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比他还穷的时候，他也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出来赈济朋友。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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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激进的社会改革派，他只是宽容地看待身边的所有人。在他眼中，没有人是不美好的。兰姆不是那种因为特别怜悯乞丐，所以要带他们去搞社会革命的人，但是他总是能够欣赏到他们美好的一面。
伊利亚随笔集中有一篇文章很有名。当时英国家家都用烟囱，难免积攒烟灰，所以要找一些身体瘦小，能够钻进烟囱里去的小孩清扫烟灰，通常都是穷苦人家的小孩干的苦力活，小孩也因此常常生病。有一天，兰姆在街上走，冬天的街道地面很滑，急急行走时不小心摔倒了，他说：“我这人啊，很是要脸，这时候赶快起来看看有没有人发现。”结果刚好有个扫烟囱的小孩看到了他，耻笑他，他发现这个小孩：“笑得眼泪都从红红的眼角流出来了，那眼睛是因为平时常哭，加上烟熏火燎才变得那样红，然而在万般凄苦之中，他那眼睛里还是闪耀出一点得之不易的快活光芒为了让这个孩子能笑得多一点，我摔倒多几次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查尔斯兰姆式的心灵鸡汤，而且别忘了，他是个散文大家，这样的心灵鸡汤是不是比如今那些划算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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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每天一定要看点书，哪一天不看书就很不舒服，但在四川地震之后的一个多礼拜中，大概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看书，不是不能看而是碰不了书，完全看不下去。这种时候总会想，到底读书的作用在哪里读书人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有一些写作的朋友，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发电邮给我，说：“你看，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时候还读书或者还写作，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于是我想起一个西方思想史上跟地震有关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前后经过好几次变形。
启蒙时代，法国有一位大思想家，叫狄德罗，狄德罗就是那套著名的百科全书的发明人之一，他曾主持过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同时也写过很多文学作品、思想讨论文章、艺术评论等等。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里面出现了两个角色的对话。内容是说，你想象一下，有一个很可怕的杀手，在我们法国穷凶极恶，现在跑了，跑到一个遥远的中国海岸去了，那您会不会为了那边的中国人担心呢然后另一个角色就说好像不大会担心吧，因为他如果是跑到巴黎的塞纳河旁边，我当然很担心，但他若跑到中国，那儿离我们很远的。接着第一个角色又问他，那你不担心他在中国也会像在我们法国时这样到处杀人放火吗
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讲，当时的中国是个很遥远的国度，所以狄德罗特别用中国来比喻一个想象中很遥远的他方。试想一个欧洲的杀人凶手，倘若跑到中国去，我们好像就不再害怕和忧虑了，因为他不会害我们了，他害的是别人，害的是那些你感到陌生的、不熟悉的、遥远的中国人。
后来名作家夏多布里昂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复杂了一点，他讨论到一种假设：如果一个欧洲人，不知道为什么拥有了一种很神奇很玄妙的超能力，使得他可以利用这种力量害死一个在中国的百万富翁。他在欧洲这边的户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多了一大笔钱，原来他把那个死在中国的百万富翁所有的财产都继承了过来，但是这中间完全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至于百万富翁是怎么死的，他那边的乡亲父老也不知道，这边的欧洲人当然更不会知道这笔天降之财原来是通过卑鄙的杀人手段获得的。接着夏多布里昂就问，倘若在这种情形下，你愿不愿意使用这种超能力呢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道德问题：倘若有一些坏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自己获利，在保证没有惩罚又没人发现的前提下，你做不做得出来你又愿不愿意去做呢上一个故事问的则是你对遥远地方的人有没有一份同情心有没有一份感同身受的能力
关于这些，另一位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对这个故事做了更丰富的变化。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亚当斯密是国富论的作者，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健将。大家都觉得他是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其最有名的观点就是“无形之手”。他曾经打过譬喻说一个面包师傅之所以要做面包，不是为了让我们吃到好面包，不是为了要填饱我们的肚子，而是因为他要挣钱。假如每个人都像这个面包师傅这么“自私自利”的话，奇妙的情形是整个社会都会获利。于是大家一直以为亚当斯密是个很喜欢强调人性贪婪跟自私，同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思想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亚当斯密是个道德哲学家，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道德情操论。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把刚才的故事做了很大的变动，他说如果今天一个有人性、有良知的欧洲人，听说在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死了很多人，那他会怎么办首先，这个欧洲人当然也会为之神伤，尽管他不认识那些中国人，他也会难过伤心；接下来他还会花一点时间去沉思一下这场地震灾害的意义所在；再下来他可能开始想到贸易会不会受到损害，然后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的步调了。
亚当斯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其实人应该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关怀。在理性范畴，我们都知道应该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同类，不只不能对我的乡亲父老干坏事，对一个陌生人也不能干坏事，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包容慈爱之心，但这是理性上的认知。而感性上我们其实没有这种道德想象力，两三百年前的时候，苏格兰跟中国隔得多遥远一场地震传到那儿需要多久所以亚当斯密认为我们之所以要阅读，要学习，就是为了丰富我们道德上的想象力。
