力有限，執掌朝政的蔣琬、費對北伐的事情不肯全力支持。
劉禪做皇帝，無所作為。有了賢臣，還能堅持一氣。後來，蔣琬死了，費也死了，于是小人抬頭。姜維便感覺不安，以致避禍屯田，不再回朝。鄧艾偷度陰平關成功，劉禪急忙讓諸葛亮的兒子領軍抵擋，不勝，魏國大軍直逼成都。他馬上沒了主意其實，他從來也不是一個有主意的人。于是，譙周這樣的老臣便進言投降。當時的朝臣，並非人人主張投降，也有主張放棄成都，到南中七郡躲避的，也有主張投奔東吳的，也有主張決一死戰的。主張決一死戰的不是別人，乃是他的第五個兒子劉諶。更多的人，還是主張投降。在投降派中，譙周的態度尤其突出，講的道理尤其動人。劉禪一想，想要活命，還是投降的好。所以盡管劉諶力爭，他還是決定照譙先生的主意辦。因為劉諶死諫，他命令近臣將劉諶”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
劉備打天下，何等艱難，劉禪降敵，何等容易。劉備的這個兒子至少智商大有問題，即使不是個白痴，也有點半傻不俏。
劉禪的”事跡“，多發生在投降後，他傳給後人的最主要的財富，乃是一則掌故”樂不思蜀“。三國演義的作者雖然最是擁劉，但寫到此時，也是無可奈何，因為劉禪的所作所為，實在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演義中寫”樂不思蜀“的一段文字也特別具有文學性。且說後主投降，至洛陽，接受了魏國的封號安樂公。次日，便帶著隨從人員到司馬昭府下拜謝。
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于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于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故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正語耶“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
因”壞“而敗的吳國之君
所謂一個壞，說的是孫皓。孫皓之壞，可比董卓，所以一部三國演義，從它的負面表現去看，卻是從董卓開始，而至孫皓結束。百年奇遇，有此兩端，能不恨歟
三國演義寫孫皓，不曾多用筆墨，但只寥寥幾言，便把這個暴君的嘴臉勾畫出來。前文曾引陸抗與羊祜彼此為鄰，使晉、吳邊境一片安然。不想孫皓有命，令陸抗”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陸抗對使者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齎到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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