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以为常；为什么老师认错，同学们就格外感动呢错误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爱心与教育p77，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版
李镇西不只是用这样的教育思想影响和教育学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而且他在教书育人闲余，勤奋思考，撰写了大量有质量的探讨由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的论文，尤其是他所探讨的“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我将在本书后面改造我们的德育一章里，对此作详细的探讨，更是使教育界的人士猛醒，有振聋发聩之效，为素质教育的发展作了有益的开拓与尝试。栗子网
www.lizi.tw与此同时，校长和教师一样，是使素质教育得以推行的主要参与者，而素质教育的完全实现必须需要学生对此的平等参与。众所周知，校长可说一个学校的灵魂，他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及其声誉，乃至兴衰成败；即有什么样的校长，便有什么样的学校。陶行知先生也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我们先提及当校长的艺术，苏霍姆林斯基曾有个著名的观点论及校长领导的艺术：“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这也就替我们冰释了长期的疑窦：即我们现今的校长为什么很少可以称得上是教育思想家，因素固多，但其中最要的一条便是：许多校长只将领导学校当作行政上的领导，从没有将其当作教育思想上的领导。换言之，不少校长只把学校校长一职当作官来做，从来没有想象还需什么鸟教育思想，还梦都没梦见过哪怕一星点所谓的教育思想只会当官做老爷，凌驾于老师与学生之上，把自己当作唯一正确的发号司令的人，大权独揽，有时甚至连一纸空文的所谓校际“民主管理”都没有，**裸到不需要掩盖他拟断的权力的地步，如前述的北京科技大学某副校长即是此类人物。自然，校长太把自己的位置当作官来做，是其来有因的。一方面，我们是人唯官唯上唯权的社会，现在离真正的法治社会尚很遥远，因此把校长当作官来任命，也是上级行政官员对下级的一犒劳与奖赏，至于这一奖赏是为公还是为私，就只有天知道了。另一方面，也只有官来主校，才能把没有推行民主管理的学校压服得住，使教师和学生只有道路以目的份，因为权威即便是柄双刃剑，政府也是离不开它的。
可以说，当今的不少校长不只是官员，而且还是“应试教育”的极力拥护者，因为“应试教育”那种“一言堂”管理方式，更能满足他对权力的**，独揽大权的管理方式于他也是轻车熟路，因而不愿更改。即便有贪污腐化的事实，也由于缺乏监督，或者说教师的言论起不到应有的制衡作用，学生口欲将言而嗫嚅，故尔其为所欲为，既得利益不受监控，更不受侵犯，你要其改为素质教育模式，使他的权力受到制约，真是谈何容易这样说来，那什么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我们还是赞同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校长，那你首先就得努力成为一个好教师，一个好的教学专家和好的教育者，不仅对你所任课的那个班的孩子是这样，而且对社会、人民、家长所托付给你的那所学校的所有学生也都是这样。而如果他担任了校长职务，便认为凭着某种特殊的行政领导才能就可取得成功，那你还是打消当一名好校长的念头吧”和青年校长谈话，见赵荣昌、张法琨选编百家教育学典论下p438，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如果按苏霍姆林斯基对校长的要求，我敢肯定地说，当今中国的许多校长都是不称职的，因为他们连“凭着某种特殊的行政领导才能”取得成功的手段都不用，而是用那种以权威压制，长官意志的简单甚至粗暴的行政领导方式办事，自然既是好校长、好教师，也是好的教学专家和教育者的人在中国是奇少，遑论除了领导好自己的学校外，“而且对社会、人民、家长所托付给你的那所学校的所有学生”也都一样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心。栗子小说 m.lizi.tw
比如美国犹他州图伊尔市东城区小学校长卢克，为了鼓励从幼儿园到六年级511岁的学生能够达到读15万页书的目标，他便于每年的11月9日从其家中爬行16公里到过学校，得到了学生们的拥戴。成都商报1998年11月23日也许不必每位校长都学他这种方法，但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不顾及自己作为校长的“体面”，这一点是值得中国的校长们认真学习的。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教育观念的深入，我们的生活还是涌现了一批虽然人数不多，却颇感人的好校长，如上海闵行区华坪小学校长郭西薇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我对照苏霍姆林斯基对好校长的要求，来衡评她，或许不无遗憾，因为我不知她是不是一个好老师、好的教学专家和教育者，但我仍要说，她的许多先进的教育观念和实际行动，的确十分难得。她认为：“校长心中不能目中无人”，“校长是因为有学生、有教师才存在的，所以校长必须心中有学生，心中有教师”，“学校是为学生服务的，校长、教师，学校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心中装满全校学生，文汇报1998年11月27日这与李镇西所说素质教育就是要“目中有人”，如出一辙。