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基价值上的投资。小说站
www.xsz.tw如果我们的发明的和管理的能力能给一所二千万元的
工厂创造需要和机会，我们就应该对那种能力和那种投资提供诱因，这对国
家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应该对地基价值的所有人提供诱因，他们的价值是
一种社会需求，这种价值的增加，没有相应的个人能力的努力或者新投资所
可能造成的新建设。
今天，由于工业和农业上的新发明和技术的变革，新建设空前重要。它
们容易更快地损旧，特别是容易过时作废。可以估计，新建设平均在十年或
十二年内全部损耗和由于废旧而丧失生产力，因此平均每八年或十年必须全
部改造。近来有人建议资本投资上的所得税应该每年减除百分之十作为折
旧。鉴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折旧和陈废大大地增加，这种减除不是不公道
的。所得税上的这种减除对资本建设提供的诱困，大概仅够恢复由于折旧和
陈废而降低得很快的价值。
可是投资，在现行的官方定义下，包括空地的地基价值。地基价值整个
地是不是比其他可以征税的价值增加得较快，那很难说：可是，毫无疑问，
地基价值已经大量地从农业地区和小地方移转到商业、工业和金融的城市区
域。这种情况不断发生，没有所有人的任何生产性的努力，没有他们的个人
能力或者新投资建设的作用，而是完全由于人口日益增加以及产业和金融日
益集中于有利的地点所引起的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既然是这样，社会不能
对地基价值的所有人提供任何诱因，促使他们增加生气。这些纯粹的地租所
得，根据李嘉图的说法，是完全非劳动的：另一方面，个人能力的所得以及
建筑改良、机器、原料和土壤出产力的保养上资本投资的所得，是劳动所得，
因为这些都增加国家的财富。
我们不必研究行政细节的复杂情况，就可以断言，从促使人们由于增加
自己的财富因而增加共同财富的观点来说，累进所得税的合理的分类需要像
这样的分类：个人所得，按最低的但是累进的税率：投资所得，按中等的但
是累进的税率；地基价值所得，按最高的税率，并且对巨额的地产也是累进
的。
4静态和循环
今天的需要，由于一般的生产过剩，似乎是一般的限制产量。在这种时
候说租税政策应该根据促使人们增加国家财富的诱因，和古典经济学家反抗
重商主义时的政策一样，无疑地是矛盾的。这确实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
可是，我们认为人们混淆了两种政策：稳定物价，目的在于抑制周期性的一
般生产过剩，或者防止萧条；适当地分配捐税，目的在于增加生产。这是现
代集体行动在利润边际狭小而变化无常的情况下所碰到的两个搅混不清的问
题。
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需要对捐税的影响作进一步的分类，弄清楚我们是
研究物价、生产和就业的静态的变动，还是循环的变动。以上的分析是关于
一种假设的、从古典派的传统推论出来的静态的情况，在这里人们假设各项
因素都获得充分使用，和其他因素处于平衡状态，当事人有一种理想化的选
择的自由。可是，这不是实际的历史情况。在物价上涨和繁荣日增的时期，
各项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在停滞或者繁荣日减和物价下跌的时期不同。扩张
和抑制交替发生，此起彼伏，像波浪一样，静态的分析为周期的循环所隐蔽。
有四种可以辨别得出的方法，纳税人用来避免捐税的负担：偷漏、迁移、
转嫁和抑制。这些方法随着循环而变化。偷漏是隐蔽或者低估应该课税的财
产或所得。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迁移是财产或者人从高税地区迁移到低税地区。偷漏和迁移使政
府不得不把负担增加在其他纳税人的身上，以便取得它所需要的钱。可是这
些负担，和政治或财政**的负担一样，在普遍繁荣的时期不受人注意。
转嫁是用较高的价格把捐税负担向前移转给购买者和消费者，或者用较
低的价格和工资把捐税负担向后移转给售出者和生产者；抑制是减少作为课
税对象的生产数量。转嫁和抑制不是总是加以区别的，可是两者不同，像价
格和数量不同一样。两者不是并行的，因为也许只有转嫁而没有抑制，或者
只有抑制而没有转嫁。可是，甚至捐税的这些影响在普遍繁荣的时期也简直
不受人注意。
转嫁和抑制比偷漏和迁移较为微妙。后者可以看得出。只无形体的或无
形的财产为对象的较旧的税种，因为逃避，已经放弃或减少，或者改变为所
得税。只有形的财产为对象的捐税，可以用低估价值来逃避。所得税可以用
