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小说站
www.xsz.tw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第6节：朋友胡适之3
更让刘文典感到钦佩的是胡适关于”比较研究”的论点。前面说过，刘文典曾高度赞赏过胡适的中西学术沟通能力。比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就在”导言”中专门提到”比较研究”的意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这一次，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再次提出了比较资料的重要作用：
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
这与刘文典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日常进行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刘文典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早先曾在管子的水地篇读到一段话，”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刘文典发现，这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所说的大致不差。泰勒斯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基本物质水，而且认为地球是在球形的宇宙中的水上漂浮着。综合两人的观点，刘文典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哲学研究新结论：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因此都把水看成了”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栗子网
www.lizi.tw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第7节：朋友胡适之4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近现代只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体系比较庞杂，糅杂了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突出”道”和”气”。由于汉代中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本书几乎被丢进了废纸篓内，无人问津。到了近代，该书已是文意变迁、传写讹夺，成了一部”比先秦诸子还要难弄”的”硬骨头”。其间虽有清代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等学者先后整理，但正如胡适所说，”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而在当时最流行的本子，竟还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朝学者庄逵吉校注的。
从一开始，刘文典就意识到”整理国故”要拓宽视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考证，而要在综合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集解”，”注重丛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优劣”。刘文典本来就是个”版本癖”，在市面上遇到古籍的好版本，总是不惜重金购买。校勘淮南子之初，既要购买体现前人梳理校注水平的各种善本，又要购买保存了大量散佚残缺文章的类书，还要雇人抄写，实在花费不小，”曾经和梦麟先生商量，在学校里借了两回钱，一次二百，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栗子网
www.lizi.tw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第8节：朋友胡适之5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这可能只是个笑谈，但却透显出大学者们”坐得板凳十年冷”的辛酸。
胡适版”明星制造”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任伸出援手，为这位”未来之星”指引方向。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了，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第9节：朋友胡适之6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1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第10节：朋友胡适之7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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