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显示在此时期，死亡率高过正常数据。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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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也有一个自然的过程。首先遭殃的是处于弱者的–五岁以下的孩子。他们先是患上感冒，进而恶化成肺炎；或是腹泻严重为痢疾。在父母们考虑求医问药的时候，可能孩子就已经死了。其次，死神盯上的就是老年人，从七十岁的老年人开始，然后慢慢降至六十岁甚至是五十岁的人。这些人都会死，只是快慢的问题。之后，饥饿带来的死亡开始席卷青壮年。男人由于身体脂肪含量少往往先于女人死去。强健者及运动员也是死亡的重灾区，因为他们的身体新陈代谢旺盛因此也需要更多的热量维持生命。
然而更为残酷的是：死神光临的往往是最老实的，那些从来不偷，不骗，不坑，遵纪守法，不背叛朋友的人。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死里逃生之后，写道自己以及些那些幸存者之间在战后却不再想见面，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做过见不得人，让人不齿的龌龊事情。
当宋女士十年后回首那些时日，当她想起清津那时候死的自己认识的人，她仅仅说了句“老实，善良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听话的人–他们是第一批死的人。”
自己家里，宋女士的婆婆是第一个走的人。长博的母亲按照朝鲜传统，长子赡养父母的习俗，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搬来和他们同住。照顾老人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媳妇身上，因此朝鲜的媳妇和婆婆的关系总是不和的。宋女士的婆婆早年也是，常常对媳妇厉声斥责，特别是她生下了三个姑娘之后。仅仅是孙子出生后，她才有所改观，但是宋女士总是非常孝顺，也想方设法让老人开心。
春天在朝鲜是最为艰难的季节，因为秋天的收获快要耗尽而田里的下一季的庄稼才刚刚冒芽。而这一年，对从六个月前的事故中，刚刚恢复过来宋女士来说尤为艰难。她的婆婆现在七十三岁了，相对于北朝鲜人的平均寿命而言，已经是非常高寿了，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认为她的去世是“时日到了”，但是宋女士却坚信这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如果吃得好一些的话还能活很多年。由于不能做什么生意，也没办法到山里觅食，她把能在住所附近找到的野菜统统都扔进锅里煮汤。她婆婆也因此患上骨质酥松，眼睛周围也出现玉蜀黍疹。在一九九六年的五月，她吃坏了肚子，最后恶化成痢疾，几天后就去世了。
宋女士以一种朝鲜妇女可能的，最失败的方式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政府当局秋天里呼吁所有市民努力工作渡过难关的宣传，加上婆婆的死，使得她的绝望达到顶点。海报上，拿着扩音器的男人向人民疾呼“以胜利的精神在艰难行军中向新世纪前进”，他之后跟着戴钢盔的士兵，手拿铁镐的矿工，戴着眼镜，手拿蓝图的知识分子，戴着头巾的农民，还有拿着红旗的将军。即使是金正日，在官方报导里，在此期间也只吃些土豆做的简单食物。
现在只剩下夫妇两个了。宋女士和长博决定再次搬家，搬到个更小的地方。这次，仅比窝棚大一些，地板是水泥地面，墙面是斑驳的石膏墙面，脆的连金氏父子的画像都挂不住。她只好把画像仔细擦拭之后，放在墙角。他们没剩下些什么家当了。除了几本金日成、金正日写的书不能卖，她把长博其它的书都卖了。她还把她心爱的泡菜坛子也卖了。现在他们需要的只是两双筷子，两把汤勺，几个碗碟而已。
长博辞去了省电台的工作，到了铁路的一个广播站工作。铁路也没有钱付他工资–他们也仅仅是承诺在下一次食物配给时，给他更高的优先权。但是食物却从没发放过。几个月后，宋女士和她丈夫就花光了上次卖房子的钱。他们的大女儿，玉熙，偶尔会从自家拿些玉米来，但是她要非常小心不被自己那脾气暴躁的丈夫发现，他会认为玉熙在“偷吃的”而揍她。栗子网
www.lizi.tw他家里有些钱，但是却不愿意同自己的岳父母分享。
由于宋女士还不能到山里去寻觅，她只有起得更早，先是六点，之后五点就起来了，希望找到些隔夜长出来的野菜，这些野菜比较的嫩，也容易消化些。她会把野菜树皮煮的非常软，加点盐熬成粥再加几勺玉米面。
宋女士精疲力竭的时候反而觉得不饿那么了。在她吃完后，勺子就当的一声从手中滑落到金属盘子里。然后她就瘫在地板上，也不用麻烦去换衣服了，就这样昏沉沉的睡了，直到黑暗里，一种救生的本能告诉她是时候起来继续找吃的了。她现在没有任何意愿做其它的事情。她不再梳理她那曾引以为豪的卷发；她不再洗那些恼人的衣服。她的体重也下降的非常厉害，以至于单裤在她腰上就挂不住。她感到好像自己已经死了，好像魂魄飘出了曾是自己的身体的那副皮囊。
长博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他有着在北朝鲜人当中属于异乎寻常的高大身材，体重差不多两百磅约九十公斤–译者。他实在太胖了，以至于几年前医生建议他尝试用吸烟来减肥。现在，他曾引以为豪的大肚子–在北朝鲜肥胖可是地位的象征–成了空心袋子。皮肤也成了鱼鳞状，貌似还得了严重的湿疹。他下颌下陷，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宋女士一次送他去了铁路管理医院，在哪里，他被诊断是患了轻度中风；之后，长博发现他无法工作了。他不能集中注意力。他的视力开始减退，甚至连提笔写字的力气也没有了。
