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栗子小说 m.lizi.tw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第11节：朋友胡适之8
听过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人，都难以忘记他大谈研究心得时的”牛气冲天”，风头完全不亚于今日百家讲坛上的”红学大师”刘心武：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段文字是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马逢华留下来的，他曾亲耳聆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讲座。据他说，当天晚上的那场讲座原本是准备在一个小教室开讲的，后来由于要求来听的人实在太多，只得改在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即便如此，讲座还没开始，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由此，刘文典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声望，可窥一斑。
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栗子网
www.lizi.tw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12节：朋友胡适之9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5。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比如，对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结局，刘文典就别出心裁地提出，红楼梦中实际上已有证据暗示了结果，这就是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蓼汀花溆”四个字。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种山水楼台题写的匾额，都非常满意。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个字时，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因为这个证据，刘文典认为贾元春是极力反对”宝黛”结合的，理由是：”花溆”的”溆”字形似”钗”而音似”薛”，”蓼汀”二字的反切则为”林”。贾元春留”花溆”而舍”蓼汀”，实际上已为”宝黛”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或许是因为视角独特，并且敢于表达新观点，刘文典自然而然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新红学牛人”，经常被一些院系或者是社会上的单位邀请去讲演红楼梦。当代西方哲学史大家张世英，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
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的”红学”讲演不仅一般的教授乐于去听，就连当时许多有名的”红学家”也是一场不落。传奇学者吴宓号雨僧一直以”宝黛”爱情命运自况，曾给学生开过”红楼梦讲谈”的课程，还曾被昆明广播电台请去播讲过〈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他对于自己的”红学”研究成就一向自视甚高，对于一般的”红学家”根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他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在1942年的日记中，吴宓两次写到自己听刘文典”红学”讲演的情况，一次是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至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当月30日，吴宓再次写道：”晚，大雨。6：30出，至工合。冒雨陪典至校中，南区第十教室，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雹声。风雨入窗，寒甚，且湿。”
据说刘文典讲书时，吴宓总是悄悄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一般是闭目讲课，侃侃而谈，而当讲到自己认为有点独到见解的时候，他总是会抬起头看看教室的最后面，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这当下，吴宓照例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第13节：朋友胡适之10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于历史原因，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刘文典研究红楼梦的正式文稿。一切酸楚与无奈，只能任凭时间去慢慢品味吧
”我的朋友胡适之”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是社会名士们一种身份的标签。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引来关注，甚或钦羡的目光。据说，当时一度”造假成风”，一些人根本没有见过胡适，居然打着他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不少还真的颇有斩获。想一想也不奇怪，胡适二十六岁就年纪轻轻地进入北大任文科教授，更凭借”文学革命”的推动，很快成为中国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与他有点关联，总不是坏事。
刘文典与胡适同在新青年写稿，同在北大文科任职，相互的来往逐渐紧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胡适对待朋友至诚谦和、信义和平。有数据统计，1916年一年之间，胡适与朋友往来的书信，收入的有一二一○封，寄出的则一○四○封，可见其交友之广、之诚。刘文典来往书信今存约六十封，其中四十四封是写给胡适的。
刘文典曾经这样评价胡适对于他的教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在北大待得不太如意的时候，刘文典一度想委托胡适帮他寻个新的去处，甚至曾经想过直接跟在胡适后面做”名学钩沉”，也就是”中国古籍中的逻辑学研究”。
据著名胡适研究专家、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从目前的材料分析，估计这完全是一种道听途说，应该说，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正因为这样的渊源，刘文典每遇到一个生活上的重大麻烦、每做出一个学术上的重大决定，一般都会寻求胡适的援助或者与之商议一番。而胡适往往也会给予中肯的建议、热心的帮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与出版商讨价还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文典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之后，便着手开始校勘论衡。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是一部对掺入了神秘主义和谶纬学说的儒术进行批判的著作。考虑此前并没有人对这本具有较高哲学价值的古籍做过完整的校勘，刘文典因此很想”把这个重担子挑起”。不过，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只好写信给胡适，寻求帮助。
