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节 文 / 姜德明

    在影射金陵卖书记的作者公奴。栗子小说    m.lizi.tw

    光绪二十八年在南京举行的壬寅乡试，可谓规模空前，因为这一年是补行庚子、辛丑因政治动乱而中断了两年的乡试。应试者到了足有两万多人，这也是书商向知识分子推销书刊的好机会。据有关的史料记载，恰好这一年，光绪皇帝又正式提出了取消八股文的旧例，改为首场考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考试四书、五经义。考试内容的改革，势必要影响应试者要寻找流行的政治新书来参考。书商公奴大概得风气之先，提前作好了准备，特地从上海“担筐挈箧”地贩来大批应时新书，满足了应试者的急需，生意眼是不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说清末也有较大规模的书市的话，那么一年一度的书市大体是设在乡试的考场以外，与乡试同时举行。南京考试后，下一年的乡试在开封举办，是时书商们又云集开封。

    开明书店的一位股东王维恭，也仿公奴的金陵卖书记，事后作了一部汴梁卖书记。

    公奴的边应试、边卖书，堪称文人经商之一例。如果他只是个卖书的商人，或许就不会写出一部金陵卖书记了。他在序言中说：“岁七月，以长者命赴试金陵，非始愿也。”看来他并不重视功名，对于卖书似乎兴趣更为浓厚。用今天的话说，他不单是个注重经济效益的出版家。他认为各地拥来的应试者，等于集中了全国各地知识界的代表，借此售书，也是“传播文明种子”的大好机会。事后检验他销书的结果，足证他的预见。书市历时月余，售书三千余册，提倡维新的书最为畅销，如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加藤弘之的物竞论等都是人们争购的热门书。又“明治政党小史，尤见特色”，而且这些热门书都是“单行小帙，价廉易销”。

    总之，这次贩书活动，适应了读者要求维新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读书界的动向。

    我因此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在金陵举办乡试和书市的这一年，鲁迅本来正在南京求学，但在开幕的前三个月，他已离开了金陵远赴日本留学。就在他东渡的前夕，从他当时读过的书目中便可找到仁学、天演论、物竞论这三本书，而且他还特别留下来送给了二弟周作人。这种巧合，证明了公奴的调查是有根据的，印证了当时有为青年们的读书风气。公奴所进行的读者调查相当精细，如说购书读者的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仅有数人，绝大部分还是青年读者，因此他不无兴奋地写道：“可知文明之运命，端在青年，而文化之将开，确可预卜也。”这位开明书店的老板不愧一位开明人士。当然，他的书店与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同名书店并无联系。据记载，至少到光绪33年1907，这家书店还在印书，何时关闭则不详。在本书问世以前，我们还很少能看到古代书贾从书刊发行的角度来撰写的专书，公奴却别开生面地研究了书籍在流通领域里的得失，探讨贩书的经验，研究读者的心理和书籍市场的信息，实为我国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作者既是参加乡试的一员，他身历其境，现身说法，在本书下卷即生动地描述了赶考士子的种种表现，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们在考场内外亦悲亦喜的窘态和丑相。正因为作者具有抵触科举制度的思想，因此金陵卖书记也是一部关于清代科场见闻的真实记录，暴露和讽刺了科举的黑暗和一切陋习。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陵乡试绝不是什么发掘人才的盛举，而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我很奇怪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收录的清代科场掌故轶闻不少，何独漏掉了壬寅金陵考场的史料也许商先生当年不曾发现这本金陵卖书记吧，或者忽略了本书下卷恰好是写考场生活的。栗子小说    m.lizi.tw

    从发售书刊的角度，书中还列有售书总账和有关表格，分类颇细，如每个部类共销书若干册，记录得清清楚楚。销数最多的书是历史类，包括传记书。作者又分析其原因有两个：“一史皆事实，故译笔皆畅达，便于省览。

    二此次科场兼问各国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绪。”这里说的历史书，当指各国近代历史及有关的政治书籍。

    这位贩书者还善于倾听读者意见，及时反馈给写书和译书的人，并向出版家们提出各种建议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如说读者对书名只列人名者还不太习惯，认为应在李鸿章、康有为书名后加一“传”字。同时指出译书者应注意：“人地名勿歧出”，“和文名词勿多用”，“附图须精善”等等。看来这些话讲得都很在行。

