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鼓动他们重新公开发表。小说站
www.xsz.tw值得高兴的是，我把这些广告发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书讯”小报上，果然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正式报刊纷纷转载，如同发表新作。我还发现胡风先生为希望和七月等书刊写了不少广告，有的极富哲理，有的就是诗，或是精辟的短论。**开来，一篇篇都是可爱的书话。可惜这些不曾署名的广告文字历来不曾收入文集。惋惜之余，我又发现新月和现代杂志上也有不少内容精粹文笔优美的广告，大体出自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先生之手吧我切盼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者，能够学习前辈风范，把书刊广告写成书话。真想从鲁迅先生始，为新文学作家们开创的书刊广告文学编成一本小册子，再加上所介绍的书影，岂不也是一本亦文亦图的书话选集。
江绍原的乔答摩底死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一书，实为周作人与江绍原的往来书信集。因想旧藏江氏的某书中，有写在书上的一封致知堂的短简。找出1920年7月江绍原自费印行的着作乔答摩底死，果然在封二有1929年3月28日作者致知堂书，经查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书中未收此函。
江绍原18981983，“五四”时期的作家，新潮社的主要成员，与鲁迅、知堂兄弟均为旧友，并一起创办了语丝周刊。1927年江绍原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就是鲁迅推荐的。“四一五”政变后，鲁迅愤而辞职，江绍原也离开广州到了杭州。这本乔答摩底死，即他住在杭州时送给知堂的。人们都知道江绍原是位民俗学家，最着名的是上海开明书店为他印行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本来他是研究宗教哲学的，乔答摩底死乃是他赴美专攻比较宗教学、哲学以前完成的作品。当时由上海中华书局代印，自任发行者，代售者是北京大学出版部和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书报贩卖部。不过寒斋所存的版本，在代售处的字样上，作者用毛笔打了个x。他给知堂的信也用的是毛笔，后边还用了一方名印。原信如后：
启明师：
这本旧着，因印就而未出售，尚存有数百册。现在想添上一段文字略说明：“出让”此研究题目之理由，“不顾血本”，赠送四方通信的朋友。作序的人的姓名拟涂去，免得迹近招摇。
这种办法，先生以为如何
前寄汇票面额一百四十元，请用印后交给来人赵妈，等她自己去取。胜家博士着的书，恐她污损，未教她带。新茶两罐，请哂纳。顺颂
老师
师母安好。
绍原、玉珂
十八年三月廿八日于杭州
新茶尚未上市，所献者系隔年的。廿八夜查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江绍原于1929年3月18日有信给知堂，此简正可接前信。信中提到的“胜家博士着的书”，是指英国查礼斯胜家博士着的宗教与科学一书。信中提到的赵妈是江家的女佣。这次她北返探亲，怕随身携带路费不安全，特汇款到知堂处，待赵妈到北平后再去取用。
本年4月6日，周作人致信江绍原：“2日晚赵妈到八道湾，收到书及茶叶两瓶，谢谢。”赵妈带来了书上有信的乔答摩底死及茶叶，取走了现款。
周作人怕赵妈到邮局有麻烦，事先已领回了。
至于乔答摩底死的内容，江绍原在书中的原题为里的“法”“佛”和“涅盘”副题是“着作中各种叙说释迦乔答摩末日情形的佛经的研究之一章，或名各种释迦牟尼佛涅盘记的研究之一章。”作者认为释迦族姓乔答摩名是佛教徒的幻想构成的释迦牟尼佛的自然身或曰本身。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说：“佛教徒只见释迦牟尼佛，却牺牲了释加乔答摩。我们只见有历史上的释迦乔答摩的一度生存，不见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的应化。”他认为当初地球上活着的只有释迦乔答摩，后来才有活在人们心灵中的释迦牟尼佛。由活的人变成佛的化身，并非忽然间一次完成的，而是渐进的。这个变化、推移、递嬗的过程，也正是他一心要探索的。他还
以修筑铁路来比拟自己的研究工作：“我的野心是：我如不能单独筑成这条
从乔答摩人到释迦牟尼佛的人佛铁路全路，至少修他一段。”这个研究课题当然有意义，也很有趣，我不知道江氏最终是否完成了修建这条人佛铁路的工程。不过从他向知堂老师表示：“不顾血本”地出让研究专题，很可能他早就转移到对其他课题的研究了。