迁居来逃避。这些主要地是行政的问题。可是转嫁和抑制需要经济的分析。
不管怎样，四种避免的方法，随着一般繁荣和萧条的变化而大不相同，
人们变更租税政策本身来适合这些变化。在涨价的时候，像我们的应税边际
图表所表示的那样1，转嫁捐税极其容易，因为人人能简单地“抬高”他的价
格，甚至超过捐税的数目。那捐税被“堆叠”上去，由最终消费者负担。可
是最终消费者起初并不抱怨。他能负担。因为他充分就业，或者在普遍涨价
的时期，他作为生产者，完全能够涨起并取得他的价格。如果销货总值的曲
线上升，像我们图表里显出的那样，显然捐税对于抑制生产数量没有什么影
响。可是在相反的价格下跌以及销售和就业减少的时期，捐税负担所耗用的
甚至超过利润边际，因为那时候价格的“拾高”只是一种无用的姿态，只有
抑制生产和就业，才能避免捐税。
因此，对捐税的转嫁和抑制的影响的静态的分析，必须和一般物价涨落
的循环结合起来。在一个时期，转嫁很容易办到。它不是一种负担，不起抑
制的作用，“没有人感到捐税的负担”在乐观的利益的协调中公共政策
无足轻重。在另一个时期，转嫁几乎是不可能的。负担受不了，生产和就业
已轻受到抑制，“人人感到捐税的负担”公共政策，因为人们硬要把捐
税转嫁给别人而搞得乱七八糟。
1参阅本书下册，第216页，应税边际。
这些概括需要由对各种不同捐税的特别研究加以修正。我们可以用两种
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保护税则，和地基价值的课税。保护税则的目的在于维
持国内价格，使其高于世界价格，以便刺激受保护的产业在国内扩张。地基
价值税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和改良，并且由于减低建筑物的捐税和增加没
有改良的土地的捐税，从而抑制土地投机。”两者都是保护的保护税则，
由于抑制进口业，促进国内制造企业：地基价值税，由于限制抬高地基价值
的营业，鼓励制造厂、办公房屋、公寓和住宅的建筑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由
于抑制一方面而促进那另一方面。一种可以区别为积极的保护，因为它提高
被保护的行业的价格，从而提高利润：另一种可以区别为消级的保护，因为
它减低对被保护的活动的平均课税，因而提高利润。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
总有一方面的活动受到束缚或抑制，在普遍萧条时期，利润边际已经消失的
时候，抑制最受人怨恨。
就税则来说，预期受保护的企业会以较高价格把捐税转嫁给购买者，虽
然最后是以增加效率来降低价格。栗子小说 m.lizi.tw符合上述情况的捐税，在繁荣时期实际上
随着普遍上涨的价格而转嫁，对购买者没有负担过重的影响，因为他们也能
堆叠成本，提高售价。可是，在萧条和物价普遍下跌的时期，受保护的产业
不能以单纯地提高价格而转嫁捐税，因为顾客们本身不能提高他们的售价，
包括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在内，那所谓受保护的产业并没有受到保护。
正是为了这种原因，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受到重视，
并且通常能减低税则；可是在物价普遍下跌的时期，大众就要求更高的税则，
所有的国家提高它们的关税壁垒，对付从其他国家输入的进口货的跌价。国
内生产者的集团尽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组织卡特尔，孤立跌价竞争者，
并限制出产。美国和外国历史上大多数保护税则都是伴随着或者紧跟着一个
跌价的时期。近年来，尽管各国提出许多专家意见，甚至达成了国际友好的
外交协定，提高税则仍然是全国人民对物价下跌的深得人心的抗议。它使得
许多议会和国会拒绝各国派往国际联盟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专家们提出的减低
关税的建议。
因此，征课关税的公共政策，虽然通常受静态分析的谴责，认为把关税
成本加在最终消费者身上，实际上并不总是这样。政策反而是追随世界范围
的一般物价变动的起伏。在物价上涨的趋势中，例如1897至1914年那样，
人们听到消费者诉说生活费用高涨的痛苦，他们竟然能引起税则的减低1913
年的威尔逊税则。可是在物价下跌的时期，诉苦的人是生产者，他们引起
越来越高的税则1920，1930年。不断变化的政策在转嫁上是不是有效力，
或者在抑制生产上是有害还是有益，以及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作用，需要研
究公共政策和一般物价起伏变动的相互关系。
