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多，由于以前的福利加低工资制的盘剥，使得民众的积蓄不足以抵挡现今改革后，所需要的高额的物价，以及在低工资积累下的数额巨大的购房，那么教师也不例外。栗子小说 m.lizi.tw加之，以前的医疗费、退休金等都是国家在低工资下进行积累后，便于搞大锅饭，现在一旦要打破，如教师行业，其退休人员便不堪重负。比如1994年，大约中小学有100万名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独生子女补贴、副食品补贴、粮食补贴、班主任津贴、教职工工龄津贴、医疗费亏损等。因此用于这些新增项目的开支大约为35亿，而教育经费中支付其它人员的工资主要包括县、乡教育干部、教研室人员、仪器供应站人员等，其经费开支为4亿。例如，1987年，大中小学教育事业经费中，人员经费分别占4185、722、8325，而增加的教育事业经费，人员经费在中小学分别占其中的722、833。一方面人浮于事，徒然增加教职工，另一方面又浪费师资，使一些教师闲置而白拿钱，比如高等学校的职生比、师职比、师生比，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把不多的教育经费中大量的钱财耗在闲置教师和人浮于事的后勤人员之中，这对我们奇缺的教育经费是雪上加霜。对于这些无谓的教育经费的开销，从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只有痛改陈腐的教育体制才能得以完全的实现。
奇缺的教育经费不仅经受着如上的耗用，更经历着“勇攀高峰”的物价的实际洗涮，使得有限的教育投资的实际利益降低，加之社会向学校摊派的费用比例加大，比如清华大学1986年上交的各种税和摊派达2192万元，占该校当年教育事业经费总数的575。这种各方面剥食“唐僧肉”的现状，是没有相应的向学校倾斜政策和减免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教育单位即便是高等学校的教育活动，我们都不能将其视为纯粹的商业行为。应该说，中国教育投资中，大部分是政府投资，只有少部分由企业、个人负担，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投资，在教育投资中有猛烈上升的趋势，但大头仍是纳税人上缴国库的钱，通过政府来进行投资的。但政府在投资教育不仅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比如对见效较快的高等教育投资，与中小学的教育投资比例，与世界上他国在二者之间的教育投资比例相比，总体说来偏向于高等教育，这既是精英型教育的显现，也是金字塔型学制，选拔型考试功能，教育中的实用主义，以及对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忽略的必然结果。这些都是政府在不多的教育投资经费中必须加以纠偏的。
“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见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p1718，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这是官方最高层在十几年前，对各级政府发出的批评，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多少改变，不知道制定政策者着何感想，我认为是体制改革只涉皮毛，不及深层的必然结果。让人难过的还不只是教育投资经费结构中的偏颇，以及教育经费由于我们经济发展程度不够的短缺。最让人不解的是，教育经费的短缺是因为政府的短视行为造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浪费；最要命的是，教育经费的奇缺伴随着官员们的吃喝嫖赌，贪污腐化，鲸吞国家资财，人民血汗，拿纳税人辛辛苦苦所挣来的钱，饱自己的私欲。事实上，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已成不治之癌症，一人之**可治，群体之**有药，而制度之**则无药可救。栗子小说 m.lizi.tw就连所设的反贪局也成了贪污之所在，真是世界未有的奇观和莫大的讽刺。单拿1980年一个统计数据，就足可以把我们的民众气得昏死过去，“我国历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浪费额达6千亿元，而从1952年到1980年教育总投资只有1千亿元，年均只有34亿元。”转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p365，贵州人民出版社版。这点教育投资面对庞大的受教育人口，简直可说是杯水车薪，为什么要疯狂无度地搞基建建设，而不在互相意找一个适当的比例，这就是政府的无计划无远见，难怪有人要说，我们这是“乞丐教育”。如果真是我们平常大家所说的“穷国办大教育”，那么教育经费短缺一点，作为民众有什么不可原谅，所谓体谅政府的难处嘛。但现在哪是“穷”的问题，而是穷奢极欲的问题，官员们贪污腐化成性，完全到了无所不用其极有地步，而制度的缺陷又助长了甚至保护了他们的贪污行径。再不改革这百弊丛生的制度，不只是教育无救，就是其它方面亦将无治。甚矣，此所谓**亡党亡国亡教育，无所不亡
我们只要随举几例，便可知这种风气是由来已久，**大案固然不少，就是一些非常偏僻的乡野，穷得打鬼的地方，也不乏贪污**分子对教育的经费的搜刮，而且把民众缴了税，交了教育附加费后，再度集资的钱也拿来白白地花掉了。这些贫穷乡野的**分子，之所以干旱之地的蝗虫一样多，既是制度性**的结果，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给下面的“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之无穷，可让人咋舌。重庆市大足县天宝乡一个村子，村子不穷，教育穷，该村村民被乡政府告知，学生本人和家庭成员必须每人交40元作为集资建校费。村民交了集资款后，村小全部上交了乡政府，但学校没有丝毫的改变。村子不穷，穷了教育，见成都商报1998年11月18日乡政府以财政困难向群众摊派了集资建校费，却又不用在教育事业上，这样的乡政府岂是个别广西北海市福成镇，由于甘蔗是当地农民的生活支柱，而蔗糖厂长期给农民打“白条”，因此大部农民交给学校的是甘蔗“白条”，该镇教育组吴光辉提供了一组数字：全镇22所小学目前已交费注册人数7734人，赊欠书杂费或打“白条”的人数4586人，欠费金额达7888万元。许多教师因此而发不起工资。而这些农民不能将其兑现的“白条”，被一些票贩子勾结一些有权势的人低价收购回去，从中牟利，这说明不是不能将“白条”兑现，而是一种变相的**，被当地农民斥为“甜蜜的**”。白条成了“硬通货”，见成都商报1998年10月19日。成都彭州市楠杨镇楠林村小学，竟然被前村委会主任晏远明以4000千元钱卖给一人住家，而这是1995年全村每人集资10元钱修建的。他把咱“小学”卖了，见成都商报1998年10月28日村民们纷纷问，是谁给他的权利卖咱们集资建的学校，其实说白了，无非是当过一个“小官”，心知官场上的一切，便有侍无恐。
