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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sz.tw他在北大教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字。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不成字样。周作人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他自己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的字也是自成一体的。当时北大新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即为著名的“林蔡之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蔡元培，后来李大钊等也写了文章。周氏兄弟虽然没有参加，却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周作人曾收藏有鲁迅1919年4月1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按，指蔡元培与禽男按，指林琴南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新旧冲突中周氏兄弟无疑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中的大将。
“开新纪元”的工作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坟看镜有感，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像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而周氏兄弟强调“不像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周作人在1918年11月8日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栗子小说 m.lizi.tw”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文学改良与孔教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84页。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点滴192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28年11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72页。“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页。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阔，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台湾小说网
www.192.tw”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
贞操论及其他
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69、270页。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的意思过活。”在这里，周作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公开表示了对“社会的共产制度”的同情，当时，周作人及同时代人对“共产制度”的理解带有很浓厚的乌托邦成分。详见下文分析。自是别有一种意义。同时，周作人又十分重视凯本德关于“以自由与诚实为本，改良两性关系”的意见，反复强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在周作人看来，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也更重要。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在五四以后，有进一步的发挥。如指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北沟沿通信，强调“两性的**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这构成了周作人独特的妇女解放观。
1919年初，周作人在翻译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以后，又对契诃夫、托尔斯泰之间的一场争论感到了兴趣。契诃夫小说塑造了一个只知依赖丈夫而失去了自己**性的妇女形象，称之为“可爱的人”，显然含有嘲讽与怜悯之意，这却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批评，认为小说女主人公恪守“爱男人，生儿育女”的本分，不应受到指责。俄罗斯两位文学巨人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妇女观；周作人则毫不犹豫地站在契诃夫这一边。他指出，妇女“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但“对于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惟一者所有。我辈不能一笔抹杀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周作人并宣布了他的理想：“希望将来的女人”“成为刚健**，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必须到这地步”才“真贯彻了人道主义”。把对妇女“人”的地位的确立，**“个性”的确认，作为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反映了五四人道主义的时代特色：在五四，人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下层人民的发现，几乎是同时的。五四以后，周作人对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强调“女人是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性与尊严的同时，又强调“女人是女人”，指出：“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新的信仰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与会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是新青年的同人。为什么要于新青年之外另办每周评论呢这实在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此时，北大内部及社会上新旧两派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1918年8月，新青年的同盟军，由北大新派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与北大旧派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同时出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一月出刊一次，且经常延期，就显得过分缓慢，于是有另办更为灵活、方便的周刊的动议。而且，新青年是以发表翻译、创作为主的，而此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恰恰是：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新青年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每周评论就这样应运而生。因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出版每周评论，是新文化阵营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周作人恰恰又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先锋，并由此而确立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参加每周评论的筹备会后，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三文分别作于1918年12月7日、12月17日、12月20日。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后发表于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论黑幕，载每周评论4期1919年1月12日；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5期1919年1月19日。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色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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