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栗子小说 m.lizi.tw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设法补救，便又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4仍多方辩护，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关于军阀的问题，胡适则说：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论他们争论的“扰乱皆军阀之所为”，还是“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胡适总算也承认军阀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他又把“近年各地的**暴动”，与军阀一起归入“扰乱”，当成了敌人。对于胡适和新月社的这种“根本态度”，国民党蒋介石当然不应再“惩办”，而应深表欢迎了。
怎么来打倒这“五鬼”呢胡适宣传的还是他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他说：
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这也是胡适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他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甚至“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革命。
看到这些，人们却反而难以明白，胡适他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从革命的对象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国**领导的人民革命相对立，也与中国国民党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路线相对立。说它是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罢似乎也不对，因为连资产阶级那一点反帝反军阀**的精神也见不着了。真是一条无以名之的奇特道路。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19271930“五鬼乱中华”2
1关于“平社”，可参看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手稿本，第8册，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有关记载。其中5月19日前，附有“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其分工列表如下：
三版注2我们走那条路，于1930年4月10日写成，12日晚上提出讨论，13日胡适补作“缘起”，然后发表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10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本节所引文字，未注出处者，均见此篇。栗子小说 m.lizi.tw
3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于村治第2号，转载于新月杂志第3卷第1期之“通讯”关于“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讨论栏内；后由胡适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一”。下引梁文，均据此。台北远东版胡适文存第4集，经作者删改，本篇所附录的梁漱溟文被删去。
4载新月第3卷第1期，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二”。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1
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可以说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便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1这是他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并且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他后来说：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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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尚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试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难得的。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倡文学革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刚到40岁便动手作自述。后来逃亡美国，又有半部“口述自传”，3还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4这后两项自然是后话了。胡适不仅自己写过许多传记，还常常劝别人写自传，5足见他是一个“传记热”。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6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7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小说站
www.xsz.tw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倒还是不错的。
他曾到处劝老辈的朋友们写自传，却都是口头上答应，笔头上不实行。他便自己动笔，开始写自传。他原来打算“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颇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走上了正道。他说：
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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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虽然“颇使志摩失望”，但毕竟变得对；否则，四十自述会是另一种样子，不成其为自述，也就很难说有史料的价值了。
历史的叙述，只要剪裁得当，描写传神生动，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后，刘大杰曾写信给胡适，评论说：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2
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爱第二篇九年间的家乡教育。那篇给予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9
他的看法大致是公允的。好的传记，应该是既具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信史；又应该形象、具体、生动、传神，给读者以文学的趣味。现在的这本四十自述，其中自然难免有“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也难免有讳饰的笔墨，但基本上还是“谨严的历史叙述”，甚至也不加讳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文字也自然流畅，间有生动传神之处。虽然不一定像他自己宣言的那样“**裸的叙述”，却也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一部自传。
胡适从40岁在上海开笔写自述，迁居北平后陆续写了几章，43岁那一年方才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事情打断，他只写出了赴美留学以前的一段生活。
虽也自成段落，毕竟只是“半部书”，而且是始终没能续完的“半部书”。
1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手，在上海成两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都在新月杂志上刊载过。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2论领袖人才的来源，原载**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题为领袖人才的来源。引文见该书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14页。
3胡适口述自传，是50年代胡适在美国时，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用英语口述的自传。口述时曾得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君的协助；后又由唐氏整理，译为中文，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据胡适手拟的口述自传大纲看，这本口述自传只完成原计划的前半，也只是“半部书”。
4丁文江的传记，也是胡适逃亡美国时所作，于“1956年3月12日晨三时写完”。共17章，约12万余字。同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抽印本；1960年，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缩印本。
5胡适曾先后劝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等许多人写自传，参看四十自述自序。
6参看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四，第521522页。
7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原载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卷首，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下面的引文，见该书1931年6月3版，卷八，第10871091页。
8四十自述自序，见该书卷首，又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第627628页。
9刘文杰1931年2月2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52页。
第十部分：”**”的诤臣19301937“人权”余波1
1930年11月底，胡适挈妇将雏，离沪北上，住进新租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寓所。心想，从此离开那因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烦却未能完全了结。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氏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采取萧规曹随的方针，于校事无所变更，故仍为当局所不满。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说：
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1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胡适素养好，不怕骂，但看了报纸，虽不忧心忡忡，却毕竟也不得安宁呀。
接着，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的讲演，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又是针对胡适而发的。其中说：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2
这里的“所谓哲学博士”，明明是暗指胡适的；而言词如此愤激，明显是对新月谈人权，争言论自由的余恨未消。他们虽然后来也贡献过“五鬼乱中华”的妙论，并把**也归到“五鬼”里面了；但似乎还不够将功折罪，所以，胡汉民要把胡博士拿来训斥一顿，以警诫谈所谓言论自由者。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尚不行时，所以“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因此颐指气使，对胡适很不客气。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得了。3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心里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
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4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这便是在中国谈人权，谈言论自由的结果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也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曾被拘捕，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们谈人权的事，余恨未消的缘故。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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