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节 文 / 章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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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

    作者：章玉政

    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得到刘文典后人的大力支持。栗子小说    m.lizi.tw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为何会“狂”又如何能“狂”起来刘文典的“狂”是个人之“狂”，还是时代之“狂”与陈丹青、张鸣、贺卫方等“狂人学者”相比，刘文典的“狂”有何特别之处读完本书，自有答案。本书在聚焦刘文典生平的同时，亦辐射至同时代的学、政两界名人，如胡适、陈寅恪、章太炎、鲁迅、陈独秀、蒋介石等，以及当时云谲波诡的世事。读懂刘文典，能更接近那个已远去的时代。

    第一部分

    第1节：序篇被忽略的”国学狂人”1

    序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

    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或者干脆低声下气，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两个星期，更不需要”即日离皖”。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觉得其中尚有内幕。”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新学阀，不将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骂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实际意义上的校长，大小算是个”官”吧。这个”小官”原本是应该对那个”大官”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即使内心不愿意，表面装装也可以吧。可刘文典不不仅不愿意装，还要与被国人视为”党国救星”的蒋主席对着干。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他为何如此之”狂”

    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原名文骢，字叔雅。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后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职。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直至终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等。

    寥寥数语，波澜不惊。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他生前服务过的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合出版过一套刘文典全集，还有他的儿子刘平章先生编印过一本薄薄的刘文典传闻轶事外，关于这位老人的所有故事与评价，似乎都只是零落不齐的”散珠”，难窥全豹。

    从零落的故事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大师级人物”一生走过的辉煌：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青年交游胡适之、陈寅恪，中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老年批评过鲁迅、巴金，还曾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痛骂过蒋介石。解放后，当过国家一级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过言，还被开国领袖**当面夸赞过。栗子小说    m.lizi.tw似乎曾经风光过，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历史疏忽，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错谬百出。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

    卷牒之中，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是的，关于他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口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

    第2节：序篇被忽略的”国学狂人”2

    狂傲，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拿他”不称主席”的举动来说吧，即便放在今天，亦堪称动人心魄的**文人风骨。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以”佩韦”作笔名，在上海”左联”旬刊十字街头上发表知难行难一文，特意谈到了这件事：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撇开鲁迅借用这件事讥讽胡适的真实用意不说，事情发生三年之后，还能让他想起并引之为据，足见刘文典此举的影响深远。今天的”狂人学者”，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似乎就没有刘老先生这么好的运气。于是，名人博客成了”狂人日记”。

    ”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一种人格。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莫非”气节”二字，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可能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刘文典后来的一些选择，让人们在记忆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1943年春，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刘文典，因教员薪金常常不能支撑家中老小生活，于是接受滇南普洱地区盐商的邀请，远赴千里之外的磨黑，”为撰先人墓志”，结果引发清华大学解聘风波。

    据说，当初力举辞退刘文典的闻一多，在听说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后，就不止一次地发牢骚：”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

    闻一多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与刘文典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还是因为他对刘文典此举”失节”实在鄙睨近些年，随着一些书信和当事人回忆资料的逐渐浮现，关于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已经日趋明晰。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人们纷纷认为刘文典”气节”失守有一定的关联。

    当然，”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站在今天的立场去看，在当时的境况下，刘文典做出这种选择，实在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自己可以”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总不能老是让妻儿一道跟着忍冻挨饿吧闻一多讥嘲刘文典应该”度为磨黑盐井人”，其实他本人当时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挂牌刻印卖钱，结果被儿子闻立鹤责问为”发国难财”。

    可以想见，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穷要穷得叮当响，每个人对于”气节”的坚守都是异常看重的。其实，刘文典本人又何尝不是1948年年末，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与刘文典素有交情的胡适就曾谋划将他送往美国，并为之找好了”下家”，办好了相关证件，但刘文典的”狂劲”又上来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历史与今天的距离，往往只是一张纸的两面。栗子小说    m.lizi.tw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记忆里，有一些东西是始终存在的，比如文人的骨气。因此，”狂人”闪亮登场，就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保留节目”。

    战国时期，屈大夫洁身自守，遭遇谗言陷害，两番被逐荒蛮之地。但他依然且行且歌，啸傲”天问”，放言古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终自沉汨罗。

    东晋衰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弃官印，”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他看来，归去也是一种归来，是名利的归去、灵魂的归来。

    第3节：序篇被忽略的”国学狂人”3

    盛唐气象，李太白寄情诗酒，放浪形骸于天际之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有一次被天子的姨太太喊去写”马屁文章”，他佯装大醉，趁机要求当朝重”宦”高力士为之脱靴。

