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脱竹枝体的俗例，有诗必注，以岁时风土为主，很少独特的见解。小说站
www.xsz.tw但它通俗可诵，又因沈阳乃清朝发祥之地，不难从中找出有异于他省的景观。
书中写了不少满族和八旗子弟的日常生活，如吹钱粮一首，是说八旗于春秋二季关放钱粮的事。届时守城门的士兵们，按惯例要早晚吹海螺，谓之“吹钱粮”。春天自二月朔日起，秋天自七月望日起，各以半月为率。
诗中这样写道：“十二楼头雁阵遥，吹螺人又上今朝。边声直挟风声涌，早晚分明两度潮。”又，每年三四月间，满蒙汉八旗士子应童子试，“盛京将军遣协领一员先期校场验射，诸试子挥拳攘臂，饶有童心”诗中唱道：“识字仍须学挽弓，教场昨夜换春风。”又一首描写考试武童者：“软红逐逐送银鞭，一串金铃响暮天。未必春光恋郎马，剧怜蝴蝶太翩翩。”注曰：“按考试武童为朝廷大典，每岁试一次则武童竞闹春风。考试时好骑串铃马游街，并有于马鞍后系大蝴蝶及绒球等物者。”关外少年崇好习武的风尚以及彪悍勇猛的得意之色如在眼前。
又有一些关于老百姓的饮食风俗，也很亲切。举凡“老北京”喜爱的小吃艾窝窝，及中秋节爱吃的自来红月饼等，原来都是沈阳人民的所好。若要寻根，当是满族进关后带进北京的，后来也成为北京汉人的风俗。这种民族间的文化互相融化的关系，在沈阳百咏中不仅一例可寻。如北京城至今流行的梅花大鼓，原来也是清代流行于沈阳的，特别是当地妇女们更为乐闻。
我没有研究过梅花调的起源，至少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沈阳，并非奉天大鼓专美一时。而北京旧时冬季糊窗户喜用高丽纸，实亦沈阳人的习惯。书中的竹枝词不仅写到此事，并说明因“城距朝鲜国较近，以故糊窗多用高丽纸”。
这于研究风俗也很有趣。
书中还有几首竹枝词写到关外人畏寒的风俗，按说东北人是最耐寒的，这些描写却给研究东北人民习俗者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如每年立秋后凉风将至，卖大糖者即开始上街，土人谓之“坏种”。何以如此敌视卖糖的原来他是个报寒的使者。因为卖糖的小贩要敲铜锣，锣声一振则天渐寒矣。诗曰：“七月风光处暑交，卖糖人又出蓬茅。沿门似报新凉到，几点铜锣尽日敲。”
这当然也说明，关外人更希望着春天早日来到。
沈阳百姓过春节的风俗亦多姿多彩，书中多有描写，其中一首有关教书先生者：“一纸鸦涂报姓名，经文诗赋注纵横。笑他心苦分明写，似恐旁人认不清。”注中说：“按城中教读先生贫难糊口，每于春初之际，自书红纸报帖，遣人于大街小巷粘报姓名住址，并注诗文任附，经蒙并授及某日启馆，择吉来学字样”原来古之教师亦一向清贫，别人过年贴喜联，教书先生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只好托人上街刷广告，借以推销自己，寻求来年的生路
此亦人才自荐乎
镇城竹枝词
镇城竹枝词，全书共收竹枝词50首，甲寅1916仲秋刊刻于扬州，不着撰人姓氏，只附了有名无姓的子孙恭校字样。书后有光绪18年1892
月如居士的一篇跋文，他以末首中“偶在他乡避乱时，闻来漫作竹枝词”等句，判断执笔者“殆郡人避难金坛时作也”。从整个竹枝词的内容看，他确实以一个普通难民的身份来记述道光二十二年18427月，英**舰侵入镇江江面及镇城陷落的情形。一开篇镇江已是个恐怖之城：“夷人一自入圌山，直向长江左右环。城内人民忙欲走，谁知初八四门关。”“闺中少妇不梳妆，整日凭栏哭断肠。栗子小说 m.lizi.tw闻得夷人俱胆怯，不如投井或悬梁。”当时受惊的百姓都从此门逃向乡野，英兵则一路严加搜检和掠夺，有诗曰：“家家遇鬼吓痴呆，门外提刀劈进来。衣服金银并首饰，被他掳掠实悲哀。”“火腿公鸡数只输，保来遭蹋可全无。令人取信何凭据，贴上门前纸画符。”本书的缺点是竹枝词后无一字本事和注解，因此难以断定这画符是否指英人书写的文字。请看城陷之后，敌人是何等的逍遥：“四门鬼子已屯兵，城垛今为一塌平。每值夕阳斜落后，登楼雅乐奏分明。”“各官逃去太荒唐，夷鬼来登府大堂。颁令人家多馈送，公鸡火腿并牛羊。”更令人愤怒者，英军忽发奇想，故意毁我文物古迹：“逆夷何故起痴心，掳尽银洋没处寻。忽欲差人扒宝塔，漫言顶上有黄金。”清府官员们临危逃命者有之，当然亦有坚守反抗，与城池共存亡者，如副都统海龄最后便自缢殉国。人民歌颂的是后者，其中一首还写到当时已被清廷贬于新疆的林则徐：“善领天兵林则徐，满城望若釜中鱼。人人举首欣相先，那是传言尽是虚。”谁是卖国的贪官，谁是人民的英雄，老百姓的心里有数。镇江父老在苦难中思念着林公，这细节分外动人。
7月打下镇江，8月初英舰便直发南京，侵入金陵江面：“火轮一路到南京，头队先将抵太平。远看盐船江上走，放开火炮怕屯兵。”英舰去了，镇江并未安生：“渐看夷船退镇江，沿途停泊却双双。谣传法兰西游奕，到此分肥有外邦。”屈辱的南京条约，正是由清政府在8月底的南京江面上，于英**舰上签定。人们忘不了这国耻大辱。