江绍原企图涂掉写序人的名字，其中有一篇是胡适的。胡适的这篇序言写于1920年4月。有意思的是，我翻遍近年出版的胡适年谱、胡适研究资料和胡适着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等比较权威的专着都不见记载或收录，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当然也更加珍惜我的这本旧藏了。有些从旧书坊搜得的丛残，访书者一时也未必能认识其版本价值。我的这本乔答摩底死就是。为了保存史料，并供人研究，今将胡适的序照录如后：我的朋友江绍原先生很爱研究佛家的书。他研究佛书的方法却和众人不同。现在许多爱读佛书的人，何尝是“研究”佛书他们简直是“迷信”佛书因为他们对于佛家的经论，从不敢用批评家的眼光来研究，只能用信徒的态度来信仰。一部大藏里也不知有多少经是“佛说”的。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一个人终身决不能“说”那么多的经。但是现在这些“吞”佛教的人，都一一认为真是“佛说”的。他们说佛是万知万能的，自然能说人不能说的，能做人不能做的这种态度自然无法可以驳回。他们既愿意囫囵吞，我们吞不下去的人只好在旁边望着妒羡。
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佛学者，虽然不致这样迷信，却也不肯做批评的研究。他们说佛法是“圆融”的；因为圆融，故不屑学那不能圆融的人去做那考据批评的争论。即如我的朋友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唯识述义里说：“唯识家教你说一件东西不当一件东西，说一句不算一句话。你如果说了不算，这话便可说得；说了便要算，这便万要不得。这是大乘佛家的唯一要义。”如此说来，他们对于自己的话，尚且存一个“说了不算”的态度，何况古人的话，又何必要劳动我们去替他们做那考据评判的麻烦工夫呢
我们对于这种广大圆融的态度，也无法驳他，也只好站在旁边妒羡
我的朋友江先生不幸没有这种囫囵吞的口福。他又不懂得那“大乘佛家的唯一要义”。他想用批评考据的工夫来研究佛法。
我从前看见他做的一篇圆觉经的佛法，用圆觉经里的证据，证明这部经不是“佛说”的，是佛灭度后第几世纪的人假托的，是大乘佛教发生以后的书。他用的方法很合史学家批评史料的方法。我看了非常喜欢，屡次催他发表。现在他又用这种分析的，批评的，考据的方法，做了这部书，证明遗教经在那许多说“涅盘”的经之中，要算是最早又最可靠的一部；证明这经的教训是原始佛教的一部分。遗教经的本身是很简单的，江先生做这部考证的书，比较的还容易做。但是我希望看这书的人要懂得江先生做书的用意。江先生的宗旨是要用遗教经来做佛学研究法的一个例。他希望有人能用这种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栗子小说 m.lizi.tw
现在有整理佛书的必要，这是关心学术的人都该承认的。印度人有两个大缺点：一是没有历史的观念，一是文字障太大。因为没有历史的观念印度人至今没有本国史，故人人可以托古，可以造假书，可以把千百年后的书假托千百年前的人的书。因为文字障太大，故一句话要作千万句话说，故二百几十个字的心经能说完的话可演成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故有时说了几千万句的话其实不曾说得什么
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那能有这么多的精神来花费在那么多没有条理没有系统的佛书上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做一点整理佛书的工夫，从那些糟粕里面寻出一点精粹来，从那七乱八糟里面寻出一点条理头绪来，然后做成一部佛家哲学史或印度哲学史。但是要做到这个目的，非有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不可。故我对于江先生这样研究佛学的方法，不能不表示很诚恳的欢迎，不能不发生很乐观的希望。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胡适。
这篇胡适早年的佚文，湮没了七十余年。另一篇序的作者仲九，写于1920年6月2628，在绍兴。这位仲九的名字比较陌生。他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过小说自决的儿子。原名沈铭训1881968，仲九是他的字，也是笔名。绍兴人。他在给江绍原的序中，提出科学的时代、人口时代才是理想的时代，因此“释迦乔答摩到底也是一个人，不能逃出这种公例。他的说法，也有不错的话语，也有错的话语；也有在当时是不错的，在现在是不适用的。”
沈仲九赞扬江绍原的研究方法保持了科学的态度，这本书问世以后，必有迷信的佛学家来反对，然而乔答摩底死，“可为中国佛家革命的第一声”。
陆镜若与社会钟