不只是如此，连积聚着许多人心血的“希望工程”款，也被挪作他用。“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罗家台村委会收到北京市检察院1994年8月份捐赠的“希望工程”款13148元，除了6650元发给了中小学生，其余6768元存入小金库，挪作他用。爱心被如此强暴，见成都商报1998年11月16日转摘北京晨报报道。还有更希奇的在下面：安徽省长丰县陶楼乡沙井村是有名的贫困地区，由于其常遭旱灾，“因而历年来都有救灾款、救济款。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但这些钱多被村干部私分挪用，村民没有得到，村里帐目混乱，村务不公开，向上虚报村民收入，增加农民上交费用，建过两所小学都被村干卖掉。这些问题，村民多次向上举报，没有任何人处理。终于，此次希望小学揭牌仪式现在群众哄抢泄愤。农民对这种泄愤方式深感惭愧”刘洪波著弹性限度，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自己建的学校卖掉，还要逼着农民多上交明莫其妙的费用，我们不知这些村干部是人还是兽使什么使得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希望工程被挪用，自己修建的学校要卖掉，来继续骗取别人的同情，这样小干部，加上那些大贪污的高层干部，他们从整垮一个村开始，最终是以整垮国家为己任。这样屡屡见不鲜的事情，只是干部个人素质的问题吗实在是制度的缺陷太多的恶果。
像这样的恶劣的贪官干部，不仅很少有人受到制栽，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继续享受贪污来的好处。看一看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吧。二战以后，日本百废待兴，教育经费空前紧张，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的确惯彻了“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回忆说：“就拿新制中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3年来说，因地方财政破产无力办学而引咎辞职的町村长，仅1947年就近200人，在山梨县、冈山县、香川县还相继出现自杀者。”另外，由于无法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当时有4个村长无力解决粮食问题击能上能引咎自杀。以致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动情地说：“终于断然实行了六三制小学6年、初中3年的义务教育制度。我认为有关人员的辛苦确实非同小可。我在一些问题上深切地感到：理想虽好，但负责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们都是很艰苦的。”以上诸条均转引自陈永明主编当代日本师范教育p215216，山西教育出版社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贪得无厌，鲸吞民脂民膏，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相比，相去何止霄壤不能兴教育便去自杀“殉教育”，其决心与诚心，对教育兴国的一片渴望，使人铭感五内。像我们这样坏的干部蛀虫，还说什么“一心为公”，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掉大牙日本教育之振兴，官员们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出力甚巨，是他们参与奋斗，日本人民当永远铭记；中国教育之贫弱，贪官们大肆挥霍，违法乱纪，吞食之大，是他们参与毁坏，国人当视若千秋罪人。
我国有限的教育投资在每一个环节都浪费得如此之厉害，那么从宏观上看，我们有限的教育经费，与别国相比到底有限到什么地步呢1976年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二位，仅比了门06高，而1978年，我国排在有统计数字的149个国家的第130位。世界工业化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经费比发展中国家多10倍以上，而中国总人口超过世界的五分之一，但教育经费却仅占三十分之一。资料来源见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p366377。贵州人民出版社版。据研究显示，1977年至1983年，我国教育投资的增长高于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但是到了1987年，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分别为329和124，甚至低于1983年的344和1244，资料来源出自杨东平我们的困境和选择，见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p225，天津人民出版社版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投资计划并不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制订的，其随心所欲成份的甚大，换言之，这与力求稳妥地在经济发展与教育投资之间，寻得一个适当而科学的比例的求实精神是相违背的。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来计算教育经投资经费的比例，那么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在2上下徘徊，1992年至1995年，每年分别为299、276、252、246，资料来源见杨东平著未来生存空间社会空间p174，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一版。可以说有逐年递减的趋势，而每年甚至每月的经济报告都是经济在幅度攀升的记录，但教育的投资却在下滑，真是使人匪夷所思。而这些有限的教育经费除了被蠹虫们吞食以外，用在真正教育上的就少得可怜，而且这少得可怜的经费还是人头费，因为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拔款方式，还是老套的按人头经费的形式，致使教育部门的官员冒用自己还在读中小学子女的名义去领教师工资参见本书第一章的实例与证据。。不特如此，这种拔人头经费的形式，还导致了机构雍肿，人浮于事，这也就是师生比、职生比、师职比过高而紊乱的真正原因。至于师生比，在高校非常普遍，可以采取竞争上岗，以及淘汰制，而职生比、师职比可以贯穿着各级各类学校，非改变那种“学校办社会”的做法，将学校的许多后勤工作，进入市场，而不是让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再浪费在这种旧有体制形成的经费支出上。单是从这一点来看，教育体制之改革已迫在眉切，否则教育将永无振兴之日，教育经费将一如既往地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该大量花钱的地方如兴建必要的实验室、更换先进仪器、改建或扩大图书馆的馆藏规模等等，则将无钱可花。
义务教育中的公正与平等