把捐税转移到地基价值上，从而使建筑上的改良和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免
于课税，也是同样的情况。各项改良的供给预期最后会增加，从而减少为了
使用这些改良所必须付出的利息和利润代价。可是，既然这些改良所用的资
金是由新发行的长期证券供给。租税政策的影响被交替发生的繁荣和萧条所
隐蔽。新建设决定于长期的预测。一般说来，在萧条时期中长期利率低的时
候，新建设增多；在繁荣时期中长期利率高的时候，新建设减少。总之，新
建设的数量上的增加，受物价循环和物价趋势的支配甚于受捐税豁免的支
配。
因此，租税政策的影响，不管是偷漏、迁移、转嫁或者抑制，因投机的
忽上忽下而致隐蔽、混淆甚至颠倒，这种变动使经济科学从研究静态改变为
研究循环。可是，即使如此，循环可以使人们格外需要回到李嘉图的地基价
值地租以及联合在一起的利润、利息和工资的区别，这是他对地主制度和资
本主义制度的区别。最近，一家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组织，经营着五百五十五
所药房1的里盖特公司，写信给它的五百五十五个房东，说：
“本公司已经想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减低损失除了租金以外，各项开支已
经减到最低限度。职工的工责已经大大地减了三次，而他们工作更加努力，表现了服务的
忠诚。不能再要求职工们作进一步的牺牲；又不可能再减少营业费用。唯一的还
没有按现在价值调整的一项成本是各药房所使用的地位的成本。”
这里的情况类似法国革命后那一时期的情况，以及李嘉图形成他的关于
矛盾利益的学说时物价极端变动的情况。可是，现在的资本家是里盖特公司，
地主是那五百五十五个城市地基所有人。根据我们以前使用的金氏的计算1，
1925年房东收入的租金只占美国人民全部货币所得的百分之九，但是就这一
实例来说，租金的固定开支，在萧条时期，在效率增加以及工资和就业减少
以后，吸引剩余的利润边际的百分之百以上，使得一个庞大的和具有相当效
率的公司前途必然破产。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循环，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制
度的意义和他的地主制度的意义不一定就要混淆不清。在李嘉图的地基价值
的意义上，地主制度从共同财富中抽取私人财富，而不作出等值的服务。可
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李嘉图的意义上，以促使私人增加自己的财富，来增
加共同财富。捐税应该和纳税能力成正比例以及和服务于共同时富的能力成
反比例的课税原则，大致相当于季嘉图的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
可是，经济分析上从静态转变到循环，是从李嘉图的静态的以生产的劳
动成本作为价值尺度，转变到对未来金钱所得作为价值的尺度的投机的
循环。一切资本主义的估值都是投机性质的，土地价值上的投机，其投机性
并不超过商品、股票和债券上的投机。由于这个原因，李嘉图的地租和利润
的区别又混淆了。
这种混淆出现在金氏的议论里，他说不仅土地的所有人而且产品的所有
人，都不是按照生产成本，而是按照超过生产成本以外的价值上投机性的增
加，取得他们的利润。这些价值上的增涨都是“投机性的或者偶然的利得”；
如果一种是“非劳动所得”，其他的也是“非劳动所得”。因此，对它们作
不同的待遇，对地基课税而对各项改良和产品免征，是不公平的。
从私营企业的私人观点来说，这种议论是有理由的。可是它不承认从社
会观点、从地基投机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来说时，必须作出的区别。诚然，
一切利润都是在微薄的利润边际上投机的利得；一切捐失都是投机的损失，
部分地决定于幸运和机会。这正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利润的理由。对于工业和
农业上的利得，和对于地基价值的利得，都是这样。实际上，由于商业循环
和估计错误，土地投机的结果也可能不是利润而是损失，和在工业或农业上
的投机一样。如果我们的标准仅仅是个别机构的管理好坏，或者运气好坏，
那就像金氏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合理的原因要区别土地价值上的利得以
1原文是drugstore，美国的这种药房大都附设咖啡室。译者
1参阅本节下册，第169页，利润的份额。
及证券或商品的价值增涨上的利得。如果一种是不劳而获的增值，另一种一
定也是。”
可是，如果我们的原则也可以是投机对国家财富的经济影响，那未，股
票、债券、工业或农业上房屋、机器、土地出产力的价值变动所引起的利润
