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即将解放，刘文典虽然”偏安”于云南大学，但以他狂放不羁的言行，很难保证今后依然可以如此。小说站
www.xsz.tw经过慎重考虑，胡适开始谋划送刘文典及其家人去美国。他主动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一家三口人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在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却迟迟不肯出发：”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第16节：朋友胡适之13
刘文典将这一想法告知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到消息后，当即给刘文典捎来了意见：”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就这样，刘文典与”朋友”胡适从此天涯相隔，鱼书魂断。
胡适随了国民党，自然已不再是**的朋友。解放后，刘文典安心于云南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除了偶尔跟学生谈谈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胡适。这个曾在他生命中激起无数涟漪的人，似乎从此消失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前期，大陆曾掀起过两次声势浩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担任这次批判运动总指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郭沫若的意思很明确，发起”批判运动”就是要把”当今孔子”胡适拽下神坛，使之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最危险的思想敌人”。
其实，解放前夕，中国**曾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新中国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6但胡适拒绝了这一好意，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无疑为日后胡适在大陆遭遇大规模的批判埋下了”祸根”。
第一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起始于1950年9月22日。这一天，香港大公报上刊出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作者署名”胡思杜”，文章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尽管这篇文章一度被认为是”伪作”，但却带动了”胡适批判”的第一波浪潮。汤用彤、金岳霖、朱光潜、梁思成等一批解放后没有离开大陆的老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表明坚定的”批胡”立场。这一次批判因1952年1月的”三反”运动兴起而中断。
关于刘文典在第一次”批胡”运动中的态度与立场，至今未见任何资料。一个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刘文典选择了沉默不语。
然而，个人的力量毕竟阻挡不住时代的浪潮，尤其是时代的巨人掀起的惊涛骇浪。1954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写下那篇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资产阶级红学权威”俞平伯的举动。**大笔一挥，语气委婉而态度坚决地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显而易见，在最高领袖的潜意识里，批判不批判俞平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批判一直与大陆”作对”的胡适。再往深里分析，这其实仍不是终极目的，”老账新账一起算，对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和不听指挥，是**要发动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原因”7。
”批红”、”批胡”的飓风，迅速席卷全国。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大学，并未因”山高皇帝远”而享受”豁免权”。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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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29日，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在校刊上发表从〈红楼梦〉问题开始，深入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向全校师生发出”开火”的号召：”虽然论争是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但其范围决不限于红楼梦和俞平伯，这乃是整个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唯物主义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开火，为了使火力集中，为了通过对于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反动言论的批判使斗争得以深入而获全胜，故斗争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
第17节：朋友胡适之14
在这种形势下，刘文典连沉默都没机会了。1954年12月，云大中文系先后三次举行全体教师会议，学习有关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件，并进行座谈。作为系里资格最老的教授，刘文典必须作表态性的发言。如今已无法知晓刘文典当时坐在会场中的心境了，面对周围开向胡适的炮火，他是否会想起当初与胡适交往的点点滴滴他该是同仇敌忾，还是虚与委蛇
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像往常一样，稍稍坐直了一些，不慌不忙点上一根烟，微微张开眼，看了看四周，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开起了头：
谁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我们的文艺理论和一切研究学问的方法都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这本是天经地义的、毫无问题的。
简单地”唱了一番高调”后，他深深吸了一口香烟，话锋一转：
但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并不如此简单，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敌人现在是跑到台湾岛上去了，解放大军一发动指日就可以消灭得了。但是思想上的敌人却顽强的盘踞在我们的脑子里，要想彻底肃清不是那么容易，但就红楼梦这一部书的研究说，**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距今已有十几年，而全国解放已有五年了，才由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发现了它的根本错误，可见我们大家思想上麻痹到什么程度。这也就说明一般研究文学的人并没有真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而是让资本主义的思想在脑子里安然不动的盘踞着。