提起春柳社，人们都熟悉李叔同和欧阳予倩，其实无论是在东京时期还是上海时期，陆镜若18851915都是一位更加活跃的骨干分子，可惜正三十岁便病逝上海了。读过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的读者，当可从书前的画页里见到陆君的便装留影和剧照，正如欧阳先生所赞，确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欧阳先生在书中还描述了他俩在东京常磐馆后台的初见：“我看见他长身玉立，那温和诚恳的态度，和那锐敏而神秘的眼神，在人面前和人说话的时候，叫人不可思议的就会和他亲近”。莫怪陆在东京倾倒了不少日本少女，回到上海又风靡了那么多喜欢他的观众。一个演员的魅力是最宝贵的，陆君珍惜艺术，作风正派，从未陷入女性观众的包围。
陆镜若常州人，父亲陆尔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的主任。他参加春柳社的时候，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欧阳予倩说：“我们里头只有他研究过戏剧文学。”还称他是当时话剧的唯一通才，能编能译能导能演，又有组织能力，春柳社并无首领，实际行政管理也都由他承担。当年他们演出的外国剧本，如法国萨都的杜司克等，即由陆根据日本翻译，改名为热泪。1911年秋，他辞去上海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了一个新剧同志会，欧阳予倩亦应邀从外省赶来参加，并与陆在三马路的大舞台合演了陆编剧的家庭恩怨记，以及陆翻译的社会钟。讲到陆的舞台艺术，欧阳先生说，“他那真挚动人的地方殊不可及。我自投身剧界以来，再没有遇见谁演小生有他那样雍容华贵，而肝胆照人的。论起他到底素养不同。他在台上可以说一点俗气没有，一点过份的地方没有，这是多么难得啊”当然，现在我们只能从前人的回忆里来领略陆在舞台上的风采了，而他所创作和翻译的剧本更难见到。因为尽管春柳社的文化素质高，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文学剧本，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剧目还是仅有幕表而无脚本，虽然那幕表比一般的都要详细。根据资料，陆镜若除执笔上述两剧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剧本，易卜生的赫达格卜拉，以及莫里哀的两个喜剧，原本早已失落了。
天才早逝，六十五年前欧阳予倩曾经以如此深沉的语言来怀念这位战友：
“他死了，同志会完了。也可以说：同志会完了，他死了我生命的朋友只有他我生平演戏的对手也只有他”以上引文均见自我演戏以来
寒斋有幸藏了一本陆镜若的社会钟，是民国元年19127月28日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刷，新剧同志会编辑发行的“新剧本之第三”。全书一百零四页，没有译者说明，仅有天笑生的一篇序。至于新剧本之一、之二为何，一共又出版了几种仍待查。社会钟原名云之响，是日本新派戏作家佐藤红绿的作品。在这之前，陆还翻译了佐藤红绿的另一剧本潮，改名猛回头。两剧分别利用他两次放暑假回国的时间，于1910年和次年在上海与黄喃喃、王钟声等合作搬上了舞台。社会钟写一农民仅因偷了人家一瓶牛奶而终身被诬为贼，害得一家人最后惨死。剧本的故事情节受了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影响；农民的儿子石大被逼到绝路，烧了庙里的钟楼，杀了弟弟石二、妹妹秋兰后自杀，又明显地带有日本民族的色彩，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可是观众仍然接受了它。欧阳予倩说：“这个戏在当时表现着一种萌芽的社会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这个戏也还是能引起一些观者的共鸣。”见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在社会钟里扮演一位贵族小姐左巧官，因辞退、逼走了秋兰，而被观众看作一个坏女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早期话剧选，书中收有陆镜若的家庭恩怨记和社会钟。可惜前者并非原本，只是当年演出过此剧的演员忆述本；后者根据的是1913年歌场新月杂志第一、二期刊载的一个并不完备的残本。剧本共七幕，这里仅刊五幕。第五幕兄妹在松林相见，彼此都还活着，悲剧并未发生却误作终场了，而编者对此竟不曾怀疑，亦未加考证。按原本七幕各有标题，今本五幕中仅有一幕有标题，形式上极不统一，也不合规范。作为一本早期话剧的选集，编辑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起来难度会很大，整理者的劳动理应令人尊重。但是把一个有头无尾，残缺较多的本子当作完整的剧本介绍，不免是个较大的疏漏。由此可见整理新文学史料并非举手可得的事，若有人据此而研究剧本，并写出理论文字，简直不可思议，更何谈科学性和权威性了。
