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呢，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小说站
www.xsz.tw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了吗”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八，西兴渡江，第74页。这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忧虑吧而由这忧虑激发起来的奋斗力量，也是属于水的：周作人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去想”，去看看“那些渡船上的老大”，他们不“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吗4“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周作人即将与少年时代告别时，所度过的这一段水乡生活，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二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二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二月十三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6117页。
辛丑二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剩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像，高可一丈，宇甚高，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昝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负之游竣。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同上，第203204页。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政治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23、125页。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收知堂杂诗抄，第77页。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也许周作人是像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色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吧。栗子小说 m.lizi.tw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第49页。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平添了别一种色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1232页。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志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心中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99页。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5同上，第212、248页。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乘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父函，亦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
同月二十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不仆，真宇宙奇观也。栗子网
www.lizi.tw
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
f02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卯字号的名人
1917年9月4日，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言定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一星期六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也是够忙的。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二十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作过报告。胡适讲题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小说。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逸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是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中，除朱希祖当年同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四位周作人都是初识。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则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晚于周作人，在这一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0月出版。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小说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致胡适书，收知堂书馆，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第1版，第130页。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兔子”们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记砚兄之称，收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8页。
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陆续发表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了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却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刘半农也以周氏兄弟为知己。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就是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的，刘半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新青年4卷3号上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刘半农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sa，希腊文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翻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恐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周氏兄弟与刘半农这一代人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到来。
鲁迅、周作人补树书屋的座上常客，刘半农之外，首推钱玄同。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接下来，自然是谈天。于是，就有了那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终于走出沉默，写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周作人也第一次用白话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以古诗今译为题，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时间比鲁迅要早三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是为鲁迅打先锋的。
从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像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617页。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刘半农曾说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戏作打油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刘半农：与疑古玄同抬杠1926年6月27日语丝第85期。每当钱、刘大抬其杠时，周作人总在旁微笑倾听，表示着一种理解与欣赏。有一回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使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方六”，系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从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里是不难感到作者的可爱之处的。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周作人以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列。
“卯字号”和北大讲堂的名人中，“新青年”同人之外，也有它的对立面蔡元培先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那位著名的辜鸿铭就是人们公认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他的祖上大约是华侨，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帽，是颇引人注目的。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特地去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遗留，也是一条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另一位著名的复古派人物便是黄季刚。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周作人的大师兄，他的国学造诣是数一数二的。可他的脾气乖僻，正与他的学问成正比。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同学曾做柏梁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送给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似乎还应加上文心雕龙，其余皆为异己，他就一律谩骂，所谓“皆狗屁”也。刘师培是被称为北大“旧派”之首的。他在东京办天义报河南时，周作人即投过稿，但无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