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少見的︰大約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橋與七斤公公“夜嬉馬吊，夜半始寢”之後，我們在周作人日記中就幾乎看不到這樣的記載。台灣小說網
www.192.tw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內心極度的苦悶與無聊的。但又何嘗不可以看作是一種韜晦的姿態呢
2月20日，即在參加“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半個多月以後，周作人在一篇讀書札記里這樣寫道︰“東山談苑卷七雲︰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此語殊佳。亂離之後，閉戶深思，當更有感興，如下一刀圭，豈止勝于吹打彈絲而已哉。”隔數日，又作賣糖一文，文章寫道︰朱舜水“能和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讀之，愴然有感，舜水所語蓋是余姚話也，不佞雖是隔縣當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當有夜糖與炙糕，惜舜水不曾說及，豈以說也無人懂之故歟”。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當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說了。恰恰這時，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實篤在日本評論3月號上發表懷周作人一文，稱周作人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現在這個時候”自己很想去“慰問”周作人，並且“想听听周作人對于誰也不曾表白過的真心話，也想听支那的人們對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麼”，“可以說真心話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個豈不也好麼”。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誠，周作人當然不會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說︰“什麼希望我並沒有，真心話當然有而不想說，說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對于輿論，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頭露尾。先是給關心他的友人寫信，稱“目下擬專弄一部神話”，並希望在燕京大學“謀得一專任講師之頭餃，聊以避俗”；“錢公按即錢稻孫前次曾以天下見讓按，錢稻孫曾任新民學院院長，不佞不敢高攀許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謝之矣”。信中並說，天津庸報“曾載過不佞將做北大校長之消息，可謂有光榮矣。”另一封信在談到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事時，卻又裝聾作啞︰“大阪每日所載何事，容托人查閱來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轉引自抗戰文藝第12期。周作人為什麼要如此說呢
盡管周作人已經不願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說真心話，朋友們卻仍然真誠地關心著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熱情的詩信由倫敦寄往北京苦雨齋此時已改名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適。詩中寫道︰“臧暉先生昨夜做一個夢，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這是真正的朋友的勸說，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幾乎是在走向深淵前的最後時刻寄來的，周作人應該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詩一首︰“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臧暉居士的問訊。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詩于9月寄出，10月8日舊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風雨如晦中重錄，心情自然是復雜的。不過詩里所說仍是有真有假；而且這首詩因為寄往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收信人卻寫的是胡適臨時的別號“胡安定”，因此，信沒有及時送到胡適手中。1939年年底胡適看到這首詩時，周作人已脫下老僧的袈裟，變成日本侵略軍麾下的“督辦”了。栗子網
www.lizi.tw胡適因此題詩雲︰“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惘然。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周作人在脫下袈裟之前，確實也曾“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變後，周作人即主動與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譯委員會聯系，每月交譯稿兩萬字，給費二百；並開始著手希臘神話阿波羅多洛斯著，原名書庫的翻譯，計十萬多字。同時翻譯了哈理孫女士的希臘神話論和 來則的十五六篇希臘研究，也約十萬字左右。希臘神話注釋未完稿，因編譯會遷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轉而托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郭紹虞覓得燕大教書職務。從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時，以講師論，燕大特給報酬百元，並給一個“客座教授”的名義，周作人以此辭謝了別處的一些勸誘。3月22日，辭偽滿洲大學之邀；4月至8月，再三堅辭偽北京師範學院、女子師範大學之聘，並有勸友人勿加入文化協會之舉;6月12日，辭不入留日同學會，退還捐冊；8月15日，辭不入東亞文化協議會；9月18日，辭不受任所謂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長。此外，辭謝日偽各方宴會，約稿，邀訪，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決心躲入書齋作亂世之隱居了。
但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周作人自己對是否真正隱居，就頗為猶豫。這年12月，他連續寫詩數首。其一雲︰“粥飯鐘魚非本色，劈柴挑擔亦隨緣。有時擲缽飛空去，東郭門頭看月圓。”其二雲︰“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其三雲︰“禪床溜下無情思，正是沉陰欲雪天。買得一條油炸鬼，惜無白粥下微鹽。”2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頁。周作人將詩抄示諸好友，此時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詩中末一聯雲︰“斜陽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周作人以為“指點得很是不錯”︰周作人對于“人世”原是“有情”，豈能“隱而不問”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當哭，夜色蒼涼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華信，又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下午得李炎華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歿，終日不渝。前作詩雲，流水斜陽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譽者之擺脫，正是自討苦吃，但亦不能改耳。”2亂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選擇的。但對于早已認定在軍事上中國必敗，必須另作選擇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會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來，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舉。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與日方合作，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說漂亮點，不過是頗為時髦的“曲線救國”而已。