    到了近代，国力衰弱，人心思变，各种”疯言疯语”更是不绝于耳。民国元年1912年，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臧否人物，报章上每每登出的标题都是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居然骂到了反对党的头上，第二天，报章上赫然一个大标题：章疯子居然不疯。

    翻检旧籍，回望历史，这样的”狂人”还有很多很多：嵇康、祢衡、李卓吾、金圣叹、陈独秀、熊十力、梁漱溟、王芸生、储安平在岁月的风浪中，这些人或傲然孓立，或慷慨陈言，一心为时代留下无数自由言说、纵论天下的华章，许多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笑骂古今，是这些”狂人”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正如论语里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面对世俗的责难，面对国事的激荡，这些”狂人”们每每抛出惊人言语，或左右乾坤，或推波助澜，或振聋发聩，或喃喃自语，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疯言疯语”的声音存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世。即便是在国家陆沉、民力艰辛的日子，这些”狂人”们的”狂语”，亦为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这样的人物，确应为历史所铭记。

    当然，历史的记忆并不总是公平的。历史能够记住的始终是大忠大奸，抑或是能够”为我所用”的小人物。对于那些曾经散发过生命的火花，但最终又因各种原因消沉在世俗缝隙里的”中间人物”张中行语，却似乎只存留于世人模糊的记忆了。

    幸运的是，尽管模糊，却还总是有些关于他们的吉光片羽、趣闻轶事，散落在重重泛黄的文章典籍之中。倘若能够静心检点，仔细揣读，就会发现其实在他们的身上，同样有着不应被历史所忘却的精彩与辉煌，亟须”打捞”。

    刘文典，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打捞”的人物。

    所以说，历史就像一个经常排错队的老人。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排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只是无奈地被拥挤的人群裹掖着，一直往前。综观刘文典的一生，在他孤傲狂狷的深处，其实正寄寓着一种对于**生命状态的永恒追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免经历着由传统文人向新型文人转变的深切阵痛。

    他呼喊过，他失望过，但他还是不曾放弃走向终点的努力。通读刘文典的书信或者手稿，就会发现他经常在信中谈到稿费、借钱等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事宜。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狷介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现实的折磨。1928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书信里，他就谈到了自己”讨生活”的无奈：”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这是刘文典的叩问，也是他的自问。这是灵魂的一种自我放逐，也是刘文典作为”狂人”存在的真正价值。

    人生，很多时间像是一道虚无缥缈的风景。当你真的走近它时，总会感觉到它似乎没有梦境中那样美丽。可是，俗世中的人们还是喜欢去张望窗外的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时光老人总是会情不自禁翻开记忆的影集，在那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有许多偶然发生的永恒，如同一条河流，尽管不知道远方，却从来没停止过奔腾不息。

    主人公刘文典的故事，就是从一条河流开始的

    第4节：朋友胡适之1

    第六章朋友胡适之

    刘文典关于胡适的最早记录，始见于1919年10月15日发行的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这期新中国杂志刊登了刘文典的一篇文章，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在谈到中西学术沟通的典型代表时，刘文典将许多溢美之词送给了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他甚至说，”我看他有这样的学问、识见，就劝他再用几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学者都还想不到、做不到的比较哲学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个大大的比较研究。我以为除了这种研究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西学术的沟通了。”

    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刘文典与胡适的关系已非常融洽、紧密。

    整理国故

    刘文典与胡适相识，应该是两人同进北大之后。

    胡适也是应陈独秀之邀进入北大任教的。1916年年底，陈独秀给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大学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1917年9月，胡适正式进入北大文科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等课程。

    刘文典和胡适都是北大里的新派人物，因而很容易有共同语言。胡适从国外留学回来，又是陈独秀极力推荐的资深学者，一到北大就拿每月两百六十银元的薪水，这是当时每月只拿两百银元的刘文典所无法比拟的。根据陈明远先生的研究，1919年的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六十元按2007年上半年货币购买力计算，这样两人每月收入相差三千多元。正因为如此，刘文典从一开始就对与自己同龄的胡适充满景仰与钦佩之情。

    更让刘文典钦佩的是，胡适应对旧派思想的努力与尝试，也就是胡适后来常常挂在嘴边的”再造文明”。

    当时，北大校内宣传新思想最为积极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广场大游行就是由这个社团的骨干成员组织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于1918年年底发起成立，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社，顾名思义，”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旧派人物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六位教员、数十位学生，在刘师培家中商量成立国故月刊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与黄侃担任编辑部总编辑。

    作为刘师培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刘文典没有参与国故月刊社的活动。由于在日本留学，以及为新青年、新中国等杂志撰稿的经历，刘文典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国外经典科学书籍的翻译上。1919年前后，他就先后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赫凯尔的生命论、宇宙之谜，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人类之夸大狂、人类之将来等著作或文章。

    第5节：朋友胡适之2

    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2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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