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1957、12、21.西谛先生的字自成一体，一见便知亲笔无疑，即购下。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按此书于1957年12月出版，印一万册，定价4元6角，今以2元3角得之。西谛先生为藏书大家，何以自用书也流于书肆此亦天下醉心藏书者所悲也。”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人与书都正在遭受凌辱。西谛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书仍然难以逃掉时代的厄运。先生有知，不知将作何感想。
我的书帐仅此数年而已，至于中断的原因，恐与去干校和政治运动频生有关。而且即使这几页书帐也是偷偷地写成。起初还是手持介绍信，打着寻找“大批判的反面资料”的幌子，才敢去琉璃厂海王村。
现在写书帐的自由是有了，然而环顾书市，拟购的书已如凤毛，因此写书帐的兴致也就无形消失了。
1993年1月
家藏三字经
小时候没有上过私塾，也没有念过三字经。但“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名句都记下来了。知道那是封建时代的启蒙读本，有些内容不应接受，取其精华还是可以的。诸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于今天的读者又有何妨当然，更没有想到对它要展开大批判。然而在荒谬的“文革”
时代，三字经也逃不掉挨批的命运。我至今保存了一本1974年8月印的批判资料，其中全是旧时的启蒙课本，占首位的便是三字经，其余是弟子规、闺训千字文等共六种。
我们不认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外国人认。前些年在法兰克福的书展上，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的英译本三字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1990年把它选入儿童道德丛书之中，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三字经亦潇洒一回，“走向世界”了。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担忧，不是凡是外国人叫好的，我们都得提高警惕，问一声为什么吗
我从来不想研究三字经，但在访书过程中见到绝版已久的这类书，价廉物美，为什么不收藏呢。不过也不多，三字经仅得四种而已。
最主要的是1928年章太炎重新修订加注的重订三字经，1933年7月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专印线装古籍的一家书局，排印讲究，校对认真，在当年的读书界很有口碑。太炎先生偏爱此书，难免有过激之言，如说“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这个版本有两大特点，一是三字经为南宋人作，明清人补作了辽金以下的历史部分，章太炎看不上，并深恶“清人所增尤鄙”，故“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订者亦百之三四”见章太炎为本书的题词。二是典章人物事类，一一加注，增添了这一读物的学术色彩。多年来这一版本之得以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藏的第二个版本是光绪32年1906刻印的西学三字经便读，这是配合当时变法维新，普及西方地理知识的一种通俗读物。它未必完全适合儿童，意在套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争取更多的读者。如开首为：“普天下，五大洲，亚非美，合奥欧。洲之外，有五洋：太平洋、大西洋”还有科学知识，如驳天圆地方说：“此类语，甚荒唐”，指出“地是球运一周，七万余”，“因地转，分昼夜：球背日，则为夜；球对日，则为昼。”当然，也有说教：“圣天子，治维新；策富强，励兆民。尔蒙童，宜努力；学大成，报君国。”作者是谁，无可考。
我存的第三本三字经似为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刻本，书名真理三字经，是教堂传教用的。开宗名义便以上帝为本：“造天地，山与海；及造人，神主宰。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总之是让你弃恶从善，信奉耶稣。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无疑地这是一本普及宗教的通俗读物，想不到外国传教士也懂得利用三字经的吸引力。
我存的第四本是绘图新三字经，延安韬奋书店出版，作者是毕珩，绘图者是木刻家古元。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肯定是画家手刻制版印刷的。