长博经常赖在床上或者躺着地板上他们仅剩的被子里。他的双腿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宋女士明白这是浮肿的症状–因为饥饿导致的水肿。他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的围绕着食物展开。他说起童年时刻他母亲给他做的豆腐汤，还有他们新婚时宋女士给他做的异常美味的姜葱蒸蟹。甚至对宋女士十年前做的美味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当说起这些美味的时候，长博感概颇多，甚至还有些浪漫。此时，他握着宋女士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回忆这那些已经很模糊的记忆。
“来，亲爱的。让我们去好一点的馆子，再开一瓶红酒，”一天早上，当他们蜷缩在毯子里是，他告诉妻子。他们已经有三天滴米未进了。宋女士警惕的看着丈夫，担心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宋女士全然不顾背上的伤痛，快步跑到市场上。她觉得去偷，去讨–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给丈夫弄些吃的。她突然看见自己的姐姐在卖面条。他姐姐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缺乏营养，皮肤也和长博一样呈鱼鳞状–所以过去宋女士从不向她开口，但是今天顾不上了，当然，姐姐也不会拒绝。
“我会还给你的，”宋女士承诺着，带着面条跑回家，此时双腿完全靠着意志力驱动着。
长博在毯子下蜷缩成一团。宋女士喊着他的名字。但是他没有答应，她把他翻过来因为长期挨饿，他体重降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他翻了过来，但是此时的他手脚都已经僵硬了。
宋女士一遍又一遍的捶打着他的胸膛，大声呼救，即使她明白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长博死后，他们的儿子，南玉搬回来和宋女士同住。自从他搬去和年长的女友同居后，母子就形同陌路了。实际上，宋女士同这个独子的关系，自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怎么融洽。并不是南玉顽劣难以管教，而是她很难打破他的沉默。现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变故，那么与年长自己的女友同居的事实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相依为命。宋女士寡居，而南玉女友家的境况甚至还不如他自己家，她们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了。
南玉的整个青少年期间都用于拳击训练，但是体校里的条件也非常差，所以在一个冬天冻坏了一只耳朵后，南玉回到了家中。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回了清津，通过家里在朝鲜战争中宋女士的父亲死于美国轰炸的这层关系，在火车站上找了一份工作。正如他的父亲一样，铁路管理局付不了南玉工资，只是解释在食品分配系统恢复运作时，可以他一些优先权。
宋女士的儿子很强壮，是个身材很好的年轻人，长得很像他父亲，只是更健壮，全身肌肉发达，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在朝鲜人当中算很高的了。因此，他的生存也就需要更多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是脂肪消失，他看上去精瘦的，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但是后来，肌肉也消耗掉了，他几乎变成了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气温降至冰点以下，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后来转成肺炎。即使瘦的不成形，但是要把他送去医院，对于宋女士来说，还是太重了。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救护车开的动。因此她只好一个人去医院向医生说明症状。一个医生给她写了处方，要打盘尼西林青霉素，但是她去市场后发现，一支要五十朝元，差不多是一公斤玉米的价格。
最后，她选择了玉米。
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南玉一个人孤独的死在那个小窝棚。那次，宋女士又一次跑到市场四处为他乞讨吃的。他后来在城北的一个小山头上被火化，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那里离家很近，都能看见。铁路管理局也提供了个棺材，同长博一样的棺材。
