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动,但无疑和那种不安宁的新气氛有关,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已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栗子小说 m.lizi.tw
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具有胆识的诸侯们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恢宏,宫殿壮丽。但它同时又是白夜中阴霾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1的彼得堡。冬宫极其雄伟,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里面的景象,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穿着笨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子,诚惶诚恐地穿过从前皇帝们的殿堂,就象走到圣像前去似的,一边细看着那些绘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领着圆圆脸蛋的孩子们穿过大厅,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在向那些颇显拘谨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介绍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员指着某些绘画的纲部时,他们总是从沉重的眼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点可笑,就象到处见到的那样。因为要想让目不识丁的“民众”在一夜之间就能懂得贝多芬与维米尔2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解这些艺术珍品的一方,还是力求要懂得这些艺术珍品价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么性急。孩子们在学校里画的可是最粗陋、最简单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椅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素列尔3的书当时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还不怎么识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而书则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是呀,当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中型工厂并且
期待着我们的惊讶之情时好象我们在欧洲和美洲还从未见到过那类工厂
似的,我们不得不经常袋出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应该发出赞叹之声。因为那些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与托洛斯基设想出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们微笑着称赞一番,而在称赞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这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象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1式的怠情中变成泡1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2维米尔janverer,一六三二一六七五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3乔治索列尔geessorel,一八四七一九二二,法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哲学家。代表作有暴力论等,曾对列宁产生过影响。
1奥勃洛摩失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他心地善良,很有教养,整天躺在床上懒洋洋地胡思乱想,心里虽有种种改良计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现,用打瞌睡来打发日子。
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
然而,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甚至在我们来此纪念的托尔斯泰的心灵中就没有在去亚斯纳亚波尔亚纳2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就象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是有耐性的。栗子小说 m.lizi.tw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挨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谛,即真理。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的。”确实,当我穿过在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时,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呵。”
那里有一张他曾写下不朽著作的写字台,而他却离开了它,为的是要到隔壁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鞋,去修理破旧的鞋子。那里有一扇门,那里有一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这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生活中的矛盾。那里有一支枪,他曾用它在战争中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庄园房子里,他生活中的矛盾症结,强烈地形象地呈现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那种悲凉的感觉已渐渐淡漠。
因为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过是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矩形土墩子,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他的孙女儿在墓前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时曾从一位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们半象游戏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树苗。只是到了晚年,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这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身后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的,而且由于那座坟茔简朴得令人心服,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这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象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里,就象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象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谁都可以来看他这块永眠之地,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
唯有人们的敬意守护着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后安息。通常人们总是时陵墓的壮观感到好奇,而在这里却以一睹坟莹的出奇简朴为快。风象上帝的喃喃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也许不知不觉地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个俄罗斯人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下的拿破仑墓室、君王陵寝里的歌德灵柩1,或者是威斯敏2亚斯纳亚波尔亚纳,是托尔斯泰居住的农庄所在地。
1歌德的灵柩和魏玛公国奥古斯特公爵的灵柩存放在一起。
斯特教堂2里的墓碑,它们的气象都不及这座处在树林之中、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茔感人之深,因为在官上面只有风儿在絮絮低语,而坟茔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和那种有点盲目的飘飘然,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不久我认识到:因为他们是人,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好象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小说站
www.xsz.tw“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我们看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时,也会眼睛炯炯有神地说:“这是我们干出来的。”
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楼,裂着嘴笑着说:这是“我们”建造的。大学生课堂里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向我们迎面走来,骄做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书,这一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
那一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那副骄傲的样子,就象那些书是他们自己著作似的。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观看他们的“事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但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和我们象兄弟似的紧紧握手。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宅第里聚会,不仅有欧洲的作家、俄罗斯作家,而且还有通方斯族作家、格鲁吉亚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托尔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互相交谈,但都彼此明自意思。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站起身,朝我们的一个人走来,指着我们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再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然后抓住这位作家的手,使劲地握着,一边使劲地抖动,好象他喜欢得要把人家的所有关节都抖散架似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因难时期,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了一点东西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幅不值钱的旧版画；一本已经没法念的书,一件乡间的木刻。我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乃是因为我可以用在俄国多少年来早已见不到的值钱的东西进行回赠,如,一把老头牌剃胡保险刀、一支钢笔、几叠优质的自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时行李少得不能再少。
