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栗子小说 m.lizi.tw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黄裳：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第2932页。
谁曾料到，周作人还会有这样一副狼狈相呢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f06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出土文物”
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栗子小说 m.lizi.tw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集会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2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2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
“寿则多辱”
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这自然是不祥的预兆。果然，到了1960年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署名夏羽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文章虽是批评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二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与周作人本人无关；但却也给周作人下了一系列的断语：“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一文，主要是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等等。以上任何一个断语在当时的中国都足以剥夺周作人的发言权。于是，周作人只能再度沉默。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周作人本人也许并无如许多的感慨，他最觉不能忍受的，还是他再度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周作人早在1957年春就患高血压，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现在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威胁。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他先写信给康生，说生活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费二百元不敷家用；康生当即将此信批交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