或损失，以及随着商业循环由社会不是个人造成的地基价值的变动所引
起的利润或捐失，就有区别。单一税者的个人主义的自然权利学说，或者个
人主义的单一税反对者的同样自然的买、卖或使用的权利不管这种投机
的买、卖和使用对共同财富的影响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习惯法，
一个人对于他自己过去劳动所得的东西享有权利，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警察权
力或者课税权力不能在合理范围内用来决定他可以谋利的有益于公众的方
向，对那种从不利于公众的方向得来的利润，加以捐税的负担。就工业和农
业来说，个人在增加衣、食、住的供给的活动中获得利润或者受到损失，这
是对“共同财富”的贡献。就地基价值来说，他在投机中获利或受捐，这并
不增加共同财富。
一切投机都是如此，不管是股票、债券、土地价值或者商品上的投机。
为了公众的利益，也许有必要想出其他方法，例如稳定物价，来防止物价上
涨、债务增多的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这种过度投机消灭物价下跌的市场上的
利润边际。这些补救办法是所谓警察权力的其他运用，例如限制股票市场的
投机，不是防止有益于共同财富的投机，而是防止不利于共同财富的过度投
机。
因此，静态的分析使我们能把复杂的课税因素分解为它们的基本成分，
并且形成关于它们的容易变化的影响的一般法则，但是繁荣和萧条的分析使
我们了解课税政策以及它对个人行动的影响这两方面实际的历史上的变化。
6.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障和预防
我的同事摩顿教授对威斯康辛失业救济法案的尖锐批评，接触到本书中
所发挥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比较切身的和实际的方法来说
明以前对本书读者显得非常抽象并且往往是矛盾的和令人迷惑的东西。再
则，它证明要实行任何旨在增进一般福利但是和私人利益矛盾的计划，有很
大的困难。
摩顿教授所提出的批评，在过去十年中，威斯康辛制造家协会在屡次向
立法机关陈述意见时，差不多全都提出。计划是由我首先建议的，第一次法
案于1921年由州参议员休柏提出。雇主们的批评是非常切实的，必须以切实
的方法来应付。在以后儿次的草案中都注意要做到这样，直到最后于1932
年在州议会议员格鲁夫斯的领导下制成法律。经过这样屡次修改以后，制造
家协会，虽然反对它，最后还是接受了，作为比其他的提案较为可取，和威
斯康辛州劳工联合会一样；于是此项法案制成法律。
失业保险的提议者本身就分成两派，提出了两项相反的议案。一派主张
一种“州基金”，由州政府官员管理，因此倾向于摩顿教授所提倡的“社会
责任”论。另一派主张“企业基金”，由各企业机构管理，受雇主组织、劳
工组织和州政府产业委员会的集体监督，因此倾向于参议员休柏和州议员格
鲁夫斯所主张的“雇主责任”论。
当然，在这些裁判和辩论中，以及在州内各地召开的公开会议中，发言
人的语言和他们的基本社会哲学都不是用抽象的概括来陈述，像现在摩顿教
授以经济学家为对象所用的说法。但是，哲学的和理论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正如摩顿从倡议者的宣传中提炼出来的那样。双方辩论者所研究的是一切经
济病症中最迫切的一项，他们和全体人民所熟知，可是现在归纳到这实际问
题：可以使谁人负责，以及谁能缓和或者防止这种毛病实陈上，正是由于
十年来这些讨论的帮助以及我自己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我终于能详细解说
更抽象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现在我能把它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解放
和扩张个人行动。
摩顿的批评接触到我的经济的责任论的基础，因为威斯康辛法案差不多
完全根据一种各个雇主对失业的个人责任的理论，而摩顿认为雇主作为个人
并不比别人负更多的责任。那种责任是“社会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冲突。摩顿对个人主义
的主张的批评，意味着失业津贴的负担应该按一种“三方面计划”分摊
雇主、工资劳动者和州政府而不是许许多多的“一方面计划”，由个别
雇主供给资金。
如他所指出，该项法案的设计是要使各个雇主只负责他自己的工人，而
不负责其他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