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还能再生龙活虎般地写出广陵潮那样的作品吗
读遐翁词
番禺叶恭绰先生殁于1968年，享年88岁，其时正是“四人帮”肆虐的时代，诗人无声无息地悄然而去。栗子小说 m.lizi.tw
叶氏早年从政，在北洋政府做过官，30年代初便脱离政界，专门从事文化活动。他热爱收藏古董和书画，多有鉴定和考证，着有遐庵谈艺录、矩园序跋两辑。更为后人称道的是，他为近代文人刻印了不少诗文集，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为研究近代文学者所感谢。我藏有他的自着遐翁词赘稿一册，跋中说：“今既垂耄，百无所就，词亦可知。亲故哀其荒落，为理旧稿，略依年代编次印出，备贻知好求教，此亦适形其陋劣，安所企于作者之林，更无当于今之文艺。其事已赘，故名曰赘稿云尔。”显然，这是作者晚年自费印的书，止于50年代初所作，是他一生词作的结集。书前收有名儒夏敬观、冒广生40年代初为他刊印遐庵词甲稿作的序两篇，道出叶氏的创作以词最见才气。叶氏又有全清词之编，他确乎是位词的爱好者。余从旧书肆所得的藏本，上面钤有“双虹阁”朱印一方，并有多处墨笔眉批，从手迹来看可能出自作者，因为眉批多注本事，那口气局外人是无法代替的。
从这些眉批中，大体可知词集的内容，如与友朋的交往及游历等，可考作者生平。有的还说明某词曾为某公所赞许，涉及的人物皆近代诗坛大家，如文道希，易实父、杨昀谷、朱疆村、冒鹤亭等。有的词则标出写作时间，如兰陵王题张红薇女士百花卷眉批上说：“从政后有十年余未填词。
此为民国十五年南下后第一首，风格似一变。”有的补题某词作于庚子或辛亥，包含着重大政治事变的背景，是研究作家思想的依据。一阙石州慢，写中秋夜游虎丘，但不明何事有感，眉批曰：“时日本建满州国”，读者释然了。类此眉批，多处可见，如点明梦芙蓉是指斥西太后的；西河写淞沪之战；减兰为忆中山先生之作；六丑等写“日本将攻香港”。
浪淘沙广州中秋小极楼居不能见月，更为隐晦，眉批曰：“此为日本监押赴沪事”；望江南批曰：“自港归时避不与陈等见面”，这在叶氏的传记中都是壮奉，表现出他在珍珠港事变后，不屈服于日寇，决不与汉奸陈公博之流接触。清平乐词中，有“愧逊淮南鸡犬”句，不看作者写的眉批，很可能会漏掉当年国民党上层的一大丑闻。眉批全文为：“自香港拟赴渝，飞机票已购妥，临时飞机被孔宋占去，并犬亦携走。又有财阀多人包飞机去渝，如徐新六等皆坠海死。”所有这些词作和眉批，足以勾画出一幅爱国词人的画像。人们可以理解，何以建国之初，老人便从海外来归，定居北京。至于他在新中国的吟唱，更见作者的一片赤诚，如鹧鸪天湛江开港喜赋，他眉批道：“谓东西中南沙各岛亟应控制为门户”。
诗词的吟唱自来是表达作者感情的。我们讲了叶氏的大节，即他为公的一面，还有涉及他私生活个人感情方面的抒发，这也是古往今来诗人和词家难舍的题目。遐翁词稿中的这部分，写来委婉曲折，最能体现他细腻的感情和诗人的气质。对此，作者也有眉批，简略而含蓄，不想多置一词，仅标出“悼亡之作”而已。加不加这样的眉批是大不一样的，如一阙浣溪沙，题后原有小题“纪某女子事”，看似神秘，作者加眉批：“阮玲玉事”，我们才恍然，知道实与个人的私生活全无关系。他眉批的“悼亡之作”多有，前后数十年间，足证他对那位故人一往情深，老来也不避缠绵。如：“廿五年来梦欲沉，麝尘莲寸几关心，柳丝藤蔓又而今。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净土泥翻培弱絮，愁波海转惜冤禽，白头禁得短长吟。”浣溪沙秋感
“病怯新寒八月天，秋花犹馥小窗前，已无哀怨但缠绵。结习渐空休问影，梦游已倦不思眠，徘徊三十又三年。”浣溪沙有忆
“卅年来长别，就中多少回肠，魂沉梦杳止何乡，误作鹊桥相望。历尽金凤玉露，依然银汉红墙，黄泉碧落两茫茫，空剩枯槎无恙。”西江月七夕拟往幻住园，乃以事阻，感而有作
思念故人的感情几无日可断，读后如见枯坐冷屋的一位动情的老人。所谓幻住园，在北京西山秘魔崖下，是叶氏营造的生圹，占地十余亩。那里除了埋葬作者依恋的故人外，主人还想请当代名画家文人如齐白石等百年后与他在此园为伴。后来戏曲家罗瘿公、画家姚茫父逝世后，果然长眠于此。这也是叶氏风雅豪壮的一项义举。
叶氏长年思念的墓中人究竟是谁呢这仍然是个谜。近读已故香港作家高伯雨的随笔，知道埋骨幻住园的女子名净持，生前为叶氏姬人，故于1916年9月，次年3月葬于西山幻住园。我佩服高先生的治学精神，他解开过近代轶闻中不少大小疑案。“文革”前我去过秘魔崖，见过罗瘿公、姚茫父的墓，净持女士的墓则印象全无，因为那时我对她与遐翁的故事一无所知。现在那里的旧迹怕已无寻，因为有的人好像存心让人们不记旧事，只余白茫茫一片最好。
天津游览志
手边有本天津游览志，似乎可以作为散文读物来翻翻。编纂者为研究北京风土的专家张次溪。此书作为“燕归来簃丛书第一种”，1936年1月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印制发行。