而這時，周作人在經濟上也陷入困境，不僅在煤店、米店欠賬，連女兒處也負了債。顯然，單靠周作人閉門譯作的收入，並不足以應付這一家人的耗費。魯迅早就說過，“隱”，也得先有“啖飯之道”，“假如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更何況，“隱”本身也是一種“啖飯之道”呢魯迅︰且介亭雜文隱土，魯迅全集第6卷，第224頁。
那麼，周作人下一步將如何動作呢
終于“下水”
正當周作人尚在隱居與出山二者間猶豫不決時，1939年元旦突發的槍殺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擇。據周作人自己回憶︰“那天上午大約九點鐘，燕大的舊學生沈啟無來賀年，我剛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談話，工役徐田來說有天津中日學院的李姓求見，我一向對于來訪的無不接見，所以便叫請進來。只見一個人進來，沒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說一聲你是周先生嗎便是一手槍。栗子網
www.lizi.tw我覺得左腹有點疼痛，卻並不跌倒。那時客人站了起來說道，我是客，這人卻不理他，對他也是一槍，客人應聲僕地。那人從容出門，我也趕緊從北門退歸內室。沈啟無已經起立，也跟了進來。這時候，听見外面槍聲三四響，如放鞭炮相似。原來徐田以前當過偵緝隊的差使，懂得一點方法，在門背後等那人出來跟在後面，一把把他攔腰抱住，捏槍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來幫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時因為是陽歷新年，門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車夫也來閑談。大家正在忙亂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個助手，看他好久不出來，知道事情不妙，便進來協助，開槍數響，那人遂得脫逃；而幫忙的車夫卻有數人受傷，張三傷重即死，小方肩背為槍彈平面所穿過。”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頁。經日華同仁醫院檢查，周作人左腹中槍而未入，蓋為毛衣扣所阻，沈啟無彈中左肩，在醫院療養一日半出院，真正犧牲者，僅車夫老張一人。
這又是一條轟動國內外的新聞。暗殺者究竟何人，卻有種種說法。周作人一口咬定，這是日本軍方所為。日本軍警方面則以刺客為國民黨特務，並因此傳周作人至憲兵隊，盤問了兩小時。1946年，一位署名盧品飛的，在美國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書，自認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與他合謀的是高姓、王姓兩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鮑耀明信中，對此說的真實性頗表懷疑。還有一說是周作人的佷子豐三時為輔仁大學附中學生的同學得知周作人的矛盾處境，為保全周作人的聲譽而將其槍殺，豐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殺。周作人被刺這段公案，可以說至今仍無確論。但它至少說明一點，當時在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在關注著周作人的選擇，並且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暗殺施加自己的影響。這就是說，客觀形勢已不允許周作人繼續敷衍延宕，連隱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殺身成仁”與“出山下水”二者之間作出選擇。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慮；這樣的形勢，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醞釀已久的決定而已。事件之後，周作人曾作打油詩二首以自遣，詩雲︰“橙皮權當屠甦酒，贏得衰顏一霎紅。我醉欲眠眠不得，兒啼婦語鬧哄哄”；“但思忍過事堪喜，回首冤親一惘獎。飽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覓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過事堪喜”一路，周作人從刺客子彈中“辨”出的“余味”，僅此而已。
正在這時候，周作人稱之為“畏友”的錢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後，錢玄同曾派長子送來一信表示慰問，信中說到乍聞“兄忽遇狙”，“駭異之至，竟夕不寧”。錢玄同平時言談激烈，遇事卻易緊張，半月之後，突患腦溢血而離世，與受了驚駭恐不無關系。錢氏雖膽小，于民族大義、大是大非分辨卻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錢玄同即再一次恢復舊名“錢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順民。又改“疑古”為“逸古”或署“逸叟”，又號“憶菰翁”，或間稱“德潛”，都寓有困居思舊的意思。“七七”事變北平陷落後他在給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來忽然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之說，看來錢玄同又有恢復早年日本留學時期在“復古”旗幟下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老傳統之意。他間接從北平寄語隨師範大學遷居陝西城固的好友黎錦熙先生等︰“錢玄同決不污偽命”，可以想見，他大概也是如此規勸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談到他與錢玄同的關系時曾說︰“玄同平常不務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諒察為本，務為受者利益計算，亦不片面徒為高論，我最覺得可感，雖或未能悉用，而重違其意，恆自警惕，總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實在是我的畏友”。錢玄同逝世後，周作人幾經提筆，總是沉吟一回，又復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紀念一文。文章說︰“今玄同往矣，恐遂無復有能規誡我者。”他已經預感到，自己已經和將要作出的抉擇，不免要“重違”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槍殺事件發生後，自不再敢出門。警區署第二天即派來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護，又是監視。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來越離不開這種保護。于是，周作人順理成章地辭去了燕大教書的職務先是請俞平伯代課，對方不同意，才辭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為圖書館館長的聘書，說是“事實上不能不當”，寥寥七個字，就將關系民族大義，也關系個人命運的決定性的一步，交代過去了。周作人從此走向深淵，再也沒有回頭的余地。周作人此時意識到這一點了嗎人們因此卻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彈，他的蓋棺論定也許將但這“也許”也許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歷史如此這般地發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這般地發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價值、意義與味道，人們又何必多作假設呢