劫后的镇江表面上平静了，于是“本地官员已进城，衙门倾踏草都生。
暂将公馆来居住，抢案纷纷递禀呈。”这些抢案的被告当然不是英人，而是那些趁国难而大发其财的同胞。任何时代都会有恶徒和败类。至于那些失职的官员呢竹枝词里留有这样一首诗：“知府祥麟守镇城，镇城一破便逃生。
若教殉难全忠节，也免差官扭进京。”这位知府到底被捉到北京去，我非史家，没有能力查到最后是怎么发落的。我在想，他若朝中有人，或者后门很硬的话又当如何如此薄薄的一本线装小书，亦不知着者何人，竟留下不少史迹，应该感谢这位一百五十年前的作者。
镇江沦陷记
寒斋藏有一本无作者署名，亦无出版社名义的长形小册镇江沦陷记，铅印平装，110面。扉页印有“非卖品”字样，并“作者附志”，原文如后：“此小册子，系由作者付印，并非书坊出版，敬谨送阅，不取代价，并贴邮票寄出，唯一愿望，在将个人经历，忠实报道于社会，以求增强抗战意识，激发敌忾同仇。诸君自己看过，请再转送别人，递次传观，以期普及，而广宣传，切弗随手抛弃，以惜抗战时之物力，区区微意，尚希垂鉴，是幸。”
最后仿照正式出版物的版权页声明：“欢迎转载翻印。”又书：“吾国春秋大义，有九世复仇之古训，又曰：“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印制时间是1938年8、9、11月，从书内提供的线索看，作者是镇江某公司的一位职员，他所记录的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镇江屠城的亲见亲闻。他着书印书的举动是以个人的能力、财力为限，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宣传抗战。时历半个多世纪，为后人留下一份抗日纪念品，也为侵略者留下一份罪证。作者说，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因为有外国记者的目击，还能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而公诸于世，而日军在镇江的暴行，由于消息的闭塞却不为人知，他有责任向国人揭露敌人的罪行。
本书共分9章，分别是：沦陷前之种种，一月二十八日寇陷镇江，劫掠、奸淫、烧杀及伤害侮辱，其他种种，笔者的感想、杂录，逃亡后之所闻镇江消息。台湾小说网
www.192.tw附1938年7月15日上海大美晚报刊载的美国记者莫隆纳写的通讯南京屠城记。书中奸淫一章，记述受害的镇江妇女无异处于人间地狱。作者列举20余例，个别的还有地点和姓氏。烧杀伤害部分，举有作者公司员工的例证。在杂录部分，揭露在镇江行医的一个叫大井弘的日本人，开业十余年，“镇人无负于他，而他施展阴谋，危害我国”，“去秋镇江枪毙汉奸秦蒋等人，闻汉奸内幕，系由大井弘主持，秦蒋既被获，大井弘亦即悄然离去。他在镇多年，对于镇江情形，自然十分熟悉，此次敌军抵镇，他已随来，往返沪镇，奔走极忙。敌军远来，不熟悉当地情形，倚畀他为顾问，自治会之产生，指挥谋划，由他一手经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亡我已久，指使间谍深入我内地，以各种职业作掩护，收买汉奸，阴谋破坏，镇江大井弘仅其一例也。杂录中又记镇江自治会成立于1938年1月10日，以尹姓、柳姓先后为会长，并徐姓翻译的劣行，等等。书后更宣扬抗战到底，“如果中途屈服，弃战言和，甘心做亡国奴，志气消沉，虽生犹死”。
读这样的书，自然不能按正式出版物那样来要求，文字也不讲究。若按报告和调查记来看，缺乏的部分还不少。但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睹普通一国民的记实文字，仍然有意义。书中留下了当时函索本书的地点是：“江苏樊川一桂轩”，这是探访作者的唯一线索了。
吕晚村手书家训
鲁迅先生称许的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编，线装铅印，共出了九册。我的藏本书品不一，因为是从京城几家旧书铺里零凑而来。当年如买全套的，书价可观。现在已经有了重排的铅印本，得来容易了。
书中所收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一案，读来令人心惊。现行犯曾静招供，他的反清是受了康熙朝吕留良着作的影响，结果吕氏全家获罪。尽管吕留良死去已有46年，雍正仍把他戮尸枭示，子孙被斩。雍正初年刻的吕晚村先生文集，当然亦被抄禁销毁，世间几无留存。前些年，我在北京隆福寺偶然购得一部吕晚村手书家训，线装石印，上下两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