就我个人而言，这情形不只是中国有，就是在苏联也还难免。在语言学方面，几十年来都崇奉马尔为权威，对他的说法也没有看出错误，一直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出来，才像太阳出山一样把马尔的这一座冰山融化了。从这里更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残余思想是如何的顽强，而随时提高警惕，加强政治学习又是如何重要。
紧接着，刘文典谈到了自己对于这一场批判运动的看法。和座谈会上其他老师指名道姓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骂个狗血喷头不同，他只是大而化之将矛头对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
我看这一次运动既不是专对俞平伯这个人，而是一场思想斗争，尤其是要对每个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因为研究文学的人，尤其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年纪一般都较大，谁也不敢说自己脑子里没有资本主义唯心论的残余渣滓。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不例外，因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学来的那一套多少总带有些毒素；不过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身上带的细菌最多，中毒也最深罢了。
我常常说，古典文学好比一条牛，我们要吃牛肉、喝牛奶，吸取牛肉和牛奶的滋养料，来强壮自己，建立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说，要”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小说站
www.xsz.tw但是这件事”谈何容易”。牛肉里可能有寄生虫，牛奶里也可能会有许多的结核菌，何况我们自己就是带菌者，或者竟是害着传染病的人，稍微大意，就会把毒素散布给学生。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固然不会有意去毒害青年，但是，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我们自己的杀菌消毒工作做得不完全，就会贻害无穷的。
第18节：朋友胡适之15
在一个主旨为”批判胡适”的大会上，这个发言显然有点”顾左右而言他”了，通篇讲话竟然连”胡适”这个名字都没出现一次当然，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说，他要表现出积极的参与姿态。于是，在发言的最后，他说道：
思想上的消毒杀菌工作，说难是千难万难，只要你自己知道是患病人、带菌者，肯去治病，不”讳疾忌医”，这里就有一剂百发百中的灵丹妙药，那就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摧毁唯心论的**，马列主义好比是太阳，它一出来，什么妖魔鬼怪都完了，什么细菌都可以消灭。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太阳光有晒不到晒不透的地方，就是细菌毒素隐藏的处所，也就是我们的思想的深处。这个地方的消毒杀菌工作颇不容易，要我们忍得痛苦，舍得刮骨开刀才行，所以我说这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而且我也愿意尽最大努力参加到这一斗争中去，和大家一齐向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和大家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那么，在接下来如火如荼的”批判胡适”的大潮中，刘文典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据他的一位年轻同事后来写文章说，凡是系里举行的批判学习大会，刘文典一般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
到1957年时，刘文典自己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大肆批判，当时就有人揭出他的一条”罪状”：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注释
1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296页。
2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4版，第175页。
3刘文典：刘文典全集一，第7页。
4刘平章主编：刘文典传闻轶事，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36页。
6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932页。
7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76页。
第二部分
第19节：痛斥蒋介石1
第八章痛斥蒋介石
1928年，是刘文典人生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刘文典凭借为新青年撰稿、校勘淮南子、翻译生物学著作等诸方面的努力，在国内学术界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声名，但与其他学界名人相比，并无特别突出之处。而到了这一年，历史将他推向一所高等学府实际负责人的舞台，在面对权贵势力时，他那富有个性的回应让世人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格**的魅力。
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便从无数学界名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特别的”这一个”。实际上，从顶撞蒋介石的那一刻开始，刘文典的名字便已注定被写进中国的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人权史。
”难产”终结者
世间的事情，惊变往往出于偶然。
北大是中国高等学府的突出代表，荟萃着大量不同领域的精英人物。年轻的刘文典尽管很早就做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淮南鸿烈集解，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校方特别的注意。
进校数年，刘文典的薪水一直没有提升，而一些比他后到学校的教师甚至已走在他的前面。这让一向自负的刘文典很是郁闷，生活也困难到了极点，”除身上所穿衣服外，所有的东西尽入质库，房东下令逐客，煤米都尽，凄惨之情，笔难尽述”。如此艰难状况之下，刘文典想到了”跳槽”。
茫茫尘世，出路何在刘文典想到了胡适，这位老大哥一直很关心他的生活，曾经多次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援助、精神鼓舞。考虑再三，刘文典决定写一封信给胡适，讲述内心的苦闷，并希望胡适能够帮他物色一个好的出路：”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
细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刘文典当时”跳槽”的愿望尚不特别强烈。他写信给胡适的目的，最主要的动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纾解内心的愤懑情绪，二是希望胡适凭借自身在北大的影响力有机会帮他在学校领导那里”吹吹风”。
