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萨尔茨堡,但我终于和往常不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紧张气氛。小说站
www.xsz.tw可是我没预料到,当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我美丽的家园时,竟是一种告别。
我曾打算在法国工作,以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爱那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
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
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那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书在那上拥有几乎与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陌生人。我爱那里的人民,我爱那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当我乘的列车开进巴黎北站时,便会产生这样的感情:我“回来”了。不过,那一次是由于特殊情况,我比往常提前离家,可是我又想在圣诞节后到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哪儿去呢我想起来了,自从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老是待在巴黎呢,为什么不去伦敦待上十天或两个星期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呢再育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就这样,我没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别快车,而是坐上了去加莱1的火车。在三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里,仍然是那样迷雾蒙蒙,我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了。一到伦敦我感到惊奇的第一件事是,我将不再象从前那样坐马车而是乘小汽车到旅馆去。雾,阴凉、柔和灰色的雾,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
那过了三十年的嗅觉又已闻到那种包围在你身旁的特别呛鼻、潮湿、郁闷的
空气。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也没有带多少期望。在伦敦,我几乎没有友好关系,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和英国作家在文学上的接触也不多。在他们和我们不完全相通的传统里,他们在自己的范周之内,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
我今天不记得,在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许多书籍中,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品馈赠给我的书。我曾在赫勒劳1遇到过一次肖伯纳。
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我自己的那些书虽然都已译成英文,但在那里不太出名；英国还一直是我的著作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友谊的时候,我还从未见过一位要在英国出版我的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准备,象三十年前一样在那里忍受陌生的感觉。
可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我在伦敦感到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自己变了。我老了三十岁,在紧张和过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之后,我渴求再次过上平静的生活,别再听到那些有关政治1法国北部地名,隔海与英国相望,为欧洲大陆与英国相距最近的海口.1自一九五○年起为德累斯顿城市的一部分。
的事情在英国自然也有政党,辉格党2和托利党3,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说,在文学中也有门户之见与流派,各种争吵与隐蔽的竞争,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别使我感到舒适的我终于又感觉到在自己周围有一种谦恭的、宁静的、没有仇视的市民气氛。
在前些年里,没有什么再比在农村和城市里笼罩着我的仇恨与紧张气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进那种争论中去。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张皇失措的表情,伦敦和我们那里不一样,在伦敦的公共生活中,诚实和温文尔雅有着较高的水准,而我们的国家由于充满了欺骗而变得不仁不义。栗子网
www.lizi.tw伦敦的居民生活安详、满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心爱的小玩意身上,他们不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留我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已出版,我正看着我写的伊拉斯谟那本书的校样,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在完成那部影时现实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的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我马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的手迹感兴趣,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浏览着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真的参预了谋害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可看的读物,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象保护圣灵一样保护着她,一本肤浅而又愚蠢的书。出于无法医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它说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开始对这件事件发生兴趣。我打听哪一本是真实可靠的书,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于是我寻找,摸索,不知不觉陷入了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并不真正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那本书后来使我好几个星期离不开图书馆。当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已决定,我想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把那本书写完,我得回到对我来说已变得可爱的伦敦。
用不了两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已变得非常糟糕。从充满宁静、安稳气氛的英国到那个弥漫着狂热和好斗气息的奥地利,就象人们在纽约的酷热的七月天,从一间空气凉爽、有空调的屋子里突然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报纸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感到经济压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抵御希特勒,一直在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
法国和英国太疏远了,而且它们对奥地利也极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怀着宿怨,在跟维也纳竞争于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当时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潮流,解散国会,从而也就结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灭或者剥2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反对王权和国教而主张议会有最高权力的党,十九世纪演变成现在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对立。
3一六七九年英国的保皇党,十九世纪中叶后的英国保守党。
夺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有势力、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的权力,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的。而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针对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个组
织,即所谓“民团”。从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个极可怜的组织,它由
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不名身分的人、没有工作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
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互相疯狂仇视。他们终于在那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1亲王身上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那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谩骂过共和国与民主,现在却带着自己的雇佣兵作为希特勒的敌手东游西荡,并许诺:“要罢许多人的官”。栗子网
www.lizi.tw那些民团到底想于什么,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目的,无非是想混一碗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推着他们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爱国主义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着的树墩自取灭亡,自己却不知道。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本身来说,那个党不必畏惧公开的斗争。它有自己的武器,并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于瘫痪。但那个党知道,“希特勒正等着这样一次所谓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这样的借口,他就可以作为”救世主“开进奥地利。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恰当的做法,便是牺牲自己的大部分权利乃至国会,以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样一种折衷方案。甚至连多尔富斯那样一个多谋善变、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倾向于团结一致。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1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要求保卫同盟交出它的武器,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人则反对这种要求,双方阵营接连不断互极发出威胁。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情绪,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混浊的天气没有一阵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待了几天,便马上去维也纳。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几天,突然来了那场暴风雨。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那里是军火库,要夺走那里的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回答,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人为的被迫“革命”。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逼向维也纳的工人住宅。进行整整三天艰苦的巷战；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优势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我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的**自杀的见证人,不过,由于我今天想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我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这样一件初看起来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点也没有看到那次革命。一个挺身而出,想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他说明当时真相的人,1施塔勒姆贝尔格furste.r.von一starheerg.一**九九五六,一九二三年参加希特勒的暴动。