更进一步地是，站在校长的角度，郭西薇认为学校及学校的一切员工都是为学生服务的观念这实在是将以人为本、目中有人的教育思想具体施诸教育实践中的表现。这也是在现代商业社会，将人本主义思想与商业服务精神结合的一种实例。如果说，人本主义思想比较理性的话，那么服务精神则是一种感性的教育实践，在真正完全彻底市场经济的社会，各种服务原则的精神，是平等、公平、公开作为依凭的准绳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为人民服务才能做到，相应地，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才能得以付诸实现。我认为这是郭薇西提出的学校、学校全体员工都为学生服务思想的特别意义。尽管上海闵行区华坪小学并没有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的治校思想，但该校实行的的确就是“全面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应用于教育领域后，将强调视教育为一种服务，将学生及其家长和社会视为消费者或顾客，要满足他们的需要；要从服务的角度看待学校的一切工作，包括对内的和对外的工作，形成服务学生、服务教学第一线的服务链；强调学校也要建立一套质量体系，以持续地提高教育质量。全面质量管理将带来一种教育观的转变，强调学生为本，视学生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周峰著素质教育：理论操作经验p235，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如果我们只看谁说得漂亮，我相应有比郭薇西说得更漂亮的，因为中国说大话、套话、假话已成瘾，吹牛皮是不打草稿的，有的校长说起漂亮话来，已同职业政客那样撒谎成癖。但我从报上我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愿报道郭薇西的文章属实看到的郭薇西的教育实践似乎并不是为了应付官员“普九”检查或者其它教育达标之演戏。
郭西薇从当校长的第一天起，每天清晨都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校长尊重学生、热爱学生、尽心尽职的最起码的表现”，甚至有一次一位学生请郭校长一起去过他的生日，在家事办完后，她还是抽时赶到，还给学生带了一分礼物。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这样的事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之处，但其撼人心魄的力量，却是不可低估的。郭校长在实践着自己尊重个体，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正如她自己所记载的一段话：“有哲学家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所以高尔基曾说过，人字应该大写。学生虽然是孩子，但是人理应受到尊重、关心和爱护。”心中装满全校学生，见文汇报1998年11月27日我们甚至可以不无绝对地认为，解决好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可以说是我们当前教育的当务之急，作为教育主要方式的学校教育自然更不能例外。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学校的教育不能解决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尊敬个人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或者学校的教学，无论多么的先进zw〗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倘使没有以为中心的思想，那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实施了所谓的因材施材的教育，更多的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所以没有教育思想的民主与先进，不可能有教学方法的真正先进，因此这个句子只有假设上的“意义”。都不可能培养出真正尊重他人，努力发展和完善自身，服务社会为己任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也就是说，教学方法越好自然这是相对的，倘使没有尊重人的个性，没有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就越是容易培养出奴才，唯权是听，没有**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己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听凭他人摆布，成为被役使的“顺民”。当然，一个学校的校长爱自己的老师和学生，是当一个好校长的最基本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一名校长要在依照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同时，对学生、老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给予应有的尊重，不能用自己的权务压制老师、学生参与的权利，学生、老师运用制度的制衡对校长的权力加以限制，避免其独断专行给学校教育事业带来的、不要控制的负面影响，而且要民主平等地采纳老师、学生们的合理化意见。