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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电影导演刘奋斗。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其实刘奋斗本来就不是这一伙儿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这本书找他有点儿像保持一个距离来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种种现象的感觉，而且他说话果然够狠。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我x，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我挺怕这种人的，我觉得这种人自己在心态上有点儿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流着血说，大爷，您给一点儿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比喻也真够挖苦的。至于刘奋斗为什么后来在大陆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没有出现，有人说因为他谈到了一些学生闹事的事情。可是我看他这一段觉得就像查建英所说的，他这番话简直能够上人民日报当社论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过。比如他批评80年代末期闹事的那帮学生，他说：“没事儿，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孩子啊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是北大、清华那边，有的时候在教室、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们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x，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岁、二十多岁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吗我不相信一个大小便不冲水的人，你们聊聊咱们国家这事儿，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看来他实在太关心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得好了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批机会主义者。譬如搞电影的人，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他认为这样做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不像足球死得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跟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像书里访问的阿城，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的感觉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能放风筝了”
注释：80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80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80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栗子网
www.lizi.tw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现这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80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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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七十年代
80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刚刚爆发，运动达到最火热、最**的时候；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其实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所以为了要追溯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七十年代。
这本书的概念看起来跟八十年代访谈录差不多，可是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一本访谈，它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和自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共性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怎样的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问题。
这里面张朗朗的临近的地平线写道：“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草棚里头、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表面上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勃发。”
朱振林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朋友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的这段回忆，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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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要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些小型的沙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像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他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景中。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辑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一个老人，那个人是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抄了他的书。一见他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为这个人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是想认真地听他说故事。谁知老人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结果大伙在这个挨批斗的南洋华侨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的知识，这是一种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073韩少功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嗨，你们枪都不知道怎么拿，怎么去打仗啊”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六十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70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但幻灭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却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叛逃、**去世，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你去反思。
李陀跟北岛编的这本七十年代，有很多人的回忆。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丽、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正在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的广播。”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吗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下午四点，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他们的反应居然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一刻让人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居然还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他们的笑容竟然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芒克低声说：“这回有戏了。”你看，这样一种描述，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反应。
再看文学评论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有一天他经过一个街口，见到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也不去留意。但是他们同伙之间有一个人眼尖，一看觉得不对，怎么不对这是刷什么标语大字报上居然写的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名字上还照例打上了两个“xx”。
“哎呀，这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然后大家就学着电影里面的说法“哎呀，变天了，又变天了”。这就是所谓的变天。
我看过很多人回忆，对“变天”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因为叛逃。黄子平教授说到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岛开一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平时集合后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语焉不详，聚集了2000人的一大片，寂静得邪乎，这时候他就判断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他是这样形容和回忆的：“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在我看来，所谓70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90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或许这正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怎么可能是林副主席本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本来是主席身边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就叛逃了”后来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更是让大家吃了一惊，甚至有人觉得里头写的还不错，有点道理，也有些奇怪。
注释：本书收录了包括李陀、徐冰、北岛、陈丹青、韩少功等30位作者，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生长和成熟起来。这一代人在走出70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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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的文章里，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他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我对这点也很敏感。当年他们曾经有个伙伴，把一封情书塞到一个女孩手中，大伙儿就闹，说拿出来看，这是耍流氓的行为。谁知道那个情书上面没有什么软绵绵的情话，反而抄了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要互通情报；第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就叫情书啊，换句话说，连情书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省得被人说是耍流氓，当然也不排除有开玩笑的成分。
074北岛
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大家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的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
黄子平回忆说：“到70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最单纯的好这个字，说谁谁谁跟谁谁好上了。很早开始挪用政治词汇来表达一件事情，比如说找对象，谁谁谁跟谁谁对上像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等众多事件，一个连上的指导员被检举，说他淫辱女知青。后来大伙儿开车，路上经过连上指导员的家，看到他家给人封了，路过的时候，有人就说：“嘿，这人还真能改善生活啊”
70年代有很多文艺的潜流在地下发生，一些是一部分回城的知青自己搞个小沙龙，回城之前他们在乡间经常串联到不同村子一块儿聊天，就算不到别的村子，晚上私下会有很多通宵的聚会。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这个地方很奇怪，明面上是**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得实在也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他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出现一次，“在那个禁欲的年代，山沟里在性方面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讶异，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个电视剧，是一个政治宣传片，叫寒流，拼命丑化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的时候，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是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民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严丽，曾经在戏院里头给人耍流氓，“严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之后，严丽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只记得在一帮小孩里面，严丽一下变得很神秘和不可捉摸。那时候还没有魅力这词，严丽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变得比她原来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头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呢”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制的情况下，**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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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说她注意到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她是文工团的。她在假期中，**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王安忆的形容，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来这个格外的装束有一种不同的韵致。
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俭肃的年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出她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
另外，除了这些性啊、感情啊，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在食堂里被清查，整个食堂被查翻，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下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几个月没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发，给他们安排了一锅炖牛肉，食堂由于急着让大伙儿吃上肉，肉没炖烂就出锅。尽管大家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
张朗朗说到一件跟吃有关的事情，他的情况比较惨，他是坐牢。坐牢的时候有一个狱友叫老李，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一个名厨，阴差阳错被外交部选中派到国外，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待过。后来有人在国外揭发，说他买菜的时候有猫腻，马上被送回来，这就很严重了，什么罪名这叫做叛国投敌，于是这个“叛国投敌”的老李进来跟他们坐一块儿。这时候上头要求这些关在狱里的厨师想办法怎么样出去，因为好厨师都在坐牢，现在得弄几个出去，大概是要给一些国外政要献艺。于是一伙厨师就在监狱里头听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伙儿拿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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