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栗子小说 m.lizi.tw”
在我们弄清剧本的基本轮廓之后,他又提醒我几点要注意的细节,他说,他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一部预先用威尔地1的歌剧格式裁剪好的歌词永远也不会给他灵感,而只有一部富有诗意的作品才会令他灵感勃发。他说,如果我能构思出一些能使音色多变的形式,那他就太高兴了。他说:“我不象莫扎特,能忽然产生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先从短的主旋律开始。不过,我知道以后怎样去变奏那个主旋律,去自由装饰那个主旋律,把蕴藏其中的一切从主旋律中挖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仿效我的做法。”我对他的这种坦率真又是惊愕不已；说实在,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若干个节拍的旋
律；可是那些节拍不多的旋律如蔷蔽骑士的华尔兹一一后来又是怎样升
华,怎样用赋格作曲法使它们变成完美绚丽的音乐的呵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时一样,在每次新的晤面时,我总是对他满怀崇敬之情。赞赏那位年迈的大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这样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会演大厅里聆听他的埃及的海伦娜的内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别人,周围是漆黑一片。他专心地倾听着。我忽然发现他在轻轻地、不耐焕地用手指敲击着坐椅扶手,然后小声地跟我说:“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要是干脆把它删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长,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您看,这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客观,那样实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听到那音乐似的,好象那音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创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种令人惊奇的感情从未离开过他。他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兴趣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人差多少或者比别人强多少。他也同样不感兴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
使他感到乐趣的是创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他没有那种精灵作祟的力量,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没有那些沮丧和绝望象人们从生活传记中所知道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似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作曲的时候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象所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样安详而有条不紊。上午九点,他坐到桌边,继续在他昨天作曲时停顿下来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样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不停地一直写到十二点或午后一点。下午,他玩纸牌,誊抄两、三页总谱。晚上,他有时还要到剧院去指挥乐队。任何一种神经衰弱的病症与他都无缘。他的艺术智慧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是同样的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给他送来指挥乐队时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队时是同样自信和安详,就象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早晨,灵感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歌德的话来“指挥”自己的灵感的:他认为,能力就是艺术,甚至各种能力都是艺术,诚如他用诙谐的话所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该是什么样,他也得能为一张菜单谱曲。”
困难吓不倒他,只会给这位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巨匠带来乐趣。我今天还高兴地记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说:“我给那位女歌唱家布下了疑团谜她要是猜得出来,一定得费死脑筋。”当时,他的一双蓝色的小眼睛多1威尔地giuseppeverdi,一八一三九○一意大利作曲家。歌剧作品有茶花女、阿依达等。
么炯炯有神呵在那样难得的时刻,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你会感觉到,好象有什么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的工作方法是准时、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犹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刚开始会使人有点儿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样。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脸颊,额角微微偏后,乍一看,毫无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那双明亮、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种特别神秘的力量。那双眼睛大概是我在一个音乐家身上看到的一双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双显出睿智的眼睛,是一双彻底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以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接着便开始工作。自然是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后,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的名言:“一鸣惊人。”作为对第二幕的更为热烈的祝贺,他寄未了他的歌曲有开头几句:“啊我找到了你,你这个可爱的孩子”他的那种喜悦,或者悦对我的鼓励,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里夏德施特劳斯在我写的歌剧脚本上没有改动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为反向进行的声部需要,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最诚挚的关系。他到我们家来,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1。他在加米施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整部歌剧。完全象预先商定好似的其实,既没有协议,也不是义务:我在完成那部歌剧之后,又立即着手写第二部,而他也早已毫无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剧的基本内容。
一九三三年一月,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删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那些作品这一骇人听涧的强制措施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2立像被拆除了,此举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条禁令一下,对我来说,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我似为里夏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继续合作而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他并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中,他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对我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权贵,常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晤面,当富尔特温格勒1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当1加米施garsch:今西德一地名。
2门德尔松ndelssohnbartboldy,一八0九八四七,德国作曲家。犹太人。少年时即与歌德交往,受其思想影响,一八四三年创建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于莱比锡。作品结构工致,旋律流畅。第三、第四交响乐及赫布里宽岛序曲尤为著名。
1富尔特温格勒furtwa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德国著名指挥家。一九二二一九四
五和一九四七一九五四任柏林乐团总指挥
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栗子小说 m.lizi.tw那些与纳粹分子沈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跟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年代里,就用自己通过某种方法辛苦挣得的钱,去格拉茨2看过莎罗美3的演出,希特勒很尊敬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和纳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的艺术唯我主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
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国,他也曾是受欢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纳粹分子,还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用纳粹的话来说,他负有一笔巨债。他的儿子和一个犹太女子结了婚,他肯定担心,他最最喜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累,他早先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累,他的出版商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们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挥乐队,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诣了一曲赞歌。同时,他在给我的那些阴郁而又直率的书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在这个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跟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作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尴尬。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暗地里参与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行动中,我只同意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责难我,公开反对在纳粹德国演出那部歌剧。可是第一,我原则上讨厌那些公开的、感情激动的姿态,此外,我也不愿意给里夏德施特劳斯那样一位天才设置困难。施特劳斯毕竟是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是七十岁的年纪了,他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时间,在那三年时间里,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说,采取沉默的态度,让事情自己发展,我以为是对的。