张次溪久居燕城，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当过书记之类的职务，居留津沽数载，因此他对这个城市并不陌生。书中自然也少不了表格，包括里弄街巷名称，学校、机关、商店一览等，甚至连1935年铁路行车时刻表及铁路票价、邮资价格等均有记载，这对研究现代经济史的人或许有用。对笔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编纂者的文史修养，以及他以随笔的形式所描绘的津门风俗、见闻。余生亦晚，作者所描述的天津各种景观，我非常熟悉又很陌生，既感到亲切，也有获得新知的喜悦。那时我还是个幼童，对于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茫然无知。
作者有搜集史料的癖好，在“丛录”中，收有作者从天桥冷摊上得来的稿本津门小志一册。这当然不是什么名着，也不知作者的姓名，写的是晚清生活却无疑。如说侯家后本弹丸之地，而酒家茗肆、歌榭妓院大都聚于此处。仅此一隅，一日一夜间可费至千金。全市饭庄约五百家，最着名者亦为侯家后的红杏山庄、义和成两家。“丛录”又收有水西庄查氏父子兄妹歌咏水西庄的诗作，并其他历史人物歌咏天津的诗文。如收有清乾隆年间都门竹枝词作者杨米人的津门绝句若干首，其中两首写道：“鱼盐泽国绕汀洲，丁字沽前碧水流。记得船山曾有句，二分明月小扬州。海图波涛接杳冥，趁风番舶正扬舲.东沽水合西沽水，杨柳青边杨柳青。”至于天津的方言差异，作者也不曾忽略，一一例举，言之有据。
作者还为三十年代中期津门的旧书业留下一篇访查记录，我以为这是珍贵的文化史料，如有了解三十年代沽上书市风景者大可一读。这里无妨摘录一段：“在天津市旧书摊总计起来有两个集中点，一是河北大经路一带，二是围城的四周。如河北的鸟市，河东地道外，以及谦德庄、三不管等处多少也有些。大经路一带由宇纬路往金钢桥，路过三四个书摊，这里最有名的是赵怡山、毓英山房，都是一间门面。栗子网
www.lizi.tw书在屋内陈列，所陈列的除一部分洋装书外，还有线装书、中小学教科书、旧小说、旧杂志，各种杂书。这些地方每日很少有人光顾交易，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两天顾主比较多些。因为生意冷落，所以另外经营一种出租小说的事业，借此拉拢买卖。按余六年前，所得到的南通范伯子先生文稿两本，就是在赵怡山书铺内。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个极大纪念。围城的四周，因为四周都有书摊铺，只好一一的分述。1东马路，在太平旅馆旁有一家旧书摊，他们卖书之外，还专买卖旧的字画碑帖，价钱很大，顾主多半是研究国学或有古董癖者，可是每日交易很少。2南马路的大陆商行，也有些书店的性质，因为他们贩卖旧书，其中以中外教科书为最多3西马路就多半是地摊了，这里有小学的旧教科书、儿童故事、杂用本，以及小人书等等，顾主是许多小学生们，买卖多半以铜元计算。4北马路既有地摊，也有门面，多在北门旁边，以旧小说为主，兼卖别种旧书，顾主以学界比较多些”。
作者谈到鸟市的书摊，以唱本戏词之类的书为多，如评戏唱本、大鼓唱词和剑侠武杰、才子佳人的小说等，专门供应平民化的读物。旧书摊上则有破旧的课本、古老的经文、礼拜六派的小说杂志等。此外，更有十几家小人书摊，每看一套一个大子或两个大子。新书店以商务、中华为首，包括世界、直隶、有正书局等共24家；旧书店有东门内的宝林堂、培远书庄、东马路的希古斋、鼓楼东的文运堂等四家，合共三十家。可惜作者未能写到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中外文报纸则有四十余家，其中光是晚报就有益世、华北、白话、新天津晚报等四家。从中约略可见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的畸形繁华和文化事业的商业色彩。
书中附录近四十张天津风光摄影，其中海河沿的船夫、北门里的鼓楼、南运河边上的明江池三层大楼这更引起了笔者儿时的回忆。
天祥二楼
天津没有像北京琉璃厂那样古老的旧书集散地，似乎自清代以来刻版印书的风气也不盛行。“五四”以后北京出现了像东安市场那样的商场书肆，我不敢说天祥商场是否受了北京的影响，从初建的那一天起，便把二楼设计为书摊的集中地，至少在三十年代，这里已形成了购书中心。当代藏书家黄裳，抗战前还是一名南开中学学生的时候，便从这里起步搜罗版本了。诗人辛笛告诉我，当年他在天津也常去那里淘旧书。
相邻的劝业商场也有两家卖书的，却远远比不上天祥二楼的规模。这里不仅绕二楼一周尽是书摊，连三楼也有两家，其中一家还是专门经营西书的。
不过就我的记忆所及，这里始终显得很冷落，读者寥寥无几。我上中学时，有时下午逃学，常往这里跑。我把此地当作开架的图书馆，是我获取知识和搜集绝版书的最好去处。