    作者结合书市的现状预卜了市场的前景。如说：“宪法诸书虽亦浅近，但专门学之名目已嫌太多，每有购其书而不能读者。”又说：“外交之书种类太少，果有善本，定可畅行，盖最为内地所欲知者也。”“生理学诸书，以婚姻卫生学最畅销。”这位贩书者观察顾客也相当用心，他描述那些来买男女生理卫生书的读者十分传神：“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己，然惟恐人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众，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我不知道今天书店里的从业人员，有无如此细心地观察过读者

    公奴也批评了当时不健康的读者购书心理，如只重形式而不问内容者：“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眉，则书之善否不暇问矣。”又讽刺出版者为了营利而猎奇书名，他故意说：“予将着无师自通外国史及西政不求人，获利必不赀矣。”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古人今人在贩书时犯的是同样的毛病。

    金陵卖书记的最后部分是上海开明书店发售书刊的目录，或称“书刊广告特辑”。这当然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全目共收书三百余种，尤为可贵的是每本书都附有定价。在文艺书中，当然少不了正在流行的林纾译作，如茶花女遗事等。当时开明书店提出的经营口号是：“广开风气，输布文明。”

    下一年，即1903年在开封举办的乡试规模要小多了，应试者只有五、六千人。开明书店又带去书刊二百余种，并金陵卖书记一百余册。原来这部金陵卖书记为非卖品，是免费赠送读者的宣传品。书一摆出，立时被应试的士子们一抢而空。这些情况在王维恭写的汴梁卖书记中略有记载，这又为关心古代书刊发行宣传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实证。

    我至今没有找到汴梁卖书记的原版本，只从张静庐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读到了部分内容。不过后者无论从见识和文采来说，都远远比不上金陵卖书记。

    为书籍的一生

    1963年7月，我从三联书店购得一本很有趣的书，至今一直珍藏着，它崭新得如同刚从书店里买回来一样。书的装帧设计一扫当时的流行公式，封面封底全部乌黑，字体翻白，只有书名的头一个字用红。书的内容稍后便有点犯忌，因为这是为沙皇时代的大出版家绥青树碑立传的。以过去的观点而论，此书从选题到装帧都富挑战性，所以书店默默地出版，读者悄悄地购买，30多年了，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它的介绍和书评。这就是绥青18511934写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叶冬心译。

    叶先生根据前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本节译。栗子小说    m.lizi.tw据介绍早在1922年，作者就把书稿交给前苏联出版局了，一压就是三十几年，后来连原稿也下落不明，尽管当时很多作家支持出版也没用，如写长篇小说夏伯阳的富曼诺夫便称赞：“太有趣啦，哪怕是用来写一部小说都行。”后来多亏家属发现了底稿，使这部书才不至失传。

    绥青从14岁起就在莫斯科尼古拉市场的一家书铺里当学徒，从印通俗的木刻图画小书开始，他一步步地熟悉了出版业务和图书市场。青年时代即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一心要为平民出版定价便宜的好书。他脚踏实地地这么去做了，从而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读完此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

    到十月革命前夕，他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1914年绥青出版公司已占全俄罗斯出版物的25.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放弃出版便宜的书，坚持把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以及优秀作家的文艺作品推向平民读者。他把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集，一本本有计划地向人民普及。他是书商，又是一个推广民族文化的使者，一个有远见有修养的文化商人。他从不为了赚钱而出坏书。托尔斯泰逝世后，他办的公司在出版托翁的全集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只想出版50卢布一套的彩色插图本，而绥青坚持除了这个彩色插图本外，还要出版10卢布一套的全集。结果呢，出版这种便宜本，诚如他讲的，“一点也没有赚钱。我们的收入仅仅抵了开销。”他之所以要这么干，用他的话来说，不能光图赚钱，还要顾及一个出版工作者在良心上的责任，因为“我们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无限的好处。”

    高尔基评价他：“我认为绥青是非常之人，我极其敬重他。”

