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君和新月的事奔走。小说站
www.xsz.tw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并写信表明心迹，说：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5
第十部分：”**”的诤臣19301937“人权”余波2
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他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但胡适既送杂志，又表心迹，希望“互相认识”，还是有作用的。
这年10月，胡适又要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蒋介石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可见在蒋氏那一面，对胡适是有了相当的认识，也相当的器重了。这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后来“简任”没有，不得其详。至少大约开始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罢。当时，有位“敬”先生给胡适写信说：
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可以保留**发言之地位。爱公或无如弟者，唯形迹稍疏耳。在君按，即丁文江请其一个月之犹豫亦可打消，不如再来为要。6
据此可知，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而此后，蒋介石肯定要借重胡适、丁文江，以其“**发言”之地位，来为党国效力了。这年11月11日，蒋介石便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真十一日”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胡适自己也觉得财政委员会的发表，“可谓神速”，只是因为“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7
1见1930年11月15日申报；并参看1930年11至12月间杨亮工、高一涵、蔡元培、傅东华等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33、3637页。
2转引自胡适1930年11月25日致胡汉民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233页。
31930年12月9日胡汉民随从秘书处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4页。
4胡政之1930年12月25日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637页。
5胡适1931年1月18日致陈布雷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0页。
6“敬”1931年11月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5页。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写信人署名“敬”。耿云志先生据中国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1930年9月17日陈叔通寄所作季常死状一文给胡适，该文署陈叔通，而信末署“敬”；又将档案中信件笔迹对勘，考定此信系陈叔通所写。见耿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陈叔通，名敬第，后以字行。长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7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册，1931年11月11日。三版注
第十部分：”**”的诤臣19301937**评论的“**精神”1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评论。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便标榜所谓“**精神”，说：
我们叫这个刊物做**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的精神。1
后来，胡适还多次反复强调、宣扬这个“**精神”，并指责别人不**。他说：
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2
他们强调事实和真理，强调“**精神”，显然是不错的。他们社办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在经济上也是**的。3那么，**评论是怎样讲事实，讲真理，怎样贯彻“**精神”的呢
**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
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啊
那么，聚集在**评论周围的这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怎样看待当时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呢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政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中间也有真诚地向往“**”的，有的则是不能不装一点“**”的门面。例如胡适与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国民党与**之间说点“公平”话，不承认**是“匪”。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自从国民党**以来，对于**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
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4
这说的确乎是事实。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们甚至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不是匪，是政党”
，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这也确乎有一点“公平”。然而，他们又说“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这自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想，“剿共”还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有一点“**”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到处查访共军的情形，向与**确无关系的老同学打听“剿共”的消息，偶尔也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向来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5这些情形反映得比较客观，也确有一点“**”的色彩。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6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7这些也都显出一点“**”的色彩。
但是，这种“**”的招牌挂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渐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一类的词语。81932年9月，丁文江发表一篇政论，题目就叫“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文章说：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与异党合作按，指追随国民党的一些小党，以谋根本的建设三件事体。以原则而论，国内的多数人大概可以赞成。“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9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辩解与阐释的，隐含的是**精神，却看不到什么“**”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得逞。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时的**评论便连篇累牍刊载拥护“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等等。10以后一篇文章为例，“匪”字满纸，且说共军所驻的地方“都有白骨丛冢”，县苏维埃所在地“杀人特别集中，万人坑有70之多”，保卫局“附近的万人坑很多”，把红军和**描绘成了杀人的魔王。而胡适竟在编辑后记中，特别赞扬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又赞扬这位**作者具有什么“史家的精神”。从此，拥蒋**的态度就相当明朗了。胡适自己也在他的南游杂忆中，情不自禁地直接出来歌颂“剿共”的胜利，说：
第十部分：”**”的诤臣19301937**评论的“**精神”2
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去年萧克西窜，广西派出剿御的军队只有六团是省军，其余都是民团，结果是把萧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窜，广西派出的省军作战的只有十一团，民团加入的有15个联队，共约二万人，结果是朱毛大败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虏七千多。
对省军和民团的赞扬，与对**和红军失败的描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心情，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
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他的这番话颇有特点，颇为坦白，也颇有代表性。“哑子吃黄连的苦处”一句妙语，正惟妙惟肖地写出了**评论一些人的复杂心情：他们不相信**，却又哀怨国民党不争气。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不像一般胡涂政客党人，更不是势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国民党那样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势，虽然同情支持，却又有许多说不出的怨恨和忧伤。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国民党也作一点批评，提一点忠告，有时甚至言词也很尖锐。如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说：“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又批评国民党政府“箝制报纸言论与新闻”自由，“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并希望“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立论相当尖锐，但都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改良统治。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自白，也可以代表**评论中一些人的心声。他们标榜“**精神”，要保持一点“**”的门面，为的是要更好地为政府说话，为党国做“诤友”和“诤臣”
1载**评论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2胡适**评论的一周年，载**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出版。
3当年住在胡家，为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吕，曾在日记中记下“**评论社”初发起时，社员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单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尧生330元
吴陶民340元
胡适360元
翁咏霓240元
陈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蒋廷黻240元
顾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
周寄梅50元
吴景超30元
张奚若570元
cerozier300元
以上共4200元，为**社之基本金。张奚若和ce捐款，而是归还努力社款张和别的款ce入的。三版注
4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载**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适的“附注”云：
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
由此可见，该文的观点不仅是胡适所同意的，有的还是他修改的，当然也就是他的观点。
5毛子水南行杂记“一关于剿共的”，载**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6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7参看协作外交原来是焦土外交载**评论第98号，及**评论第101号编辑后记。
8参看叶叔衡的现在要集中全国的知识能力来解决国防问题载**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蒋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载**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出版。
9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载**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出版。
10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载**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载**评论第120号，同年9月30日出版。
第十部分：”**”的诤臣19301937**评论的“**精神”3
见**评论第120号的编辑后记。
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载**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南游杂忆全书，同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载**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任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载**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出版。三版注
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载**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日出版；本文又载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星期论文”。三版注
胡适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08页。
第十部分：”**”的诤臣19301937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分歧1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为宗旨的进步团体。第二年元月，北平也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北方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以政治犯罪名而陷于缧绁之中的青年，对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和胡适个人，都寄予很大期望。他们推想，胡适一向崇尚人权，主张民主宪政，由他来主持北平分会，必能为保障民权大展身手。因此，祝贺、建议及申诉、求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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