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秘密的国民党市委会委员，受命于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高教委员会均在座，这自然绝非偶然。栗子网
www.lizi.tw司徒雷登早就对周作人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周作人元旦被刺后第四天，司徒雷登就登门慰问。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这对于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而历史的嘲讽在于，周作人本人不但对于这一切幕后紧锣密鼓的紧张的政治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在自我感觉上，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完全**选择的自主性，以至晚年在说到此事时，仍然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4年7月18日，收周作人晚年书信，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第409页。周作人此一番自白，从他就任督办有自己的责任这一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闭口不谈他的就任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他自己早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具傀儡，却只能说明他的不清醒，即鲁迅所说之“昏”。其实，这历史的责任，真的是他周作人一人就承担得了的吗周作人这一自白，颇有点硬撑好汉的“破脚骨”气，而且也是做着**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表演，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栗子网
www.lizi.tw”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杀的吗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栗子小说 m.lizi.tw见庸报1941年4月15日报道。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五百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第196页。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
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第118页。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吗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吗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吗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坑”，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轻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载1942年4月3日新民报河北版。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中。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
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元，上千元，并以两千余元的巨款购买全套家具。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大摆宴席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以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数十元，上百元。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方宗鳌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代理督办”的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兆霜这些同僚受到爱国志士惩罚，在周作人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谓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做官特别是做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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