后来支持多尔富斯。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五年流亡国外。
1法伊feye,一八人六九三八,一九三二九三五年为维也纳民团头目。多次出压多尔富斯和舒施尼克政府的部长。
必须有勇气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我觉得,最能表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革命是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发生,然而只涉及少数几个地方,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的革命。所以看起来非常奇怪:在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待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在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么也没看见,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毫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我却一具也没看到。每一个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都比显然是见证人的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经过。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惊人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马路的人,也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当几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后,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见到了那条消息。我马上向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异的是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惊的是,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竞不如在伦敦每个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维也纳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
面来说明:与今天同时代的一个人要想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
件发生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处在关键性的位置的话。我当时经历
的全过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相约在
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想横穿马路时,突然有几个芽着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匆匆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馆,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市郊已进行了好几小时的枪战,可是在市内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萨尔茨堡,当晚我国旅馆结账,那时旅馆的看门人才跟我说,恐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此外,市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其词,好象说它已经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政府决定在机枪之后用大炮对准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没有听到大炮的声音,我想,如果当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的话,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者被**人所占领。我也许就象当时慕尼黑的人一样知道得极少,他们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却非常激烈。我们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说法,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为查阅一些资料到了国家图书馆,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在看书、在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开着,人们完全没有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铁路交通几乎还未恢复,我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街上,我遇到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向我走来问我,维也纳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作为那次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不清楚。你们最好去买一张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要为我的生活作出抉择。
我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是下午到达家中的。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好多校样和信件,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干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厚的老仆人我要是不事先明确约定一个时间的话,他平时是从不来叫醒我的他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跟我谈话。我有点儿吃惊,一边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个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抄家的,说什么我应该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回答什么是好了。在我家里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多么荒唐我从未属于哪个党派,我也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再说,这岂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吗一个武器库正好设在位于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别人怎么会看不见有人把枪支或武器朝山上背运哩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是冷冰冰地说:“请,你们搜查吧。”那四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敲敲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那种马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马上明白了,那种搜查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人真的相信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个储存武器的仓库。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走得无影无踪。
那出闹剧在当时为什么会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
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么神圣。自一九三三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
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我认识的欧洲朋
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奥地利搜查私人家庭还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要对象我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多少年没有行使过自己选举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别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典型的奥地利作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用炸弹和爆炸物每夜骚扰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然而那种监视当时得有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已经采用恐怖手段。当局每天收到恐吓信,信中说,如果他们仍然“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纳粹分子关于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兑现。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们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在我家里的搜查表明,那些人会对任何人采取那种安全措施。不过,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秘密警察来过我家之后,我不再喜欢我的家了。一种直感告诉我,那样的插曲只是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成包,决定从此长期生活国外。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祖国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我的家庭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于对自己的故乡,我家里的人热爱那片土地。但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在我的朋友与熟人中,我跟谁也没有说我的打算,两天后我就重返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最终决定放弃我的住地。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
和平的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
袭来,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
跟那个时候高尔基在索伦托1一样,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觉得是一种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谓“革命”和紧接着那次革命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来占领那个国家以后,奥地利依然继续存在。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我自然每时每刻都可以国家。我没有行动不自由。我没有被驱逐。我的书还完好无损地在萨尔茨堡的家中。我身边还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祖国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那里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体会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情。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知道,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遭到白眼。而我才处于这种境遇的最初阶段。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决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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