如今我们有电视、电影，有互联网，我们能够随时看到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和他们的苦难，所以四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有那么多跟我们不熟悉的人和我们一道哀痛，也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们依旧阅读，因为阅读更能巩固和丰富我们的想象力，通过阅读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不同的人，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你要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投入进去，想象你就是他，感受他的欢喜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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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玛丽道格拉斯
作者小传
玛丽道格拉斯rydouglas，著名人类学家，一生笔耕，发表大量著作，对世界人类学有重大贡献，可谓现代人类学大师。其著述虽在华文人类学界享有高度名望，但论著多数尚待翻译。她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国内同人述评之作间接产生。
人们常常提到禁忌，什么叫禁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禁忌禁忌有什么独特功能比如“脏”的禁忌，一双鞋子，其本身谈不上脏或不脏，尤其是当它放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到自家鞋柜或者门口地上摆的鞋子，不会说它们脏，但如果把这些鞋子放到一本白净的书上去，你会不会觉得很脏至少有点儿不大对劲吧。同样，如果一本书放在桌上，你觉得是正常的，要是我把它甩到地上去，你就会觉得它被弄脏了。这说明所谓的“脏”不是一个有本质的东西，它是一种空间里关乎位置的概念。
我想介绍的这本purityanddanger可惜的是没有中文翻译，书名译过来叫做纯洁与危险或者洁净与危险，作者叫玛丽道格拉斯rydouglas。玛丽道格拉斯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类学家，刚刚去世不久，死前还被英国封为女爵士。小说站
www.xsz.tw她活了86岁，完全改变了现代人类学，甚至是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识。
这本书首先提出的挑战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叫做“肮脏”的问题。我们过去常常觉得肮脏表示某个东西很不卫生，可是你仔细想过什么叫做不卫生吗其实这不只是个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更是一个文化习惯。比如我们会觉得坐在地上很脏，但对日本人来讲，坐在地上就不脏了，我们会说用手吃东西很脏，但是印度人却觉得用手吃东西那才叫干净，所谓干净与不干净，脏与不脏，是有文化作用在里面的。一个东西干净或不干净决定于它的空间和位置，这就是玛丽道格拉斯提出的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想法。她从这个想法开始接着研究别的社会禁忌问题。
她很仔细地研究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圣经的利未记leviticus，认为过去有很多解释非常奇怪。书里耶和华就是上帝，他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注意，猪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骆驼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兔子不能吃，它是不洁的。水里面的东西都能吃，可是水里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也不能吃。天上的东西大部分可以吃，可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吃。它规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而且规定得很奇怪。什么叫干净，什么叫不干净什么叫洁，什么叫不洁
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理解这些命令。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兔子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猪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常吃的海参、海蜇不就是这种东西吗难道吃了它们会有问题吗很多学者都曾经研究过，而玛丽道格拉斯则用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方法重新去看这些禁忌食品。她总结出一种规律：原来所有的禁忌都能够反向折射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的宇宙观，可以从中看出它怎么去分类万事万物。比如像犹太人，他对动物的看法就符合这一点。猪为什么不能吃猪跟牛羊一样，有蹄有脚趾，可这其中的大部分动物都会反刍，猪不会反刍，所以猪是一种“异常”的动物，在这种类别里面它是不正常的，是异类。所谓不正常就是位置摆错了，像把鞋子摆在书上是不对的，所以它是“不洁”的。同样，骆驼会反刍，可是它没趾，所以它也是异常动物；大部分水里面游的东西都是鱼，犹太人觉得，鱼有鳞片、有鱼鳍，可是海参、水母、海胆、海星这些东西没有鳞片，没有鳍，所以没办法好好地被安放在“水族类有鳞有鳍”这个类别里，于是它也是不洁的，不干净的。
有一些话常被叫做粗话、脏话，不是那些话本身是粗的、脏的，倘若你身边所有人都是黑社会和流氓，天天都说这些，你便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若在大庭广众或者电视上说脏话，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能接受。一个东西的定义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伟大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创建之一。大家看完这本书或听我介绍之后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自己身边有什么样的禁忌，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不能说、不能吃的，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和宇宙观，会发现我们是如何分类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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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查建英
066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小传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主要著作：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个好东西等。
很多人都在怀80年代的旧，因为80年代是运动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特别是对一些读书人或是喜欢亲近文化的人而言，80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之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八零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这本书是几年前出版的，我们在大陆看到的是一个删节版，我看得是香港的定版，也就是全版，所谓全版，主要就是把一位电影导演刘奋斗的访谈放了回去，因为据说原版里的这个章节在大陆过不了关，砍得太多，最后干脆把这一章全部抽了出来。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80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的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newfashion的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80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或者应该说几乎都是一些“弄潮儿”。