除了上述的学校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在学校树立服务观、顾客观、质量观外，还必须将学校教育的制度系统化，通过民主平等的制度，以及权利与义务均等的原则来管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一校之长应该使行政管理、教学和教育三者结合起来。既然校长素质如此重要，1984年编的校长素质一书就将校长的素质规定为思想政治工作素质、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工作能力、业务知识、性格、健康、仪表八个方面。1991年7月又将校长的素质规定为三个方面：业务知识、岗位工作能力和基本政治素质参见张维平主编平衡与制约20世纪的教育法p170，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单说政治素质一项的六个小方面，大多空洞，这些要求似乎任何岗位的领导都适用。一方面说明我们将校长当作一级官员管理的事实，这对学校教育实在是很有害的，另一方面说明并无特别能适应学校建设的具体要求。而且上述校长的素质中居然没有依法治校一项，表明所谓的依法治教是一句空话，流于形式。一个学校的管理不是依照法律来治理，而主要依靠校长的品德，那么这种品德就会由于没有约束而变得不可靠。因而依法治校，使校长的权力得到有校的制约，而不是采取党政不分的，在党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管是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不依照法律行事，决不能被认可，否则素质教育永无实现之期。从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绝对是一种依法治教的教育，而非不受法律制衡的人治。任何人治的教育，即便再出色，都与真正的素质教育是背道而驰的。
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
一般说来，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教材的编写都是必须的。当然解放后粗爆的“五七干校”的改造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的“再教育”，是勿须什么教材的，集权力量立马就能促成这种大规模的、不容个人选择的非人的“再教育”，用教材那只是书生们的勾当和“素王”们的把戏。不用说，人类挡不住的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此不正常的状态毕竟应是“青山遮不住”。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加之封建宗法一体化制度的束缚，社会变化缓慢，几百年视若无动。也许从文学的意义上看，宋诗和清诗是有区别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它的区别却是那么微小，倘使不是诗歌研究方面的行家里手，是很难从中看出其区别的“子丑寅卯”来的。反映在我们科举考试的教材上，就更是触目惊心，其变化之缓慢，更甚之于社会其它方面的变化。我们竟然在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用的都是四书五经一类，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也用的是朱夫子的阐释，考生们的答案只能在极少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发挥。有的人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的考试制度是最早乃至是最好的考试制度，但他们望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有好的考试制度考试制度的积弊已是众所周知框架，而无好的考试内容由教材而反映出来的考试命题及其内容那么就使“好”的考试制度的弊端更加积重难返，从而促使考试制度的解体。一个宋朝的考生和相隔近千年的清末考生，竟然答着类型和内容都差不多的试题，教材可称变化甚微，真是滑稽而耻辱。由是观之，中国在清代中后期，不遭鸦片战争之类一系列的污辱欺凌，那才是怪事。道理很简单，你固守不变，别人却在剧烈更新，而你见了他们还拿大，怎能让别人克制欺凌你的野心
迨至近现代社会，我们教材的编写，也沐欧风美雨，急追西方教材的编写方式。由于政府统得不够严，且没有这方面足够人员及编写经验，因此除了一些个人编写的外，早期商务印务馆和中华书局，可以说承当了彼时一大半教材的编写任务。一是他们有编写力量，二是他们能纲络编写人才，三是较高的利益驱动。高务、中华两家，加上后起之中正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等也参与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竞争十分激烈，客观上也促进了教材编写质量的改进。据笔者统计，单是中华书局自创办始1912年至1949年止的37年间，所出的小学各科教学法与教学参考书就有100种，小学课本29种两种数据均未暇细算册数之多，尤其是教学法与教学参考书有些不同于今日之教辅之多，实在惊人。