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计算的。栗子小说 m.lizi.tw从帝国银行运到各银行1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tthisserzberger,一八七五一九二一,德国政治家,一次大战后任德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力主接受凡尔赛和约,一九一九一九二○任财政部长,为完成赔偿要求制定了应急的税收计划,被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反对而遭暗杀。
1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从家里驱车前往外交部途中,被德国国家主义恐怖组织的青年狙击暗杀。
去的纸币,要用卡车袋载。而且十四天以后我在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不,比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爿豪华商店还要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一家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1林荫道上一排六层高楼。几家工厂的价值不会高出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刚刚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检到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着小轿车兜几个月风,因为只要每天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贵族一样。而他们的父母,从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步履艰难地四处行走。送报纸的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们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便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1的大赢家。
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未花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他们竟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人物热烈欢呼。这当然很不正常。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举着拳头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小轿车里的外国人挥舞,因为那些人会把整条街的东西买下来,连一盒火柴都不剩；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达到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间、游艺场、小酒馆如而后春笋般地出现。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自己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年人；每个中学生都想挣点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纵然斯韦东1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其实,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迸发的德
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从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
轻姑娘们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本来是宁愿把头发简单地分两边梳开,而不愿1库尔菲尔斯滕达姆kurfurstenda,柏林一条主要街道。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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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戈施廷内斯hugostinnes,一八七○一九二四,德国矿冶工业巨头,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扩大了施廷内斯康采恩,从而成为德国最大的企业。
1斯韦东sueton,原名gaioniustranquillus,公元七○四○罗马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育凯撒生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盛世。
梳个光溜溜的男人发型,她们原本喜欢用小勺吃奶油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性白酒；可是到处使人感觉到每天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简直象发疯样。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
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未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产生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正是那些把德国人民驱向乱世的人物手里拿着时钟,在幕后笑吟吟地等待着,心里想:“这个国家情况愈糟糕,形势对我们愈有利。”他们知道,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般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人数比聚集在当时尚未掌权的希特勒周围要多。那些被人扯下了肩章的军官们组织了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们,悄悄地互相联络,并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带来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人民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一九二四年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用令人晕眩的以前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之时,也正是一切恢复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浊水也从此迅速退了下去。酒吧间、小酒馆消失了。社会状况日趋正常。现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群众遭到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挑起恢复新秩序重担的人去负不但得不到感谢,再也没有象通货膨胀那样使德国人民变得如此慷慨激昂、如此充满仇恨这是要不断记取的。因为战争尽管屠杀了千万生灵,但却曾用胜利的钟声和号角带来过欢呼的时刻,作为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德国,曾为那些一时的胜利感到过无比自豪,与之相反的是,通货膨胀
使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家；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
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召口那些大肆屠杀的人。不过,这一切还是以后的事。从表面上看,到了一九二四年,那种混乱不堪的怪现象,犹如飘忽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又来到,秩序得到恢复。看到秩序日益恢复,我们的心情开始释然。我们又以为,战争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象往常一样,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时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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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这短暂的十年时间,即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援取政权的十年,毕竟是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的我们这一代人自一九二四年以来所经历过的一连串灾难中所出现的一段空白。当然,
这并不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没有产生过任何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而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欧洲和平显得有了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内,德国被光荣地接纳到国际联盟；利用贷款促进自己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秘密地扩充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好象要重新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漂亮。飞机加快了交通的速度。办理护照的规定已放宽。货币比价的大幅度波动业已停止。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的数字。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热衷地集中到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人们能够重新工作,集中心思,去考虑文学艺术方面的事情。人们甚至可以重新梦想和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好象那十年时间世界的一瞬间,重新把一种正常生活赐予我们这一代经受磨难的人。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的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我的成就。不言而喻,谈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十分愉快。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为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最最粗略的说明。不过,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被迫对我一生历史中的这一事实不能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成为一种历史。我的数十方册,甚至数百万册的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的家庭中占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却连一本都买不到了；谁要是手中还石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在那些写信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中间,早就没有一个人还敢把我那个已入另册的姓名写到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里,我的书籍今天也都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是属于读者最多之列的。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我今犬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
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他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音以后被人推落到
有多深以及总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他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走来。但他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他从我身边赶走以前,一直忠实地、始终不渝地留在我的家。他的影响一年胜似一年。我在继耶利米以后发表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师们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师,它很快为我开阔了道路；莅此之前,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验主义者都曾产生过。对坚韧不拔的人来说,那条通向人民的路又畅通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会有的程度。那两篇小说被改编成了戏剧；它们的片断由人们公开朗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遍及所有助学校,不久它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有凡年工夫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群,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我的读者群渐渐地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想避开那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外的固执,始终跟随着我。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富歇传,目的是为了自娱。然而当我把书寄给出版人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刻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给他,请他不要把这本书印这么多。我说富歇是个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插曲,这本书不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却不允许读我的一行字。我在创作悲剧伏尔波尼时,遇到的也是类似情况。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我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它写成一部诗体剧。于是花了丸夭时间先用散文体写下各场次,当然显得松散和没有分量。由于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1是在德累斯顿的官廷剧院首演的,所以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着情,刚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于是我把用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奉寄的仅仅是我打算改写成诗体剧的散文底稿。
可是剧院立即给我回了电报,说我对剧本千万不要再作任何修改；事实上那个剧本后来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在纽约,是由以艾尔弗雷德伦特1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是不断取得成就,而且与日俱增的德语读者一直忠实于我。
由于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
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已任,所以有时我在
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
是由于哪些特点。我最终认为,那是出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一部小说中,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烦琐、空泛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自,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死气沉沉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因此我经常向出版
商们阐述我的那项大胆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
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一套简明的丛书。唯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
我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对外国作品的阅读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来,同时使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总是信手写来,把心中的构思倾泻在纸上。同样,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肉特这样一部传记中,我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不过,在印刷好的那本书里却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关这方面的字句,因为一本书的第一次未定稿刚刚1忒耳西忒斯thersites,是茨成格的第一部剧作,该剧为希腊式的诗体悲剧,作于一九○七年。
1艾尔弗雷德沦特alfredlunt,一**三卒年不详,美国著名演贝。
誊情,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即进行压缩和调整结构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情炼的工作。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
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号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
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异乎寻常的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删去了一整段,这样文气就更顺畅了。”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法
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
的出版商纷纷来同我联系,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样书放鳖齐。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按我的禀性来说,我又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报道.又有一天,那家俄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问我是否同意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小说,是偷愉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钦佩他。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没有想过他还会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我写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象非这样不可似的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来,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并获得连续的出版权。他就是瓦伊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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