我没有根据自藏本进行过校勘，却愿抄录原书七幕的标题于后，以见其真正的规模。原题是：左元襄家客堂、石大郎家之破茅屋、左家花园、长安寺内之藤棚、松林、观音山之瀑布、长安寺之钟楼。
从事新文学研究要不要寻觅原刊初版本，或有无必要做一点版本的汇校工作，回答怕是肯定的，此又一例证也。
李涵秋
当代治近代通俗文学史而成绩卓着者，沪上魏绍昌先生也。近日承他送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着两种我看鸳鸯蝴蝶派、晚清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他的书不从概念出发，没有空话，重史料包括图片资料，文字亦轻松活泼，我很爱读。比如他讲“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头头是道，又摆“十八罗汉”王西神、毕倚虹、程小青、郑逸梅、秦瘦鸥等的龙门阵，也引人入胜。我不必正襟危坐便等于读完一部近代小说史，认识了鸳蝴派诸家的是是非非。
对于写广陵潮的李涵秋18741923，我并无偏爱，也没有资格来偏爱，因为读过的近代说部实在太少，无法作比较。只是想起前几年夏衍同志也同我讲到过李涵秋，可见这位作家给人们的印象很深。夏公说：“二十年代，我们这些人包括茅盾，都是看不起礼拜六派的，记得左联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时，茅公还主张不吸收鸳鸯蝴蝶派。可见一斑。其实这一派应该正名为通俗小说派。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世态。譬如李涵秋的广陵潮，写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态、风俗人情，还是很有价值的。”见1989年12月6日致笔者函夏公的话公允可信，但何独只举广陵潮而不及其他，我未曾请教。
手边正好有一本李涵秋逝世当年11月出版的纪念册李涵秋贡少芹编着，上海天忏室出版部出版和半本沁香阁诗集上海震亚图书局1927年10月印行。这半本是指本书的下册，当时我从旧书摊上捡来时就是残本。
幸好其中附有一组“涵秋荣哀录”，亦是纪念作家的有关文献，可补李涵秋一书的不足。诗集收了李涵秋自17岁至26岁时写的诗。此后，他结束了湖北教家馆的游幕生活，回到故乡扬州即不再写诗。抛开他的少作不谈，最见精神和文采的还是他在湖北时期的诗作，大体已收在他诗集的下册里。
其中有灯下着广陵潮说都有作，可见他执笔时的环境和心情：“冰落银床枕席空，笔花茶火夜深红。虚庭帘织来蛸雨，古屋灯翻蝙蝠风。论事须超功罪外，对人常在醉梦中。世情参透从何说，画鬼应怜画太工。”凡是认真写书的，多恶官场生活，李涵秋也不例外。请看他在席中赠报界诸君子想有同感中写道：“吾舌吾所有，宁能媚公卿。岂为遭世忌，兼欲负狂名。”又出愤语：“文人无行成常例，不媚公卿枉读书。”所以朋辈中有涵秋善骂之说。对此他不欲多言，作诗加以表白“我已决意不复骂矣”，“于我夫何有，心慕归巢禽。有舌可嚼肉，有手可操琴。何必纸与笔，与世徒商参。”他不想妥协，只好回故乡，并作自嘲明志：“不涵春意只涵秋，当日题名已足愁。文字媚人同妾妇，酒旗误我不公侯。侧身天地一红眼，几度星霜催白头。但说莼鲈风味好，江南曾未有归舟。”有人劝他不必如此沉痛消极，甚至可以把名字中的秋字改掉，他作涵秋字说为答：“秋士能悲，悲固有能有不能乎。若悲则予之所能也，然而幽郁之气激者伤矣，因名涵秋以自警，他日所造其即在白鸥红蓼之乡乎，爱余曰，或曰汉秋，或曰延秋。质之秋风，秋风不言。”他并不想改名，然而排遣不去的仍是心中的一片秋意。
在扬州他靠卖文为生，说部多有，似乎都没有超出广陵潮的高度。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一方面逃避了世间纷争，一方面也就脱离了生活，创作的源泉便随之枯竭了。起初，他还能出入于扬州的酒肆茶楼，从“贩夫走卒，黄童白叟”的街谈巷议中寻取营养，描摹世态。后来闭门书斋，连茶馆酒楼也已绝步，若想完成惊世之作就难了。据李涵秋一书的作者提供，他晚年写作，只靠“里中贫无聊赖之好事者代为探访。凡有报告，以事实新奇与否定价格之多寡，计酬资约分三等：甲三角，乙二角，丙一角。有特别者则予最优之奖金五角。”呜乎，以此召引新奇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难说无聊之徒不会为奖金而胡编乱侃，李涵秋即使有生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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