胡适素来看重王充的这部书，非常支持刘文典的这个决定。可当刘文典做完了整部论衡的校勘工作之后，商务印书馆却回应迟疑，似乎对这本书的市场不太乐观。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只得再度请”老大哥”胡适出马，帮其联系出版事务。没多久，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就写信来称，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刘文典后来做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都认真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都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凡是胡适不太赞成甚或反对的，刘文典也就没再坚持。而为了支持刘文典的工作，异常繁忙的胡适还曾四处奔走，最终寻访到一部珍贵的文选笺证送给了他。
第14节：朋友胡适之11
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最重要的原因均在于胡适这种宽容高尚的道德人格。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gic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这一点表现在他与刘文典的关系上，就是他不仅热心替刘文典的著作校勘、出版操心，而且还经常接受刘的委托，替其家人、门生、好友帮点忙。1930年，刘夫人张秋华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高烧不退，胡适知道后，立即给刘文典介绍了首善医院的方石珊院长。经过数次检验，诊断为”斑疹伤寒与肺炎并发”，于是对症下药，不出几日，张秋华转危为安。为此，刘文典特意致信胡适表达谢意：”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感激鸣谢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写了一本边雪鸿泥记，找不到出版商，最后也是由刘文典央请请胡适出面，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安徽大学筹备前后，学校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考察大学教育，考虑到廖景初到达目的地后人生地不熟，刘文典便亲自写信给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胡适，希望他各方面”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想到美国留学，无奈战事爆发，外汇高涨，一下子拿不出留学的费用。这时候，刘文典偶然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赶紧写信给热心的胡适，恳请他出面落实。
可以说，与胡适成为朋友之后，刘文典几乎将他当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事无巨细，有难必求。而胡适也很少推却，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有时候甚至是主动提供帮助。
就刘文典而言，胡适这个朋友的价值不仅仅是能帮他解决各种困窘、提供各种帮助，而是胡适能将之视为”畏友”，愿意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文典学识的不足、为人的缺憾。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以胡适为淮南鸿烈集解所写的序言为例。序言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个应酬文字，尽管多说点赞誉的话就好了，没必要当真。但胡适不然，不仅认真写了个长篇序言，还因为刘文典没有引用方言笺证里的材料，而在文章的末尾处与刘文典商榷起来。没有**的人格，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胡适还曾写信给刘文典，批评其”以市侩自待”，这是近现代史上极有人格构建价值的”文坛轶事”，至今仍经常被人提起。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1923年年底，刘文典在做论衡校勘的时候，因为急于出手，于是低价将之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又心生不甘，于是便在一封给胡适的信里倾吐心声：”不厂单不厂，北大教授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
第15节：朋友胡适之12
这封信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写好后，刘文典就将明信片寄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文典都没有接到胡适的回信，感觉有点奇怪。以往，胡适总是每信必有及时回复的，没有信也有电话。这一次的信却如泥牛入海。
后来，他间接地从一些人那里听到一些风声：”弟听见有人说，你很怪我的，说者也是间接又间接的听来，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事，只晓得是为书的事。”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心神难定，于是再度给胡适写信，”弟之对于你，只有敬爱和感谢，决不会有别的，听见说你怪我了，弟心里十分的难过，因为你如果怪我而绝我，是我学业上、精神上最大的损失。”
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刘文典一直不敢直接去找胡适，生怕对方因为怪他而不愿意见他。而他更担心的是，胡适会因此而与之绝交。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胡适的度量，决非寻常人可以想象。1924年1月，忙完手头的事情后，他很快就给刘文典写去了回信，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事宜。这个纪念活动是由梁启超发起的，胡适负责撰写寿文。而就当胡适坐在书斋里泼墨挥毫的时候，刘文典的信函到了，自然无法即时回复。
来信中，胡适敞开心扉，与刘文典聊起了信中提起的事：
你说的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
我确有点怪你，但从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
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
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学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
谆谆言语，宛如一记响雷，惊醒了兀自埋怨的刘文典。
从一定程度上说，”朋友”胡适的这一番话成就了刘文典后来更大的声名。比如他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给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而庄子补正则成为刘文典另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作。
宁可睡觉，不批胡适
尽管刘文典有时候会犯点糊涂、耍点个性，但胡适一直非常看好这位与自己同龄的学问家。在胡适看来，刘文典所做的校勘工作，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的空白。这对于一直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他来说，没法不引为同道。
1948年年底，国民党败走台湾。临行前，受蒋介石的委托，胡适帮助国民党”抢救”了一大批学者、教授、名人。刘文典就在他的考虑名单之列。
根据胡适对刘文典个性的了解，知道他不会乐于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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