十一月上海国学保存会印行的“国粹丛书第一集”。这个团体的主干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等人，他们在1905年还创办了国粹学报，以民族观点提倡国学。主编人是邓实。我没有见过这份学报，猜想是个带有排满色彩的刊物，不是纯学术园地，办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停刊。吕晚村手书家训的原稿先为锡山王氏所藏，邓实得到后付诸石印。邓的名字很陌生，我只在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才查到，知道他是广东顺德人，1877年生在上海，1951年逝世。神州国光社也是他创办的，并与黄宾虹编印出版了多卷集的美术丛书。看来人们久矣忽略了这位在晚清活跃一时的人物。他在付印吕氏家书时留有三绝，其中之一写道：“摩挲手泽泪潸潸，忌讳之朝例必删。可慨烧书烧不尽，尚留真迹在人间。”这就说明，没有等到清朝消亡，已经有人公开为吕留良鸣不平了，而且即使在雍乾两朝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政策下，仍然有人冒了生命危险保存违禁的文稿。书是禁不绝，也烧不完的。
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的家书主要是写给他两个儿子大火和辟恶的。
这名字有点怪，都是乳名。信中似无多少违碍的议论，不过也有涉及他矢志不侍清室的文字，如郡守曾以隐逸荐他于朝，他立即作出反应，以削发为僧来抗争。这行动当然不是真的出世，而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他在信中曾经规戒家中子孙妇女，不论老少，一律不许烧香念佛，不准与僧尼老佛往来，并且婚丧行礼时，也不许用僧道及阴阳禁忌，等等。可是，一旦上面逼他就范，他又违心地遁入佛门。他给儿子大火的信中说：“昨橙斋得燕中信，云荐举事近复纷纭，夜长梦多，恐将来有意外，奈何吾意及事至则难为计，欲先期作披缁出世之举，庶可幸免。汝在京即今当为布其说，云我厌弃世纲，已决意入山为住静苦行僧，不复与世周旋矣。我且避迹妙山，待燕中为定再作商量耳。”
待他真的出走进山，“一径南行，亲知皆有惋惜之言”，他能不动心吗因道：“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吕晚村之受人尊敬，至少他语出真诚，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节操和品格，后人已有定论。
就在他行动之后的信里，又告戒子孙：“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据载，他的儿子并没按他的家训办，还是走了仕途。他们怎会料到，自己已经归顺朝廷当了官，已故的父亲获罪仍祸及了祖孙三代。残酷的雍正，把吕晚村的儿子也戮了尸，孙子拦腰斩断当然，不论他们是否走仕途，都不会逃过这场灾难。悲剧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吕晚村又是靠什么为生的呢原来他是一位刻书贩书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带着儿子编书刻书卖书，开了书坊，当了出版家。他的家书里难免有些封建说教的内容，也有颇见性情的某些细节。如他劝戒子孙爱护书，不使污损，不能随意折角之类，更有不少贩书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他的刻书，看来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他以明遗民自居，因此编选刻印了不少明人的诗文选集。他与桐乡人的张履祥共倡程朱之学，自然刻印的这类书亦多。他一方面卖书求生，一方面借以传播自己的治学思想和政治主张。雍正看透了这一点，恨之入骨，人死了也要治他重罪。
为了访书卖书，他与儿子常分别出差南京，家书中时有通报书市信息的文字。他写信给儿子：“程墨目下趱工，然须五月成书耳。书局有气色，甚慰知寻得旧文十余种，乐不可言，此难得之珍也。寄时须缄固，付的当人方可，启岸尤稳，不可草草，更多方购寻之国表国门广业尤要。几社文有友云，有至六集者，恨未之见也见朱子语类即收买，不嫌其重，友人须此者多也。”他有意搜访前朝的遗文，自己到了南京回报家中：“程墨大题此间随印随发，苏州、杭州、芜湖、宁国皆来要书。因待北客，未尽发去，故未暇寄回。”又一信，记他在南京购得印书的纸张40篓，并让店中补运大题3捆，共270部来。信中谈业务，安排书坊生意者所在多有，如：“知言集尚在搜罗，动手当在秋冬耳。语孟说已在分抄，来月可寄还矣。
