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多么狂热、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呵因为在那几年里随着货币的贬值,奥地利和德国的其它一切价值观念也都在下降。台湾小说网
www.192.tw
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时代,是焦躁和盲从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谈怪论和不可捉摸的东西,如通神学,神秘学,招魂学,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相学1,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有刺激性的东西部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戏剧作品中充斥**和弑父的题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或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极端的题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谴责。但是,我却不愿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错过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总是不顾一切向前猛冲那样,那混乱的时代荡涤了旧传统的污浊空气,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时代的大胆实验毕竟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虽然偏激和过分的做法使我们诧异,但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责备和鄙视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讲,那年轻的一代企图弥补我们这
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袖手旁观所贻误的一切纵然做得过于急躁、过于
激烈,他们内心深处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战后的时代必须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而且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年长一些的人在战前和战时所盼望的么只不过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后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反对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虽然还在和谈期间,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火线而赢得世界声誉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试图本着和解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个团体将自称“清醒社”1意为头脑清醒的人们。它要把所有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为反对今后任何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斗争。巴比塞曾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兹桥头堡仍旧由外**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希望甚微。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丢下我们不管,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1笔相学,凭笔迹测人性格。
1昂利巴比塞于一九一九年发起组织一个进步文学艺术家的反帝国际团体,取名“clarte”,曾有人译为“光明社”,据斯茨威格的释义,似应译为“清醒社”。
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在俄国之行中广大群众向他个人表现的热情,使他坚信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不可能导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唯有**才有可能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的激进化的做法。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我们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往往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而不断遭到失败。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是已经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象猴似地投他们所好。我的早期作品连我自己都不再喜欢,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一本都不让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我还要等待,直至各种“主义”
的激荡浪潮退却。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我觉得,我的不尚虚荣有利于我的澹泊宁静的心境。正因为此,我开始写一套忙了多年的关于“世界的建筑大师”的丛书。我抱着完
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象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
样一些中篇小说。现在,在我周围的土地上,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犹豫；一个我可以超脱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先前开始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而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该是实现承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或者是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又回到世界上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们货币的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已经准备一辈子都呆在自己故土的狭小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已经没有抢劫活动,也没有发生革命。
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难道我不该重新尝试一下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出远门去旅行我还没有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是“世敌”,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倒敢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维罗纳,走进一家旅馆。有人递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毕,门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当他在国籍栏里看到“奥地利”这个字时感到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他问道。我正在想,他现在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然而,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啊,见到您很高兴终于来了个奥地利人”那是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已再次
证实了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宣传仇恨只会使头脑
短时间发热,而从未涉及到欧洲的真正群众。一刻钟以后,那个憨厚的门房还特地到我房间里来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热情地称赞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听到意大利可爱的声乐。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赏欣赏有点熟悉的异伺风光,使人不胜愉快。当我在街上看见一幢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牌时,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
我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曾多次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杰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热情的作家之一,对青年人尤其具有影响。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和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但在大战中却持强烈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战争政策,后来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而现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于是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是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一张高兴得满面生辉的脸正是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谈得象往常一样诚恳,或许更加推心置腹。台湾小说网
www.192.tw
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以遇见。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冷不防地紧紧将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页不认识他的妻子以为这个满面胡子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真诚。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战争终于被埋葬了,战争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中蒙蔽了自己,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和世界的思想准备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而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银行家们所受的蒙蔽也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且为了国家的安定疲劳不堪。实际上,斗争只不过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罢了；我在那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一个场面,我是后来才懂得它的深远意义的。我们当时在奥地利是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的,只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社会主义的倾向,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四处蔓延。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笔写的歪七竖八的“列宁万岁”