截至一九九八年，估计有多达六十万至两百万的北朝鲜人死于饥饿或者由饥饿引发的病症，这几乎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食品配给系统比其它地区更早中止的清津地区，死亡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然而真实的数字似乎永远无法统计，因为北朝鲜医院写死亡报告的时候，是禁止用饥饿作为死因。
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五年间，北朝鲜总共接受多达二十四亿美元的粮食援助，而这些援助大多数来自美国。虽然北朝鲜当局愿意接受援助，但是它却拒绝外国人与之同行。试图提供帮助的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严格限制在平壤和其它精心准备的地点。当他们被允许走出宾馆或办公室的时候，衣衫褴褛的人们都被驱离马路；在参观学校或者孤儿院的时候，只有穿的最好、吃的最好的孩子才会出现。政府一方面要求更多的援助，于此同时又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隐藏起来。居住在平壤的援助机构人员也不允许学习朝鲜语。
一九九七年，有些援助机构的官员被允许进入清津，在那里他们受到比在平壤更为严格的限制。曾为名为反饥饿行动的一个法国援助机构工作的工作人员在日记里写到，她不可以离开位于清津港附近的天马山宾馆，借口是她可能会被车撞到。这个机构不久就撤出了行动，因为他们不能保证救援能够抵达需要的人手中。随后，医生无国界组织也撤出了。装载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捐助的谷物的巨轮于一九九八年开始在清津港卸货，此时，这些援助却被装上军队的卡车并被运走。有些食品最终到了孤儿院和幼儿园那里，但是更多的都被堆放进了军队的仓库，或者流向了黑市。联合国的相关机构花了差不多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在北朝鲜建立起了一套令人满意的监督系统。到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严重的阶段过去了，也不完全是因为各方面供应都在好转，宋女士后来推测，可能是要吃饭的嘴也少了很多。
“要死的人都死了。”
第十章
妈妈的发明
清津的一个临时餐饮摊点
宋女士没有参加儿子的葬礼。悲痛，饥饿和过去几年积累的压力彻底压垮了她的身心。她再也不忍心回到儿子死在里面的那个窝棚。“我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去，是我留下了他，”她反反复复叨念着。她开始绝食。她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直到昏倒。
她的女儿们都外出去找她，最后发现她躺在在离家不远的荒草里，饿的已经神志不清，体温也很低。当时是三月下旬，但是夜间气温还是低的足以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毙命。当女儿们看见母亲的样子时，都被吓了一跳。宋女士曾经颇为得意自己那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现在却披头乱发的肮脏不堪。衣服上也满是泥土。她们把她带回二女儿的家，脱下衣服，就像个孩子一样，给她好好的洗了一个澡。实际上，此时五十二岁的宋女士瘦的体重和玉熙八岁的儿子差不多。女儿们凑了点钱买了一袋面条给她。经过十五天适当饮食的调理，宋女士慢慢恢复了理智，想起发生了什么，然而这又一次让她对自己的不幸陷入绝望。
三年之内，走了三个至亲–婆婆死于一九九六年，丈夫死于一九九七年，儿子死于一九九八年。宋女士现在一无所有，包括伟大领袖，她对他的死与自己丈夫、儿子的死感到一样的悲痛。
她最后鼓起勇气回到了家，那个让她充满罪恶感的窝棚；她一个人对于家里去世的人负有责任。回去的路上，她边走边看看那个光秃秃的小山，只看见几个简单的木牌子标记着最近填的新坟；她的二女婿为也埋在那个小山上的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做了个类似的标记。到了家，她发现门虚掩着。她记得，因为没有锁，离开的时候把门钉死了，很明显有人把它打开了。她推开门，先探个头张望了一下，确保里面没有人。窝棚空空荡荡的。没人。也没东西。煮饭的破铝锅，吃饭用的便宜金属碗，几双筷子，儿子死时裹的毯子，都不翼而飞了。窃贼甚至连金日成、金正日画像上的玻璃都没放过，只留下了画像。
宋女士又出门了，现在连关门都省了。她现在没什么可以丢的了，只有自己一条命，就算这个她也无所谓了。她也想不通为什么她还活着。她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昏倒。她想倒下就死了算了。但是不知怎么的，始终死不了。于是她又开始找些事情做。
饥荒中奇怪的一点就是：当事情坏到了极点，几十万的人死去时，一种从未有的创业精神反而冒出来了。社会主义食物配给系统的崩溃却给私人经济以机会。人们不可能所有人都长途跋涉到山里去采野菜，野果，或者扒松树皮；人们要去买吃的，就必须有人卖。北朝鲜需要商人：鱼贩子，屠户，面包师傅，去填补公共体系垮台后的空白。
