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栗子网
www.lizi.tw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手臂接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他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哝道：“哟呵，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沿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言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并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理压抑。小说站
www.xsz.tw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滞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出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名，和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拍竹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看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用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自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图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图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像，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会得给你钱的么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后来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红旗谣
我再也没因想买书而开口向母亲要过钱。栗子小说 m.lizi.tw
我是大人了。
我开始挣钱了拉小套。在火车站货运场、济虹桥坡下、市郊公路上
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书时，你尤其会觉得你买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最好的东西。
于是我有了三十几本长篇小说。15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三年后几乎一切书都成了“毒草”。
学校在烧书。图书馆在烧书。一切有书的家庭在烧书。自己不烧，别人会到你家里查抄，结果还是免不了被烧，普通的人们的家庭只剩下了一个人的书，并且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街道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委员会”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户查抄“毒草”焚烧之。
“老梁家的，听说你们这个院儿里，顶数你们家孩子买的黑书多啦，统统交出来吧”
面对闯入家中的人们，母亲镇定地声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书是黑书。”
“除了**和林副统帅的书，全是黑书，毒草。这个简单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应该懂得的”
“我儿子的书，我已经烧了，烧光了。现时我家只有那几本红宝书啦。”
母亲指给他们看。
他们怀疑。
母亲便端出一盆纸灰：“怕你们不信，所以保留着纸灰给你们验证。若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
“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呐，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
“都保留着，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
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
他们信了。
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
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
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
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
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藏在床下最里头。
我将钥匙交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
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
接着将会轮到四弟。
那么家中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
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
母亲越是刚强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
上帝保佑，我的家并出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l979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一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镇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吧”
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镇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
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
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
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一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
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间受了伤害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1985年的事。算起来我又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还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
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么
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是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
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诸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植假睫毛的吧”
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么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67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15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8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15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人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浆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
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
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的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的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妹们和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看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只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罗嗦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观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
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
一种特权。
我必服从。
我必虔诚。
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
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
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疼。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
母亲又失去了假牙。母亲一天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粗意的小阿姨连水泼掉了。
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
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
我看过之后，撕了。
母亲问：“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
母亲再三追问。
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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