正是这种不用语言的激情使我们深为所动,我们在那里感觉到的过分热情在我们欧洲是从未见识过的,因为在我们那里还从未达到都是“人民”的境界。
每当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就会受到一次危险的诱惑,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上了当,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欢迎和被真正的群众所爱戴,他们议为一定得称赞一番那个政权,因为在那个政权下的人读了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和那么喜欢他们。是呀,礼尚往来,以心换心,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2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著名人物国葬的地方。
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那是在一次大学生们的庆祝会之后,他们围住我,拥抱我,跟我握手。
我完全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高兴地望着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有四五个大学生陪着我国住处,整整一群人,里面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生,她把什么都翻译给我听。一直到我关上旅馆里自己的房门时,我才真正是一个人独处,说实在话,那是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处,因为在十二天中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围住我,被热情的群众拥来拥去,我开始朋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边。这时我发觉衣服里有沙沙的纸声。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来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但不是一封通过邮局寄给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拥抱或拥挤的时候俏悄塞进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一封写得非常巧妙、通情达理的信,它虽然不是一名“自俄”写的情,但它是对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活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
在那同志式的气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
谈,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头煦帝国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我自己和迁就别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细节上今人感动和鼓舞,但在客观上下会有什么用处。所以当其他们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后,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热情地赞扬或者激烈地否定,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而且我以为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当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经空了。我把能给掉的东西都分送掉了；他们送的东西,我只带回两幅圣像,后来我把它们长期装饰在我的房间里。不过,我给自己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见的。两年后,我和他在素伦托再次重逢,他是由于健康受到威胁而到那里去疗养的。我到他家做客,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我们那一次聚会本来就很不寻常。高尔基不会任阿一种外语,我又不懂俄语。按照各种逻辑,我们必然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或者借助我们尊敬的朋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的翻译才能得以交谈。可是高尔基真不愧为世界文学中一位最具天才的叙述家。叙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置身于被叙述的事物之中,把自己变成为被叙述的对象。通过他脸上的各种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却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样子”,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的面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身材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很可能想到田里的农民,马车上的马车夫,小鞋匠,无人管教的流浪汉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罗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现。人们在大街上可能会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不会注意到他的特点。只有当你坐在他的对面和他开始叙述什么的时候,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无意之中就成了一个他所要描绘的人。今天我仍然记得,他是怎样描述一个他在游历则遇到的疲倦、年迈的驼背人在别人给我翻译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脑袋一耷拉,双肩垂下,跟神阴郁、倦怠,而他开始叙述时,蓝眼睛却是明亮有神,声音颤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而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他立刻就会放声大笑。他轻轻地向后倚靠着,额角闪烁有光,听他讲话真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他讲述的时候,一边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描述与之有关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态,还是他倾听别人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显得朴买而又自然。有一次晚会上,他乔装一个贵族,腰间佩着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极了。他眉毛飞扬,器字轩昂,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虑一道严峻的诏书,可是当他不一会儿把化装衣服脱去时,他又笑得象一个农家少年那样纯朴。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是他依然活着,这原是违背医学规律的。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坚强的责任感使他继续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写体著述他的长篇小说,回答他的祖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向他提出的千百个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见到了俄国,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与今天的俄国,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厚、坚强、深沉的心灵。在那些年月,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曾愿意改天换地,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在当时他仍然犹豫是否要完全投靠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1。
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年月,每个星期都有决定,而那些决定跟他这样的人是不合拍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证人那一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船在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进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芽着漂亮的制限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自己那对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有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的伺胞情谊的思想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理该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宅前,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了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得非常严厉。对他们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一踏进那座美丽舒适的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生活得简直象资产阶级。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呢”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不过,基本上说来,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他们无非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1教皇一词,在欧洲人的习语中,常指某一领域的权威。
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地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却从来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兴高采烈。可是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钟我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粑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我也许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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