萬事開頭難，只要一“下水”，以後就順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為北大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會者都是日本憲兵隊隊長。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會後，又參加湯爾和主持的宴會。5月26日，又往北大辦公處，應公宴，出席者均為日偽教育文化官員。7月19日，周作人與當時已被委任為偽北京大學秘書長的錢稻孫，共同討論北大文學院教職員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北大文學院院長之職。9月3日，周作人參加了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的會議，成為日本軍方控制的東亞文化協會的成員
對于周作人來說，以上這一切活動不過是應酬。連文學院院長，他也是掛名，日常事務由學院秘書代理，他只是一個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來日方也寧願讓周作人這麼閑著，他們原也只是要“周作人”這個名字罷了。周作人的應酬，出賣名字，自然都是有償的︰周家不僅結束了靠借貸過日子的窘況，而且開始大興土木︰從1939年7月3日就任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職三個多月以後起翻修左右偏門，鑿井，改造廁所，裱糊內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闊綽，設宴招飲漸成常事，並且購制起狐皮衣裘來。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質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變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離不開偵緝隊的保護。以至1939年11月，槍擊事件後派來的三人調離周家時，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當初的疑懼到此刻的依戀，周作人感情的變化可謂不小。
周作人的官當得正順，他的後台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突然去世，這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湯爾和的喪禮中，周作人的積極、熱心是頗為異常的︰他參加治喪委員會，寫祭文，送挽聯，以不同身份參加各類公祭，甚至一天之內接連兩次也不知倦。湯的百日祭，六十四歲陰壽，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無一不參加。湯爾和的兒子撰寫的湯公遺事也是周作人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周作人對其他亡友，甚至對錢玄同那樣的畢生至友，也沒有這樣長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蕪︰歷史本來是清楚的，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與湯爾和雖然是日本留學時的老同學，但在事變之前，向來少有來往，周作人對湯爾和也並無好評。周作人獻給湯爾和的挽聯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經國事功，不圖華 忽萎，回首前塵成大夢。此出只為救民苦難，豈意擅度中斷，傷心輕打腠微言。”所謂“立經國事功”、“為救民苦難”，也是一種自我評價︰周作人在把湯爾和崇高化的同時，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為什麼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時卻如此熱衷于崇高化呢這里隱藏著的心理動因又是什麼呢
實在說，湯爾和逝世在日軍卵翼下的華北偽政權確實是一件大事︰因為他空出了教育總督這個大缺位。于是，湯爾和的後繼就成為各派政治勢力斗爭的焦點。事實上，活動早在湯爾和病危期間，已經開始。在湯爾和臥病長達半年時間內，教育督辦職務一直由教育總署署長方宗鰲代理，而時為新民學會副會長的繆斌早已垂涎于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牽線支持下，多方活動。但據說湯爾和臨終前，卻明確屬意于周作人。這樣，周作人就被推到了這場爭奪戰的第一線。湯爾和病逝以後，繆斌鑽營更力，頗有相當呼聲。此時王揖唐已繼王克敏之後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卻屬意于周作人，這當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湯爾和去世後，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書長、時為偽北大監督的瞿兌之，以及日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文化局調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與周作人頻繁接觸。瞿兌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來“勸進”的。繆、周之爭以及背後的日方兩派之爭，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勢力的關注。據現在公布的材料，當時活動于日偽上層圈子的愛國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張東蓀、許寶以及何其鞏，就曾專門議論過湯爾和的繼任者問題。而此四人的關系都頗為復雜。王定南是當時**北平地下黨負責人之一。許寶既不是**員，也不是國民黨員，卻與兩黨上層領導有著密切的關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認為他與重慶方面有聯系。1942年許寶從重慶歸來，周作人還設宴為其洗塵。張東蓀本屬國家社會黨後改稱社會民主黨，與時為燕京大學校務長兼代校長美國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關系。何其鞏時為私立中國大學校長，他曾是馮玉祥的秘書長，和國共兩黨與其他派系都有聯系。他們四人在不同場合的商議中，從政治斗爭需要充分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政治原則出發，**早在1935年12月所寫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就確定了這一政治斗爭的原則與策略︰“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認為，“反正周作人已經當上偽北大文學院院長一條腿已經下了水，那麼我們就無妨順水推舟，讓他進一步出任偽督辦，以抵制為禍最烈的繆斌，權衡利害，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應該做的”。許寶︰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總署督辦偽職的經過，文收閑話周作人，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頁。圍繞著這一政治方案，他們也進行了積極活動，不僅通過王克敏在日偽方面進行疏通，而且由許寶親自登門游說周作人。許寶及他所代表的王、張、何諸人的意見與活動，一方面確是個人所為，並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組織的正式決定，但又確實代表了各方政治勢力的利益與要求，不僅是國共兩黨，也包括美國一方在內。因此，當以後周作人終于出任教育督辦的偽職以後，在許寶做東的宴會上，司徒雷登、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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