这原本已是革命文物，我藏的是革命博物馆的复印本。更准确地说，这是农民识字课本，主要内容以农事为主，如“挖得深，锄得细；多拾粪，来上地；棉花里，撒芝麻；玉米旁，带豆荚”之类，包括宣传变工队、合作社、送公粮、改造二流子，等等。它带有浓郁的陕北特色，当然也是新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一次实践。利用传统旧形式，上图下文填进革命的内容，开头便是：“陕甘宁，边区好。**，来领导。咱领袖，**。能救国，能抗日”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各个阶级，各种人都想利用三字经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至少都承认了它在民间流传的广泛性，以及它在人民间产生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各种重订、新编三字经不断出现的原因吧。
然而，流传最久的还是原本三字经，包括其中的人物故事一代代的还将流传下去。说来可笑，“融四岁，能让梨”，父母当年曾经以此教育过我；我曾以教育过我的儿女们。现在我的儿女，又用来教育他们的子女了。
几代人事先并没有商定过，行事如此一致，你道怪亦不怪。三字经的魅力不是有点神秘吗
清名伶“十三绝”画像看过清代沈蓉圃所绘京剧名伶“十三绝”画像的人可能不少，当然是指彩色复印品。这十三位是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杨月楼、余紫云、朱莲芬、时小福、徐小香、杨鸣玉、刘赶三、郝兰田、张胜奎、卢胜奎。沈蓉圃是同治光绪间画人物肖像的名家，不仅求形似，更重神似。“十三绝”不是那种匠气十足的千人一面之作，绝对是古代人物画中的珍品。
梅兰芳先生一向注意搜集京剧史料，包括运用戏曲画、戏曲照片等来研究京剧，培养青年演员。北京沦陷后，“十三绝”为北京三六九画报社长朱某所得，一九四三年五月由他主持，约金佩山撰写了“十三绝”小传，加上各家题跋，合成一本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正式出版。朱某的背景不详，从他请当时的伪市长徐良题署封面，也可猜度他的为人。三六九画报是当时流行的一本游艺性的通俗杂志，除了报道京剧演员生活，还有漫画、掌故，以及武侠和言情小说的连载。抗战胜利后，又有一四七画报问世。编辑作风，一如前者，时间不长便停刊了。
为本书题跋的梨园界人士，如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荀慧生、程继先、时慧宝等，都以手迹影印制版，为爱慕名伶文墨的读者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如王瑶卿的先外祖郝君兰田小传、金仲仁的十三绝图序、景孤血的题十三绝图咏、翁偶虹的十三绝图像赞，以及谭小培率子富英、世英的十三绝图谱诗并小序等，都为“十三绝”增加了研究价值。书内又有为本书而“志感”的言菊朋、萧长华等人的文字，及图影多幅，堪称有关“十三绝”画卷的一本专书。
本书题记为首的是梅兰芳，撰于1942年冬，那时他正蛰居上海。从他撰文的意义和题记的内容考虑，此文应当收入梅氏的文集，特抄录如后：沈君蓉圃所绘思志诚剧画像，先大父及徐小香、杨鸣玉、朱莲芬、时小福、刘赶三、余紫云诸先生共二十余人，均为当时名彦，向藏余家。以有关国剧史乘，适余创立国剧学会，即以陈诸会中，所以垂久远而示来兹也。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厥后陆续征求，复得程长庚、徐小香两公之镇坛州，暨先大父四郎探母画像均为沈君所绘。同时又旁搜博采汇集同光以来之名宿照片若干幅，悉移国剧学会保存。自兰芳移家海上，不获瞻仰观摩者已将十稔，老辈典型时时悬诸心目。今秋复昌先生出所藏“十三绝”画卷，亦为蓉圃所作，神情妙肖，色泽妍雅，图中都凡十三人，皆与先大父并时杰出人才，较兰芳所藏尤为美备，洵剧史之瑰宝也。敬识数语，以志景仰。壬午冬日，梅兰芳记于缀玉轩之南窗。
梅氏收藏沈蓉圃的戏曲画这么多，何独不见“十三绝”想来令人生疑。题记中又强调所藏戏画已近十年未见，说明日寇占领北京后，原物可能散落或毁于日伪之手。看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梅先生对藏品有难言之隐，只好欲言又止。我甚至怀疑，这珍贵的画卷“十三绝”原为梅家的珍藏，现在这位朱某却连得自何处也避而不谈。
怀着这个想法，我找到梅先生在1961年4月写的一篇漫谈戏曲画，发现作者终于道出了实情：“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沈蓉圃画了许多的戏像，我收藏他的作品不少，如“十三绝”、“群英会”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虹霓关”时小福、陈楚卿和我祖父梅巧玲等。”画卷遭劫，梅先生在撰写这篇题记时，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梅先生生前没有再进一步说明“十三绝”画卷的详情，估计不会是后来从朱某手中购来，更不知这画卷今存何处。总之，梅先生如此重视收藏京剧史料实在具有远见卓识，其间的经过和波折，更可能包含着动人的故事。希望有人能作一番调查研究，写一篇“十三绝”画卷考，为京剧史上这一文献的来龙去脉留下史证。