所有的这些都是严重违法的，金正日比他父亲制定了更严格的条框来针对私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粮食问题也要按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市场和摊贩都会导致人们产生唯利主义，“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道，这也是金正日为数不多的几次承认粮食危机的讲话之一。除了能在家种些蔬菜，粮食不能在市场上公开买卖。卖大米或者其它谷物是严格禁止的；北朝鲜将之视为非法及不道德，是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上扎刀。任何私下的努力都被冠以“经济罪犯”，相应的惩罚包括流放到劳动营，如果涉及**，可能会被处以极刑。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个人不为自己着想，那么死亡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五百卡路里的热量维持生命；仅仅靠在吃在树林里所能找到的东西，一个人是很难活过三个月。死到临头给像宋女士这样不情愿成为资本主义者的人以新的勇气。
在上次大米生意的血本无归之后，宋女士意识到，她要坚持一门最简单的生意，不要出差，不要很多启动资金。她最拿手的、也是唯一的畅销的技能就是厨艺。但是做饭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柴火越来越难找。附近的山都秃了，有树的地方人都到不了。
深思熟虑之后，宋女士决定把她未来的重心放在烤饼干上面。饼干只需要在烤炉里烤十分钟就好了，一捆柴火可以烤四到五批。它们比面包容易烤熟，而且饼干是快餐食品很适合那些赶路的人。
宋女士加入了她的小女儿容熙的饼干生意，时年容熙刚刚离婚–她的婚姻，在容熙发现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之后，三个月就宣告结束了。容熙借了些钱，买了些废铁，让钢铁厂里失业的电焊工给加工成烤炉。烤炉大致上是方形，分成上下两部分，在底下一层烧煤，而上面一层用来烤饼干。
她还做了个饼干架子。宋女士和容熙还来回穿梭于城里的各个市场，从其它卖饼干的小贩那里取经。当时很多妇女都在卖饼干，有段时间，宋女士还去给她们帮工，边看边学。她也从其它小贩那里买些样品尝尝，对比一下。找到她们喜欢的口味，然后试图复制其配方。
她们的第一次尝试不尽如人意。第一批产品还不适合拿到市场去销售，即使是以北朝鲜的标准来看也是。为了不浪费宝贵的饼干原料，宋女士和女儿把失败的产品都吃了。最后，她们发现要多放些糖和酵母。而且她在配方里还加入牛奶。然后把生面团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样看上去真的很像是小甜饼–一种不是太甜且很容易消化的小零食。
宋女士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饼干。市场竞争的很激烈，她的饼干必须保持新鲜。她没有手推车甚至连用来卖货的木箱子也没有，只好把饼干放在塑料盆里，然后在用一个带子把盆子像背小孩一样背在背上，到行人聚集的主干道去卖，那里的竞争者会少些。她徘徊于市场里和火车站前面的大广场上。由于背还没好，当疼的时候，她就会双腿交叉盘腿坐在地上，把饼干盆放在膝盖上。
由于在事故中受伤的背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她就对着来往的行人吆喝兜售，一如过去她负责人民班时，需要吆喝大家收集可循环利用的废品及给祖国收集粪便一样。喊声充满热情。
“gwajasassayo。”这些话以朝鲜语一种单调的语调唱着。意思是“买饼干喽。”
宋女士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人们都被她的热情感染着；如果有人想买饼干，他们就会到她那儿去买，虽然可能有多过数打的人在卖饼干。一天十四个小时下来，她口袋里大概会有一百朝元–都是些五毛钱的钞票，可能还会有几袋其它的东西，有时是红辣椒，有时是几袋煤球，都是用来和她换饼干的。赚的钱刚刚够她买自己的晚餐和下一批烤饼的原料而已。拖走两条沉重的腿回到家后，往往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了，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又要起来，一切都又要重复一遍。不同的是，她现在不再饿着肚子上床而已。
数以千计的妇女做着同宋女士一样的事情。他们都是个体户。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或者店面；他们不敢设立售货亭之类苏联改革时期街头上司空见惯的那种摊档。关于商业，除了被灌输的，所有的私有经济都是唯利是图的之外，他们没什么概念。但是饥饿和绝望，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是当局宣传中所要求的永不涉及的禁区。在实践中，人们已经发展出一种在易物交易中衡量物品价值的技能；体力好的年轻人，可以到深山中砍到柴火，而宋女士到不了那么远，就只能用她的饼干来交换柴火。如果你有梯子，你就可以从电线杆上收集到铜线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没有电然后用于换吃的。如果你有那些废弃工厂的钥匙，你就可以拆掉那些机器、窗户和地板以作他用。
不论是烤盘还是小推车，都是个人手工制作的，工厂早就关门了。女人们把帆布剪成小块，把捡来废弃的橡胶融化，制成简陋的运动鞋。旧轮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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