我不认为这里的书摊主人有多么高明，但是若想从这儿购买进步书刊乃是举手可得的事。不论是哲学、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着作，还是其他国民党查禁的书刊，只要你细心寻找，总会有所发现。我在这里见过蒋光慈、胡也频的小说和诗集，也见过郁达夫的全集和田汉的戏曲全集。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被害后的纪念集，也赫然摆在书丛中。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四世同堂、志摩日记、围城等，我都得自这里。包括耿济之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四本一套的卡拉玛助夫兄弟们，外加那个漂亮的纸盒封套，当时都带给我不少喜悦。当然也有羡慕已久却无力购回的书，比如四厚本黄色封面的静静的顿河，用精致的纸匣装置的鲁迅三十年集即是。我也奇怪，按说天祥商场二楼的这种文化氛围，与建立这个商场的宗旨怕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当事者竟长期容纳了它。是时代潮流的进步不可阻挡，有心提高商场的文化品位呢，还是整个商业的不景气使它的主人也无可奈何
当然，旧时天祥商场的书肆也并非那么纯洁。我高中的一位同班同学，从那里偷偷地买来了伪造的张竞生博士的性史。从三楼卖电影明星和风景图片的摊子上买来了成套的春宫照片。如果你站在他们的摊前不想离去，摊主会轻声地主动问你：“要看性史吗”
我至今保存完好的抗战胜利后、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文集单行本，以及几本历史剧，也都得自这些书摊。当时我们高二级的国文老师黄振镛先生，在给我们讲屈原的离骚以前，先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来讲郭老的话剧屈原。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一课。他带到课堂上来供我们参考的那本屈原，也正是我已购存的同一版本，当时我那种得意的心情至今犹能回味。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购得三册战前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文艺刊物文饭小品，实得其半，不久回津探亲，又在天祥商场得到了所缺的另外三册，正好凑成一套。我可不信神佛，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哪位书神于暗中给以助力，想想也有趣。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袁水拍、陈笑雨同志率队到天津参观自由市场，在皇宫饭店住了一夜，我忙中偷闲地还是去了一趟天祥商场的旧书店。那时个体书摊早就没有了，只有一家国营旧书店，我有幸买到了几本稀见书。一是俞平伯线装诗集忆，一是袁水拍在抗战期间印的土纸书冬天冬天，还有一本是天津大公报原藏、联华画报在阮玲玉自杀后印制的纪念集。此后，我便与天祥商场的书肆无缘了。若是旧书店仍在，我想它也敌不过时新商品的冲击，就像北京东安市场残余的那家旧书店一样，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
历史的变迁已是人力无可挽回的了。听说北京的东安市场和天津的天祥商场，近期将要全部推倒，与外资合建新的商场。当万人欢呼现代化的新型购物中心行将出现时，我却来重温早已消逝了的书肆旧梦，难道仍想为它争得一席之地不成
我与旧书店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已经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一本小画册鲁宾逊飘流记吧。记得每逢春季，书店便到学校来设摊卖课外读物，而卖书的店员们则一律长袍马褂，像来参加什么典礼似地颇为隆重。此为平生接触贩书者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贩书者的形象却记忆犹新。他们贩卖的是文化，人亦文质彬彬。