再说,我知道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给德意志文化的新保护者们增添更多的因难。因为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
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能够让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
音乐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暗地里却希望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里有一个类似于蔷蔽骑士里的场面,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这很可能给他们一个必须捍卫德意志道德这样的借口。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的剧本中没有伤风败俗的描写。后来,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著作、都翻了一遍。就连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我曾对德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画2格拉茨graz:奥地利地名。
3莎罗美是里夏德施特劳斯的歌剧。
家也一样说过一句贬低的话或者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一直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是否
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那位年迈的大师这可是他们自己把纳粹音乐的旗
帜塞到那位大师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应该说,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字赫然并排在一起的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经发生过多次那样,再次玷污了德国剧院的节目单那真是国家奇耻大辱的日子他们大操其心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情景多么使我暗自高兴呵,我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乐喜剧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政党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在了结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那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继续拖下去。总谱、钢奉曲部分、歌词剧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预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还作了排练,可是各级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切显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究成了一件轰动的国家大事。所有的部门,没有一个敢于承担那种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别无他法,只得将这件事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决定。
我的著作在此之彻就有幸受到不少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富歇传一书,他们曾把它当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一再加以研究和讨论。不过,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我写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对此确实役有准备。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据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那部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希特勒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大概完全象他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条约一样,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玩弄权术。
对纳粹德国来说不舒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被纳粹摈弃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没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一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1,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那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那种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尽友好的言词未评论我的那部歌剧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突然晴天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有甚者,我吃惊地读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每个人都清楚,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事情是这样: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的歌剧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态度。那封信落致了盖世太保手中。信被摆1指希特勒的党卫军。
到施特劳斯面前,然后,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即辞职,于是那部歌剧遭到了禁演。这样,那部德语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那当然是得到当时还未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别同意的,而德国人民却再也不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当
时活着的、最伟大的年迈音乐家的那部颇为令人**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
符了。
当那件事颇为喧闹一阵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觉得奥地利的动荡使我无法安静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界是那么近,我只要随便一望就能看见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个今人扫兴和深感不安的邻居。靠近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危险局势。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还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严密的组织不是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伟大”的时候起,天主教党不就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对敌了吗法国、英国、奥地利的民族联盟不是奥地利的捍卫者吗墨素里尼不是说要坚决承担保护人的地位吗他不是还说要保证奥地利的**吗就连犹大人也漠不关心,他们装聋作哑,好象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权利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三小时路程那一边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他们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除此以外,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似的安慰话:“那种情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于列宁格勒和当时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美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不象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象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超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同他一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在靠近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看事物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开始不断有人来往,年轻人夜里悄悄地渡过河去接受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者持着登山杖装作纯朴的“旅游者”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谁以后就一定得受惩罚。这使警察和国家官员都战战兢兢。人们开始动摇。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的举止行为乱了方寸。的确,在生活中有许多亲身经历的小事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和他有过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们互相都称你1,我们互相赠书题词,我们每个星期都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个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见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并把背朝着我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指给那位陌生人看什么东西。好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经看见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这里来聊天。我答应了,但有些纳闷,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在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是,他虽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跟我1德国人之间称“你”表示亲密无间。跟客套的“您”含义有别。
说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谊,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作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里不想对我表现得过分亲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觉察到,平时常来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必境变得危险了。
我当时并设想到要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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