谈80年代的文章常让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就是80年代，上接70年代，整个20年似乎是一个聊天的时代。或许70年代还有很强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上面压着，但是大家私底下已经会自己找空隙聊天了；到了80年代，不要以为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了，不是的，中间也有很多小插曲。比如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闹这个一下闹那个，但即便如此，民间聊天的气氛却越来越浓厚。所谓聊天的气氛指的是当时的文化圈、学术圈、思想界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特别有时间，常常挨家挨户地串门、聊天、侃大山，一谈谈到深宵，甚至干脆在人家家里头睡上一夜。关于这个经历，这本书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将来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做诸如知识分子社会学或者知识史研究的话，研究这种串门或者口述的文化，是怎么散布怎么结社等等，应该是很有趣的。
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怀念起80年代，觉得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那个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你的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论，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是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说到甘阳，这位80年代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里其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他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就会慢慢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晓得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读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慢慢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在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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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伙儿天天这么聊天、神侃，到底侃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在书里说了，当年的文化热就是注重讲思想。但所谓思想就是给人一种聊天聊出来的感觉，底下的基础好像不是很扎实。当年李泽厚曾说进入90年代，很多人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于是他概括出一个学问家突显、思想家淡出的公式，也是当年很有名的说法：80年代有思想，90年代有学术。这个思想跟学术的对立到底有多准确呢或许这个说法太粗糙，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80年代的人学养方面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往往举出80年代做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多数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总结，叫做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改革一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像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就隐藏着这么一条线索。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个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片，就这样学懂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说起来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80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80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可是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书里就有很多反思。比如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刘索拉说得也够狠，她说：“其实想想，80年代的中国有点像欧洲18、19世纪，资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丁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就进入史册了。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铃咣啷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觉得你们在西方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得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也就是说，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就像是从外来借鉴的养分里面养出了一些东西，而这些外国人也夸大我们的成就。刘索拉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此外她还批评了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前的音乐家只有一腔热血，为民族、为革命。真正的精英意识指的是对专业品质的纯粹追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社会有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显然她的批评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她把这个病根追溯到了80年代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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