刘文典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话有点言不由衷，他不可能会接受一份薪水”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的新工作，这更像是一种气话。刘文典内心深处的自负在这封信里随处可见，比如说到当报馆的编辑时，他就侃侃而谈，”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可以想见，对于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学识广博、内心自负的大学教授，一般的职位是根本不在他眼里的。于是，”跳槽”的计划一拖再拖，直到刘文典接到家乡的邀请，让他参与筹建安徽大学。
说起来很有意思，安徽大学的筹建历经波折，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从最初动议到刘文典正式接手筹建，倏忽间已过去六年。1928年4月，安大预科开始招生之际，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安徽教育行政周刊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我对于安徽大学的愿望，作者署名为”张友仁”，开头就提到了这一段”难产”的历史：
随便怎么说，安徽都有设立一个大学的必要。在以往，这调儿是早就听见唱了。此唱，彼和，彼唱，此和，于是乎有了筹备。这是多么顺遂的现象但是这一筹备，可就筹备住了。说来差不多有了近十年的长久，安徽大学依然在筹备。怪不得有一位说了一句调侃的话：”安徽大学的产生，比三四十岁才出嫁的老姑娘的生产还难”又有一位朋友说了一句预测的话：”安徽大学是永远筹备的大学。”虽则这两位朋友的话不无有点”幽默”，然而却是本诸”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之情的。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安徽最早设立的高等学校是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准改敬敷书院而成立的求是学堂，后改称大学堂，复又改名安徽高等学堂”1。敬敷书院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由江南省操江巡抚李曰芃捐资两千两白银创办，院址先在安庆城内同安岭，后迁往安庆北门外百子桥西。1903年，朝廷颁布奏定高等学堂单程，规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设高等学堂一所，于是安徽大学堂改为安徽高等学堂，并聘来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先生担任学堂总办后称监督。而后，还涌现出安徽武备学堂、私立江淮大学、安徽省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安徽高等农业学堂等一批高等院校。遗憾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经济拮据等原因，这些学校后来陆续停办。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关心安徽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开始四方奔走，呼吁创建安徽大学，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蔡晓舟。蔡晓舟是安徽合肥人，年轻时就投入反清斗争，曾参与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回到合肥，决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呼唤民智，倡导启蒙。
第20节：痛斥蒋介石2
1921年7月，蔡晓舟联络同道组成”安徽大学期成会”，奔赴北京、上海等地，”蔡晓舟在北京东方饭店宴请在京的皖籍名流学者，到会的有许世英、江朝宗、柏文蔚、胡适、高一涵等数十人。蔡晓舟慷慨陈词，并抽刀断指，用鲜血书写了誓死建成安徽大学八个大字”2。第二年春天，”安徽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由蔡晓舟、刘贻燕、徐光炜任筹备处事务股干事，具体负责筹备工作。胡适、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刘希平、高一涵、江朝宗、柏文蔚等社会名流，均被列为筹备处评议员或交际股干事。
1923年2月，一直积极支持创建安徽大学的省长许世英，因遭到贿选议员和军阀余孽的双重攻击而辞职，安徽大学筹备一事遂告吹。其后，安徽大学筹建工作两度重提，两度搁浅。光阴一晃，已阅经年。1927年10月，军阀陈调元任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为缓和安徽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的不满情绪，决定恢复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重新组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
刘文典一开始并不在筹备名单之内，安徽方面原本计划推选刘文典的北大同事、安徽同乡王星拱为筹委会主任，主持安大筹建工作。王星拱，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曾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后到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留学，主攻化学专业。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国内教育界颇有声望。遗憾的是，安大筹建一拖再拖，而此时正在筹建中的武汉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于是王星拱未能到任主持安大的早期筹建工作。
1927年年底，刘文典正式登上安大筹建的历史舞台。筹备会成员或为社会名流，或为政界要人，共有十一人，分别为：余谊密、胡春霖、张秋白、汤志先、雷啸岑、刘文典、吴承宗、廖方新、常宗会、刘复、吴善。其中，余谊密时任安徽财政厅厅长，雷啸岑时任安徽教育厅厅长，胡春霖时任安徽建设厅厅长，刘复时任安徽司法厅厅长，其余几人包括刘文典在内为知名学者。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刘文典”跳槽”到安大，可能缘于王星拱的推荐。他最初应该是想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为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任教的，当时王星拱在这所学校任高等教育处处长、化学系教授。刘文典到了南京以后发现，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乌烟瘴气”，根本不适合他。恰好这时，王星拱婉拒了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的邀请，可能正是他的推荐，刘文典进入安徽省教育界的视野。
另有一种说法是，刘文典到安大，缘于于右任的推荐。在靳仁编著的民国血案惨案迫害案中提到”蒋介石扣押刘文典案”：”筹建安徽大学，诸事齐备，唯独校长人选难以择定其人。经多方磋商，由于右任力荐，刘文典接受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之聘，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南下安庆就任。”这只是一家之辞，并无旁证，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按照刘文典一向的清高狂傲，他最初对安徽的大小官员们是心存芥蒂的，”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那么，刘文典后来为什么又会改变主意，接受安徽大学的邀请呢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里，他道出了原委：”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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