杨大瓢的书
鲁迅与周作人都有搜集乡先贤作品的喜好，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的编撰便是证明。晚年鲁迅已不及过问此道，周作人则兴趣依然。为此，他还刻了一方专用的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着作”，足见他这类藏书之丰。
当然，访求不遇的书也是有的。譬如数十年来他有意搜访清初杨大瓢的书就不那么顺利。1940年6月，他在关于杨大瓢见1942年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味集中说：“我想蒐集一点乡贤着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着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
求书心情之切流于笔端。
杨宾，字可师，号大瓢。康熙时代人。周作人已藏他的铁函斋书跋、大瓢偶笔，道光刻本，共十册。按说这不是什么珍本，而“书贾大有奇货之意矣。”厂肆贩书者摸透了读者的购书心理，大概早知道周氏弟兄专收绍兴人的着作，特意留心的。周作人又收存康熙中叶杨氏刊本力耕堂诗稿三卷，版本略佳，在三十年代却算不得善本。苦雨斋中的大瓢着书止此三种而已。
对于大瓢的诗，知堂没有详加评论，只说杨的西湖杂咏六首写西湖的情形与感触，同张宗子在西湖梦寻中写的意趣相似，境况亦相近。恐怕这与彼此写作的时间相距仅数年有关。1941年10月，知堂把关于杨大瓢收入文集时，又作“附记”，讲到他从杨氏后人手中，借得一本大瓢日记的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稍后他又作了一篇杨大瓢日记，收入他的立春以前一书。然而，愿为刊行的想法已不可能实现了。
有幸的是日记抄稿尚存北京图书馆，我的同事柯君有志清代诗文集的研究，他探得此稿，并发现知堂在抄稿上的一则不曾发表过的题跋，写于1963年，证明当时抄稿仍存苦雨斋，他依旧恋恋不舍。原文如后：昔日偶然得到杨大瓢力耕堂诗稿、函斋题跋及大瓢偶笔抄本，因写关于杨大瓢一文，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杂志上，至三十年夏，乃承杨氏后人的杨子日记一册见示，系大瓢手笔，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即此是也。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知堂。
知堂未见的大瓢着作，至少还有两种，一是他只闻其名的曦发堂文集，一是他连书名也不知道的曦发堂诗集。书各四卷，是铁岭杨氏于道光间编成的未刊本。文集中记大瓢父亲被流放事颇详，是杨宾传记中重要的一章。
诗文中大量涉及的晚明和清初史料也很重要。若为知堂所见，他为杨大瓢印书的决心怕更大。奇怪的是知堂没有提到，正在他为文介绍大瓢的同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于1940年4月印了一本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作为“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十四”的非卖品，书前还有当时藏于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词中的杨大瓢像。杨为浙人，怎么会是“吴中文献”书前又有校印者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序，讲到大瓢奉大母丧葬后已年过四旬，适康熙南巡，他“携弟迎叩御舟，请代父戍，不许。遂出塞寻亲。”后来父殁戍所，他才几经阻折，“奉母扶柩，归葬吴下。”道光二十九年季某见此大瓢杂文残稿，不能得，录以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亲诗文卷，同时获见，并录于后。”
书后的跋为咸丰八年吴人叶廷琯作，他说：“大瓢父墓在团山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字已漫泐过半，嫌其墓久不保吁。”看来知堂无缘得见这一平装铅印的非卖本还不是大瓢偶笔。
自古以来，我国学人向有搜罗乡贤佚失着作之风，借以保存先人文墨，嘉惠后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传统，并非周氏兄弟的独好。不知现在还有无识者重视这一传统应该说，正是有这样热心乡贤佚作的人，祖国文化遗产才得以一代代地保存和流传下来。目前各地方都在修县志，恐怕也无力顾及于此了吧。
