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小说站
www.xsz.tw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以为全是出任新委员长的朱深多方挑拨的结果。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会，并特地探望朱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
f05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1945.12.61949.1.26
入狱与审判
周作人被捕后，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第600601页。据说，狱中规定每月允许接见家人一次，送钱一次；钱送得多的，有高达二十万的，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不管消息准确与否，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相对清贫，却大抵是事实。
在炮局胡同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申报曾有“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报道：“**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小说站
www.xsz.tw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这里给囚中的周作人留下了一幅小影：他仍然是“冷漠”，拒人于外的。不过，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日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怅惘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但这毕竟是“诗”，谁能说清此时此境中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与心理呢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列举周作人主要罪状如下：“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等等。周作人也受命写出“自白书”，进行自我辩解：“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审判中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是意料中的。记者说“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事实上，关心这次审判的，绝不只旁听席上这些男女青年。小说站
www.xsz.tw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讨论；这正是周作人自己深以为不幸的。在周作人事敌之后，即有何其芳、冯雪峰等人作过理论的探讨。如何其芳从“今天的文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周作人所追求的“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有诗意的，在现在，则实在是应该批判的陈腐事物了”。
何其芳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周作人的主张“颇为适合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会有人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呢”何其芳对“周作人现象”的观察评价，大体上是代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成为主流派的文艺思潮的。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收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7页。冯雪峰却强调了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认为周作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的身份”，“终于走到了他们的尽头，结果非常自然地漂聚到皇军和日本文化之下，仿佛是一条注定的路”。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收雪峰文集3乡风与市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66页。
在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对周作人的历史评价就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五四那一代及为五四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与情感。他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的附逆表示了更多的“痛惜”之意，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以为周作人不同于郑孝胥之流，“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蛰居散记第99101页。这些话都很有分量，不仅表现了对被评价者也许是过于热切的期待，以致失望。评价者自身对于新文学事业的热情，坦诚，也同样动人。同在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有过“战友”之谊的沈雁冰茅盾的批评就比较尖锐，但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载萌芽1卷3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
也有为周作人说话的。他的学生废名甚至在自己写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他的辩护与前述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也算是有了一个知己。他的另一位高足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并表示了种种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俞平伯1945年10月28日致胡适书，信收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7173页。俞平伯最后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项。据说胡适当时表示：“案子正在审理，照美国习惯是不能说什么的。”以后法院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仍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周作人晚年因此对蒋梦麟有很高评价。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大学教授，也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清理实为两尽”。郑振铎那篇文章也谈到“我们总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以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却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这就是出于“爱惜”之意，其心可谓善，其情亦可感。
但法院是不考虑这些感情因素的。北京大学及蒋梦麟的证明，以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关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的证明，倒起了作用。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作出了“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审决。周作人不服，仍以“扫荡反动老作家”一事为理由，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同时又指出，“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因而重新审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由1939年3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为起端的周作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至此以这样的最终判决为结束。历史与周作人本人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似乎也别无可说。
在最终宣判之前，著名记者黄裳曾到老虎桥模范监狱访问过周作人，并且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的报道。文章如实记下了他眼中的周作人及与周作人的谈话
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的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么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声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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