北盟会编亦应收之书，但价昂则不必，非不易得者也。”另函称：“局中生意不佳，想非其时，亦旧书行将阑耶。若气色不旺，相急宜出新书帮衬之。”出新书就要投工备料，积压资金。有时看准市场，还把刻版带到书籍集散地的南京来刷印，可以节省开支和往返运输的时间。不过也有波折：“今日始发书至坊，北客尚未到，而坊人口角看火色颇佳，云去年秋冬北客问程墨不绝口，虽数千册亦早去矣。但，有一说可虑者，云此间坊贾止许外路人来此卖书，不许在此间刷印，未知此说如何且看光景作商量耳。”这表明吕晚村处事干练，不是一个只尚空言的书呆子。请看他的另一封信，俨然一个富有经验的书贾：“此间北客陆续有到者，要等全场会墨出方买书，而金陵姑苏近地买者甚众，气色殊噪也。吾所最快者得黄俞邰、周雪客两家书甚富，而恨不能抄尽耳。今寄归李伯纪梁谿集九本，可向曹亲翁处借福建刻本一对，无者方录出，亦可省些工夫。又晁说之嵩丘集七本，书到即为分写校对，速将原本寄来还之，两家极珍惜，我私发归者，当体贴此意，勿迟误，勿污损也。黄家有杨铁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数倍，吾欲查对抄全此间书一发完即归矣，然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意且在此结夏，大约秋初作归计耳。”贩书者应是爱书人，吕晚村可谓当之无愧。“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指的怕是佳本良册的诱惑，而不单纯为了生意经。这种访书得书的愉悦情怀，亦见于家书中收的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直换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钉钱。
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磨禅。
祁氏恭临济宗”
我不知道**吕晚村先生文集中是否收了这诗，有兴趣者可以据此作一藏书诗话了。所有家书中的这些记载，当是吕氏传记的第一手资料，亦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明末清初江南书市的风景。
吕晚村对卖书一事曾经向子孙作了自白：“吾之为此卖书非求利也，志欲效法郑氏则其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不先足备，正欲使后世子孙知礼义而不起谋利之心，庶几肯读书为善耳。若必置文章而谋治生则大本已失，所谋者不过市井商贾之智，孟子所谓跖之徒也吾向不忧汝钝而忧汝俗，此等见识乃所谓俗也。医俗之法，止有读书通文义耳。”最后，他的结论是：“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晚村先生是不是把儿辈的有关矛盾解决了呢，恐怕没能办到。
因为他的儿子不是到底从了政，不再去卖书了吗
金陵卖书记
金陵卖书记，光绪28年1902出版，是清末一位出版家版书的自白，内容很有趣，让我们看到了九十年前出版界一位同行的种种活动。
早在三十年代，阿英为了寻找这本金陵卖书记便费尽了心思，不知盼了多少时间。他同沪上旧书店的人一向很熟，托了不少人去找。有一次听到粹宝斋书店的主人说，记得进过这本书，不知压在什么角落里了。阿英岂肯放过这个机会，即与店主蹲在地上一本本地翻检起来。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翻到最底层，“历数小时，始得之于乱书堆中，其快慰之情，殆可见矣。”见阿英：海市集事隔半个世纪，此种淘书的乐趣已难再现，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载中去间接感受了。
有幸的是前几年我也得到了这本书，乃是别人赠予的，除了书友的情谊可感之外，虽然亦兴奋一时，却没有当年阿英先生那样可资谈助的消息了。
一种是亲身体味挖掘和发现的快乐，一种是天外飞来，坐享其成，还是前者的经历更有兴味。
本书的作者署名公奴，从字面理解好像颇具民主思想，当然这只是从形式上妄断。作者原名夏清贻，字颂莱，号公奴。据室名别号索引一书的编者陈乃乾先生介绍，夏是清末上海开明书店的主持人，但其生卒年月及籍贯等均不详。光绪30年1904，开明书店还印了他编撰的英特战纪一书。阿英先生说，李伯元在所着小说文明小史第二十四回，讲到一个到济南考场赶考的书商，一边卖书，一边也参加应试，是个“维新的豪杰”，事后作了一部济南卖书记。显然这个人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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