法律的歌诀
我们是一个法律不太健全的国家，可是多年来“法律”又无处不在。村村店店都可以任意定法，到了“文革”时期更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当惯了“驯服工具”的我，因为见多了违法的事，慢慢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比如出门住旅馆，各家的店规就很苛刻。供旅客休息的大厅，改为咖啡座，宁可空着也不准客人坐。如果硬是过去坐了而不掏钱，显然便违了法。住旅馆先要读旅客须知，那口气可谓官气十足，是命令式的。一开口便是旅客“必须”如何，“不得”如何，“违反”者如何，如何“照章处罚”，等等。全然没有平等待人的客气话，更遑论尊重“上帝”了。
对这类怪现象，我气愤有之，但没有那么多耐性，出门之前先熟读了法律条文，或备好法律手册，准备与他们去斗争。所以寒斋没有什么法律书，似乎只有单位发的一本宪法，好像亦过时了，因为后来又修订过。作家协会发过一本有关保护作家权益的小册子，与法律有点关系，不知搁在哪儿了。
忽然想到我从旧书店买到过一本线装书，名为大清律例歌诀，光绪五年1879湖北书局刻的巾箱本。这可能是我自愿掏钱买的唯一的法律书，而且不是出于法律的吸引，以为它是歌诀，有韵的七言，新鲜、好玩而已。
为了好玩才读书，我又犯了忌。作者程梦元，合肥人，乾隆时代做过太守。
除了本书，他在乾隆二十四年还编刻过盛世元音五卷。他编撰的大清律例歌诀为了实用，方便当官的，所以为本书作序的潘从龙说，一部大清法律“朝夕翻阅亦未能尽记忆也”，程的“律歌一编，明白晓畅，简而能读，取古人读书读律之义，叶以声韵，切以音注”，不仅备官吏文人来读，亦可向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以便做到家喻户晓。歌诀最能接近大众，因此我不当它是法律书。歌诀的内容当然有不少无知的昏话，如名例仪制中的“收藏**杖一百，私习天文罪亦均”；刑律斗殴中又明显地在保护夫权：“妻有殴夫杖一百，妾殴加妻一等刑。夫殴妻伤减一等，殴妾至死徒三春”等。但有趣的是对当官无实绩而又好虚名的亦算犯法，如：“官员实无善政绩，自立碑词杖百应。遣人妄称己善者，重杖受遣减等惩。”授意别人宣传自己者至今不免，清朝是否真的这么执行了，对拍马和抬轿子的，法律又当如何
从军政关津条律中，看到了对边防人员的要求：“不应给引而擅给，诈冒告给并杖行。势豪嘱托给批帖，影射出入杖百承。官吏听从给与者，并与同罪不知轻”在这里，暴露了古之“势豪”乱批条子的违法行为。不管是否官样文章，连**的清政府在名义上都不得不治罪弄虚作假、当官无实绩和背后乱批条子的人，今天难道能坐视不问吗我无法俱引歌诀中的有趣或荒谬的内容。总之，那处罚的手段也真够野蛮而原始的，只有一个打字幸亏自民国以后已废除了杖刑，但是从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作品来看，那遗毒远远没有肃清，甚至更现代化，更令人怵目惊心了。
中国儿歌集
我读民间山歌、情歌、哭嫁歌等，总觉得那些无名作者绝大部分是妇女。
她们的压抑越深，就越想吟唱。她们的理想越渺茫，对于幸福的追求也越执着，感情也越细腻和深沉。儿歌尽管带着孩子的口吻，有嬉戏和幽默的色彩，我也认为是不知其名的妈妈们的创作。
某日于冷摊上得1923年1月江苏第一师范学校选辑的中国儿歌集一册，印于苏州，比顾颉刚先生选辑的吴歌甲集还要早三年，当是歌谣研究的早期史料。我想，这与“五四”以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提倡采风有关。
除了顾先生以外，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常惠等学人都是参加这一活动的热心人士。
下面一首歌谣，出自云南腾冲县，是儿歌，更像是初为人妻的新娘子在洞房偷窥新郎时的心理写照：“新姑爷，倒穿靴，滑跌倒，慢着些。”倒穿靴是风俗呢，还是新郎幼小
安徽芜湖县的一首，显然是年轻的妈妈跟娃娃在说悄悄话，却是回忆未出嫁前在娘家时的生活，一派少女的心态：“小板凳，歪一歪，我是妈妈的小乖乖；我是爹爹的能宝贝；我是哥哥的新姊妹。嫂子说我不栽菜，我能在家过几代。嫂子说我不栽葱，我能在家过几冬。我是塘里浮萍草，飘飘荡荡走掉了。”
各地唱的催眠曲，有哪一首不表达了妈妈们的爱心请看：“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他妈。乖乖宝贝儿你睡吧，马虎子来了我打他。”有了妈妈在身旁守卫着，孩子们一个个都睡熟了。
在妈妈的眼中，自己的孩子是世间最漂亮最可爱的，连缺点也值得夸赞。
如常熟县的一首唱道：“大头大头，落雨不愁。你家有伞，我有大头。”这里有母亲的骄傲，也表现出创作这首歌谣的母亲的智慧和幽默。苏州的一首歌谣，同样唱出母亲的偏爱：“小二二，拖鼻涕；拖到河底里，拾只金挖耳。”
拖鼻涕的脏娃娃也是美的，而且还会带来好运。
河北宣化的一首儿歌，是母亲哄娃娃睡觉时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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