    绥青的成功还有什么秘诀吗有的。他认为，要出书就出丛书。他的经验是，即使再优秀的图书，如果不纳入系列而孤孤零零地出版，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定被淹没在茫茫的书海里。他在俄罗斯最早推出了平民百科全书、儿童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以及俄国历史图解等等。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30年代的鲁迅、巴金先生，他们在印书时，不也是以出版丛书和定价便宜为己任吗

    “为书籍的一生”是神圣而又光荣的

    史料谈屑六则

    一、也谈遐庵谈艺录

    文汇读书周报载施蛰存建议重印叶恭绰着遐庵谈艺录一文，鄙人极表赞同。施先生说该书无出版年月及出版地点、部门，经查书中确无标志。据鄙人当年阅读香港报纸的记忆，此书似为六十年代初作者在香港自费印行，宣纸线装，精美异常。又一说为1961年由香港太平书局印成。“文革”后期，鄙人于京城琉璃厂中国书店得遐庵谈艺录一册，同时又得作者的矩园序跋第一辑、矩园余墨序跋第二辑两册，亦宣纸线装，盖为同时所印也。从叶先生的两辑序跋集中，可见他收藏古物书画之丰，并热爱我民族文化之挚诚。至于书中涉及对古物书画之见解、考证、轶闻、掌故，堪称谈艺说文中之佳制，可读性较强，理应同时再版公诸于世。据闻叶先生又有遐庵清秘录一种，亦为六十年代初香港印，或与前三书同时付印，惜鄙人未见原书，不敢贸然道其究竟。叶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曾印行遐庵汇稿两巨册，又有诗稿、词稿二集，毛边纸线装本，当然也是自费印行者，似与本题无关，今从略。

    二、犯罪的功劳

    解放战争期间，吴晗在北平与战友们编辑出版了一种“自由文丛”，先后出版了三辑：社会贤达考、论南北朝、论南行。第一本出版地点是上海，二、三本出版地点是香港。如果有人光凭版权页上的说明加以记录，却无法反映真实的情况。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用来迷惑当局的。后人不可不察。

    寒斋藏有一本一九四七年香港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的小型刊物犯罪的功劳，内容以杂文为主，“编后”的语气也像写于香港，而有关的期刊目录中就此确定了它出版于香港。此外，文章后边有的还标明写于“香港正门”，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真正的出版地点是上海。

    查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在贾植芳的条目中说：“一九四七年初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同年六月与尚丁、耿庸等人创办诗与杂文丛刊，出了第一集犯罪的功劳即遭禁”原来那位在“香港正门”的作者申右芷，就是当时在上海的耿庸。现在是拨开迷雾的时候了。辞典中应略加更正三处：丛刊的名称为“杂文讽刺诗丛刊”：“第一集”应为“第一从”；创办时间不是“六月”而是“八月”。

    三、“志摩”与“光摩”

    某年余在旧书肆见到徐志摩诗集小鱼集一册，三十年代出版，急忙购下，以为这是别人代他编的选本，或书商的盗印本。仔细一看才发现作者是徐光摩。“志”与“光”一字之差，两者的字形极相似，粗心骗了自己。

    没想到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卷的编者亦被骗了，把小鱼集的作者也当成徐志摩。

    又如现代文学史上有位知名的戏剧家陈大悲，同时又有一位作家叫陈大慈，我就藏有后者一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古玩和一九三三年六月由黎明书店印行的花椒两本文集。“悲”与“慈”字音不同，形却相近，一经铅字印出，几乎分辨不出。一个大悲，一个大慈，字义相对，也算巧合。我不熟悉这位大慈的情况，考索起来也许不无趣味。因而又联想到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林徽音，同时代不是还有一位男性作家叫林微音吗害得不少人产生误解，造成张冠李戴。

    唐弢同志逝世后，黄裳写了一篇悼念文字，不提唐弢，只提风子，于是又让不熟悉文坛掌故的人生疑。“风”与“凤”的字形字音几乎相同。有人便问：凤子不是位女作家吗又如同是翻译家的荒芜与荒弩，年龄相仿，一位是安徽人，一位却是河北人，虽然他们也都是诗人，却到底还是两个人。