数据来源见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p174188，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一版。至于其它在“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及其它”、“民众教育及其它”等栏目下所罗列的教材数目，更是巨大，尚未细算倘若加上其它书局的教材及教学参考用的书籍，其种类和数目之大，是自不待言的。倘使说解放前的教材编写多是靠市场本身的竞争来调节虽然政治因素时有干预，但没有解放后那么巨大，而且教材也并不实行全国统一，好像也无一个全国性的教材编写及审定委员会，这当然是因为民国时期多学美国分权教育管理所致那么解放后，则多是政治方面和教材统一的需求，在驱使着教材编写本身，指导着教材编写的思想。至此教材编写完全被支配时代主潮的政治思想所控制，在中小学的语文、历史等及大学的文科教材里，均明显地反映出政治对教育的统帅作用。
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材，这话原本是不错的，但实施起来却颇艰难。因为文化的传承绵延，使得旧文化并不能且不应该断然地被汰弃，而且新与旧的交替，并不存在急速变化的刀劈斧削的情状。但新政权代替旧政权后，急欲显出自己在多方面的影响，加之以前的教材确有歌颂旧政权的情况存在，因此组织编写教材，而且借鉴意识形态与己相同的制度所采取的教育政策及相应的措施，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新政权的扫荡性，还不只体现在对旧教材的彻底更换上，而且就连旧文化中如武训这样用乞讨来兴学的义举也遭无情的批判，这是为了根除私学对严酷的意识形态的“抵抗”。教育因此在全国统一的教育目标、统一的教材编写、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高考方式、统一的分配模式下，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这种空前的统一不仅扼杀了教育中活的因素，将私立学校全部铲除干净，教育制度及其相应措施的积弊，也就在今日空前地凸显出来。整体说来，我们教材的变化是空前的慢，但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尽管我们采取的基本上是封闭的治国方式，与世界的交流多是寻求意识形态上的“知己”，其“嘤嘤求偶”，也就仅此而已。但冷战思维的相同点就是，各国均以自己所制造出的炮弹、火箭的精密，甚至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等等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育自然要作相应的调整，于是培养科学人才和技术专才的模式，就被各国的教育竞相仿效。因而各国教材的深度与广度也超过此前的所的有时期。
由于教材的偏深偏重，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不只是健康受损，而且学习的兴趣锐减，压学逃学风气增加。在中国虽然由于高压，没有引起民众和学生对此种加重学生学习负担的抗议，但是平生喜欢当老师的**，发出“减负”的指示。比如他曾猛烈抨击过：“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论教育革命p656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68年翻印而且主张课程砍掉一半，以至到后来，各国的教学内容不得不急速减轻，以至于像美国这样教育体系完善、制度民主而平稳的国家，也出现了因教材及教学内容“减负”过度而出现的教育滑坡现象。1984年10月第39届日内瓦国际教育大会上，美国教育代表团才长罗伯茨就说：由于教学质量下降、鼓励学习的措施少、大学招生要求降低、学习时间短、课程平淡等原因，美国已经出现了“教育荒废、“教育危机”，“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庸才”王一兵从39届国际教育大会看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些趋势，见中国教育报1985年2月5日。自然，中国的教育官员对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教育的危机，绝不会像罗伯茨那样坦率。不过，他们即便再文过饰非，“文革”对中国教育的破坏，他们还是会因官方较为一致的批判口径，而作出自己温和的批评的。“文革”教育的失误，完全处于非正常状态，固然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政治因素对教育的干扰，破坏了既往建立起来的还不太完善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也有国际上减轻学生学习压力的现实处境。
“文革”的教育一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即便在尚有学校教育的地方，学的课本也是集权崇拜的产物。笔者小学时所读的课本，至今犹记“**万岁”之类的“教导”，“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电灯自来水，用后随手关”本是不错的，但彼时经常饿着肚子上学的我们，觉得完全说的是假话，事实上，我的家乡至今也没实现这个三十多年前的“理想”，而节约的用途，更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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