的字样,而且还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战争期间和本党脱离了关系,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听罢了。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能成什么大气候呢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类党派；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处都有志愿兵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只不过每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
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1义勇军的赤色衣衫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会成为
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在威尼斯却忽然对“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那座泻湖岛上的可爱城市。到达之后竟没有见到一个搬运夫和一艘威尼斯小游艇。到处站着无所事事的工人和铁路员工,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示威。由于我拖着两只相当重的箱子,所以我环顾四周,想求人帮忙。我向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先生打听,附近何处可以找到搬运大。他遗憾地回答说:“您来的正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常常有这种日子。今天又是一次总罢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不再间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自以为最厉害的手段,但实际上事后并无效果。我继续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一直到我终于看见一个划游艇的人从一条小河里偷偷地慌里慌张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驶时,好几个人向我的船夫一个罢工破坏者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不加思索地照老习惯立刻走到集市广场去。那里显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
咖啡馆里空寂无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象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和他们一起等着。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发生了。一队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从一条小巷走出来,或者说奔跑出来,队列十分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还未来得及向他们涌去以前,他们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的人群面前奔跑过去。这支组织严密的小队伍怀着真正的勇气,大胆地从罢工的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工的人刚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那一小队人已迅速而过,再也无法把他们抓住。现在,罢工的人气恼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1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一八○七一八八二,意大利爱国者,一八六○年率领一千名身穿赤衫的义勇军远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工朝的**统治。
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亲眼目睹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是一帮“雇佣来的歹徒”,并且讥笑他们的“魔鬼老头于”,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从墨索里尼尖锐、清楚、拉丁式简洁的文风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顶见到那场斗争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处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是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钟:我们的欧洲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第二次警钟的敲起也没有等候多久。由于重新受到旅行乐趣的引诱,我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到德国去看一看,是颇为诱人的。迄今为止,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那里全面进行。列车正点到达。旅馆窗明几净。铁路两侧林立着新盖的住房和工厂。到处都有默契似的无可指摘的规章制度。那种规章制度在战前招人讨厌,可是在一片混乱时又受人称赞。诚然,那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全国都在注视着,看看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和昔日的敌国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就已充分表现了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以后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最薄弱环节,即原料供应问题,因此他曾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是很有预见的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正需要一个能以德国外交部长身分和那些对手中最机智和最富有经验的人进行外交谈判时,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二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是呀,很难腾出时间,我现在尔得不为了公务而牺牲友谊。”不过,他以一种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们会晤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个使馆去拜会,而且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小轿车,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坐在小轿车里聊上半小时时间。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强,他能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以他在小轿车里和列车上谈话,事实上能象他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说得准确和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谈谈心,同样也会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今天可以作证,拉特瑙这个自己无法超脱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有多大兴趣和不耐烦砌时候,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他事先知道,他承担的使命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争回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要等到十年以后吧,到那时大家的身体都不行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辈的人退出了外交界,将军们也已经只有默默无声的纪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广场上。”他完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周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一个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知道,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他还认识到这一使命将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1就是由于承担了停战协议中令人不炔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由于眼看要承担那种义务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国外。从孤以后,拉特璃毫不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类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过,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有必要顾忌生命安危；况且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应注意个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事实。他具有迅速抓住每仍个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已有一些小组织变得相当强大。他们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这个战败国的国民声言: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他们就能招徕更多的人。这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已比当时共和国领导人想象的要有势力得多。共和国领导
人按照自己关于自由的观念对所有那些要把德国上地上的自由永远消灭的人
听之任之。
我是在市区的外交部门前向他告别的,当时我没有料到那竟是诀别1。后来,我从照片上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过的那条街正是不久之后暗杀者伏击我们那辆小轿车的街。仅仅是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悲剧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随着那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轻松地游泳洗澡。一支乐队就象宣布弗朗茨费迪南被暗杀消息的那一天一样,依旧为无忧无虑消暑的人们演奏着音乐。突然,送报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过林荫道奔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震动。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进行计算为止。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真正混乱的局面现在方才开始。我们奥地利先前通货膨胀的比例在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经十分荒唐。而现在和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一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儿戏。如果想把那次通货膨胀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叙述出来,那简直需要写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在今天的人看来,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多好儿倍,五点钟的兑换比价又可能比六十分钟以前多好儿倍。例如,我给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刻预付一万册的稿酬；可等支票汇到,面值还不够顶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是用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