1950年夏，我移居燕市，因忙于工作、学习，东安市场的旧书店虽近在咫尺却难得光顾。到了1956年风气有变，我又当了副刊编辑，才开始重温旧好，从此与旧书店更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来也可怜，那时加上我从天津运来的旧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版本，也不过是一书橱而已。当初进京时，不知怎么来的那股“左”劲，要跟一切旧物决裂，旧书旧刊全扔在天津了，害得我后来再一本本地补购，至今未能补齐。我主要是搜寻新文学的绝版书，在旧书店见过一些访书的名人，如廖承志、胡乔木、李一氓、邓拓等。常见的熟人则有阿英、唐弢、谢国桢、路工等藏书家。当然，也结识了几位老店员，加上叫不出名字的，见了面倒挺熟。我常向这些贩书者请教，他们摸了一辈子的旧书，谈起来头头是道，让人爱听。说句大话，他们过目的书，怕比一般大学教授见的还要多。当年嗜书的学人，哪一位没有结交过这样的书友
来一趟书店，有时也未必能买到合心的书，但是能与贩书者聊聊也很开心，至少可以知道一点书林掌故，懂点买书的知识。你若想找一本较冷僻的书，只要向他们报个书名，他们马上就回答：“见过，见过”即使手头没有，日后也许会在库房里给你折腾出来。你高兴得连连称谢，他会说：“货卖识家，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您说，这生意做得有多文雅。
我总记着鲁迅先生对琉璃厂的贩书者怀有好感。他在怀念李大钊同志时，形容李的模样：“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因此他说李既像文士、官吏，也像商人，而这样的商人只能在琉璃厂的旧书铺、笺纸店中才能找到。鲁迅在野草的死后里，又生动地描绘了琉璃厂送书上门的那些聪明能干的书铺小伙计。他们打开包袱，可以跟主顾滔滔不绝地谈什么明版的，嘉靖黑日本劝你留下来。书是商品，卖书也是经商，可是这又是个特殊的行业。琉璃厂是个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也是个有书香魅力的所在，贩书者应该永远保持着身上的那种文气，应当把买书人视为书友。千万可别一问三不知，或是冷冰冰地报个书价，收钱，开票，然后就“拜拜”啦您哪
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种情分我是忘不掉的。
说句实话，有时做梦还在店里挑书，而且还是多年不见、正在找的一些版本，尽管醒来空空，觉得做这样的梦也挺好。
书帐
我常常买旧书，的确没有想到要当藏书家，至今亦无个人的藏书全目或完整的购书帐。不完整的书帐，则在1970年至1975年有所记载，也未必全。
今天偶然翻出来，似乎还有点可谈的。
鲁迅先生有书帐，并且是编年式的，平日载于日记中，年末又有详目。
除了书名，购书年月及书价具备，前后记了24年。个别年份还作了附言，发些议论。
我那几年的书帐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引起个人的一些回忆而已。此外，重看当年的书价，再与今天一对比倒也有趣。比如1970年全年，我购书只用了23元2角1分钱，其中一本鲁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纪念册，当为稀见的版本，我却以1角得之。现在如开列个详细的书单，介绍几种难得的书，不是如同说梦了吗。
1971年似乎是我购书的丰收年，共用去114元5角。平均每月近10元，可以买到几十本书，现在就难了。其中颇有若干种值得一记。如当年作学生时欲购而无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竖排、黄色封皮本，以3元购得。当时曾有一种实现梦想的喜悦。原书扉页上还盖有“安娥”的印章，证明这本来是田汉夫人的藏书，亦现代女作家的签名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北京大学线装铅印讲义本，是新潮社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当为世间稀见的珍本，我以1元5角购得。但，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购得郑振铎先生着的自用本中国文学研究上中下3册。我为获得此书而大喜过望，同时亦顿生感慨，当时破例地在书帐上写下一段小跋，今录如后：“1971年5月21日上午，与姚君同赴海王村中国书店看书，先得解放后出版的有关鲁迅研究的小册子数种，多为50年代印，早已绝版。又得国庆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印本西厢记一册，重磅道林纸精装，以前未见过。姚君得武术旧书若干册。开完发票后，忽见架上有中国文学研究3册，每册扉页上均盖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封面右下角又各有西谛自用钢笔书，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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