二十世纪以前，受教育作为少数人的权利，是一种不用证明的实际状况。虽然这种缺乏公正平等的只有少数拥有的权利，曾受到过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质疑，如莫尔在乌托邦里提出的“每个儿童都必须接受教育”，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6年制义务教育，主张“为一切儿童，不分等级、财产情况和性别，设置普及的、义务的国语学校”，1619年德意志魏玛公国颁布魏玛学校章程规定，将612岁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列入名册，以便监督，对不愿送孩子受义务教育的家长进行劝告。见李承武主编教育政策法规p15615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但大规模的觉醒并由此形成一种对教育的改革浪潮，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别说受教育的权利不够公正，就是传统老师板着面孔训话，学生只管听课的模式，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1900年的课堂，被认为应是一个安静的、有秩序的地方，在那里教师的声音支配一切。然而不能认为这种教学模式是不受挑战进行的。在破坏深入人心的正统观念，推行彻底不同的师生关系的新观念方面比20世纪任何一种运动都要做得多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并不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突然兴起的。”wf康纳尔著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p11，孟湘砥、胡若愚主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而这个世纪教育民主进程的开端，首先就是确定二十世纪是儿童世纪的开端，而这里面的核心人物便是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杜威更是明确地说，二十世纪的教育，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次变革、地场革命，恰如哥白尼使宇宙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一样。这里，儿童是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着他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组织起来”。转引自康纳尔著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p127，湖南教育出版社版。
一切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必然是尊重儿童自身发展心理和成长秩序的教育，课程的设置也以与他们的游戏联系起来，老师的教学要以启发式的兴趣教育而非训导式的灌输，这对按旧有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的教师，他们素来不用置疑的权威，无疑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挑战。像这样的在学校内进行教学的民主尝试，还是教育家们尤其是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要求的话，那么由于工业革命后，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国家需要大批的熟练劳动力，因此原来那种把教育视作少数的权利的思想，就由于市场需求和社会变迁，而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接着就是教育规模和受教育层面的扩大，其参与人数之众，是过往任何时代的教育行为，都无法比拟的。而随着接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而且教育对个人生存质量和家庭幸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必然就会产生他人对教育的特别向往，因而极欲想接受教育，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政府方也看到了教育在实现国家利益，增强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与二十世纪的争取解放斗争的民族主义浪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少有的关心大众教育、平民教育乃至国民教育的势头。一旦国家进入发展期，有眼光的政府又注意到了受过教育以及未受过教育的国民之间，无论是物持质收入还是精神生活方面，也就是生存的质与量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并由此形成了伦理价值取向，是非判断，认知态度，情感倾向等方面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注意，就会外化为物质上贫富悬殊所引起的争执、疏离、鸿沟，从而社会上两极分化的危险，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政府中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经济学家的人本主义者，意识到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成本，实际上大大小于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所需要的成本支出，而且人人都受基本的教育，对国家社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一定情况上受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学说”的影响，其教育投资超过经济增长率，因而出现所谓的“教育过盛”，有学历的失业人数反而增加的情况，那是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平衡所致。这是特殊个案，且是另题，应单独探讨
在二十世纪教育的大背景下，纷乱贫弱的中国里，终于有一些卓识远见之人意识到教育对改革社会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科举废除已有时日，而学校教育仍不发达，在新文化运动过后，新思想的传播不力，深致不满。因此在一些教育机关和杜威的中国弟子的促成下，实用主义教育家于1922年到中国来讲学，讲解其教育思想，并在后来形成了他关于“民主信仰与教育”、“民主对教育的挑战”、“民主与教育行政”、“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等诸多关于教育与民主的观念，对二十世纪的教育包括中国教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运动和杜威、孟禄等讲学的影响下，平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教育**等思潮纷纷传入社会与学校，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举着“教育救国”大旗，倡导平民教育、民生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儿童教育的教育思想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明、黄炎培、陈鹤琴等。虽然这些杰出的教育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再美好的信仰和愿望，在这样的糟糕的社会环境中，都要走样变味，只会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要实现人人都得以受教育的机会，不只是教育家们努力就能实现的，因为教育投资从其所费甚巨，尤其是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行为，也只有政府的不懈努力，才能达成教育的普遍化和全民化，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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