    治现代文学史的朋友万万不可马虎。

    四、男乎女乎

    “五四”以后，女作家的出现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此亦时代风气。

    有的投稿者以为，用个女士的笔名，必然会得到编辑的青睐，于是猎奇者，恶作剧者，投机取巧者所在多有。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作家因为逃避当局的政治迫害而有意混淆性别。如作家王任叔巴人，用过碧珊的笔名。作家秦似，用阿娣的笔名，专门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杂文。翻翻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录，有些男性作家甚至堂而皇之地打出xx女士的笔名。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如邱韵铎一名樱岛女士，顾凤城一名洁梅女士，胡云翼一名拜苹女士，张若谷一名剑舞心女士，孙席珍一名织云女士，赵景深一名爱丝女士，又名露明女士。当然，这当中也许有为了好玩，或无所谓的。

    这种风气大概到了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就不大常见了。但，对治新文学史者来说，有人来研究考索一下作家的笔名，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了。

    五、保留旧广告

    一位想影印旧文艺期刊的出版家问我：“期刊上的书刊广告照印否”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可惜不少重印的文艺期刊仍不存原有的广告，如小说月报等即是。

    有一些广告可作考证版本的依据，如你想知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与国语文学史有何区别，请看新月杂志上的广告：“作者本意只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国语文学史旧稿，但去年夏间开始修改时，即决定旧稿皆不可用，须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现作者最近的见解与功力。本书特别注重活文学的产生与演进，但与每一个时代的传统文学也都有详细的讨论，故书名虽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今日唯一的中国文学史。”

    又，新月版的平装本志摩的诗与线装本的同名书有何不同请看广告：

    “初版志摩的诗是作者自己印的，现在已经卖完了。这部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作者奠定了文坛的基础。然而作者自己还是不满意，拿起笔来，删去了几首，改正了许许多多的字句，修订了先后的次序。这本书的内容焕然一新，与旧本绝不相同。”

    看了这两则广告，当知笔者提倡影印报刊必得保留旧时广告的苦心也。

    六、错漏多有

    近日购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书籍装帧一册，这类书不常见，很喜欢。因为这也是一本新文学书刊的图录，不仅美术工作者需要，治现代文学史的人也可以参考。

    所收图录除个别的是一九一九年以前的作品外，其余都是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书，书名何以称为“近代”，不解。又，当年封面上的书名一般从右到左，不像今天一律由左向右，因此一九二九年周瘦鹃的湖上一书误为上湖了。不通。书中错字也不少，如沈从文的从文子集错为丛文子集；上海晨光出版公司误为星光出版公司。此外，列为“年代不清部分”的67种书，依我看都是比较常见的，完全可以查清年月，如鲁迅译的表，丰子恺的音乐入门、韬奋的展望、胡风的为了明天、冯雪峰的过来的时代、周而复的春荒等。

    最奇怪的是本书前无总目，文章无标题及作者署名，估计是编者写的吧，是前言、序、小引吗文中论及诗集生命的0度的装帧，竟不知作者是丁聪，更不把丁聪列入本书的装帧设计家的代表人物中至少在本书中不是还收了他所画的另外几个封面吗如呼嚎沙汀、沸腾的岁月袁水拍、雾城秋艾明之。

    应该说这是一本很吸引人的书，又是一本令人不无遗憾的书。这是一本乍一看很美的书，但是又经不起读者的仔细端详。

    书廊徘徊

    收藏之乐无穷，可惜只有近十年来，人们才肯公开议论它。看那业余收藏家们的痴迷劲儿不免令人发笑，而那成果亦十足惊人。报上对此时有披露，有的收藏甚至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空白，确实具有新闻价值。

    藏书的趣味自来也吸引过不少人，不过怎样才称得起“家”，这标准很难划定。总之，我也勉强算是这个队列里的一兵，说不上“家”。以前我怕谈藏书，这有玩物丧志之嫌，易遭冷眼；也怕谈书斋，似乎那是“象牙之塔”，呆不得的。前些年，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人在大会上一时心热，夸口给知识分子解决一间小小的书房，结果引起纷纷然的抗议之声，那效果还不如不讲。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美丽的梦，要想兑现实在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

    我写过一些书话，每每情不自禁，自然流露了我对藏书的趣味，但也未敢放肆，不能尽抒个性。比如少年时代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于是我也偷偷地买了一本。我一直以为这举动是莫名其妙的，而孙犁同志一口指出，这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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