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金，却被审查老爷抽下。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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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鲁迅先生是很看重漫画生活的。
以前，我们看到过报纸被删检后开天窗的情形，漫画刊物被抽去而留下的一片片空白更让人触目惊心。如第2期的漫画生活，被抽去漫画8幅，文章一篇。胡愈之的希特勒和佛教删去了最后一大段。刊物的版面看上去支离破碎，百孔千疮，不忍卒读。每期刊物几乎都是这样，充分暴露了审查机关的丑态，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当然，这也为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留下非常有说服力的实证。
当时漫画与文学结合得比较紧密，配合得很好，不仅鲁迅先生给漫画生活写稿，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王统照、蹇先艾、靳以、张天翼、陈荒煤、丽尼、黎烈文、曹聚仁等亦都供稿。作家与漫画家合作，提高了刊物的思想深度和阅读趣味，不致使一本漫画刊物在读者手中一掠而过。鲁迅先生非常支持这一编辑方针。这里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明：1936年初，他支持绀弩创办文艺刊物海燕，大力提倡杂文与漫画并重。为此他委托蔡若虹帮忙搜集漫画稿件，再由他选定交与绀弩发表。见蔡若虹活在记忆里的绀弩杂文与漫画都是讽刺的，两者都可发挥匕首式的作用。漫画刊物注重发表作家的文章，文学刊物也不放弃漫画家的作品，这也是三十年代不少刊物行之有效的编辑经验，也是鲁迅编辑思想的一种体现。只是多少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两者的结合，无形中抛弃了这个好传统。
鲁迅与赵荫棠
作为语言学家的赵荫棠，我只知道他着有两部学术专着：等韵源流、中原音韵研究。作为文艺家，20年代他在北京出版过一册编译的文集风格与表现，又与诗人许玉诺编过文学刊物明天，与女作家庐隐合编过文学刊物华严，与魏某名待查合编过文学旬刊微波。他在沦陷后的北京，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父与子，长篇小说集影。当然，他还写过一些散文随笔，却不曾结集出版。现在如果翻查语言学家词典，一定会查到他的名字；假如去查文学家词典，估计会大失所望。建国前后，他已经与文学绝缘，人们在文坛上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十年前我向人打听，一位甘肃师范大学的朋友告诉我，赵先生故于“文革”中。尽管他们同在一校任教，也无法说清赵的生卒年月。
赵荫棠参加编辑的明天、华严，我见过几册零本，是期刊。微波旬刊在阿英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虽然有记载，却未说明是单行期刊，还是附在报纸上的副刊，更没有记录创刊年月及出版期数。我估计阿英同志也没有见到原刊，尽管他是一位最早重视新文学史料研究的先行者，当时也无条件来作科学的记录。
我特别讲到微波，因为这与赵荫棠结识鲁迅先生有关。查鲁迅日记1925年5月6日记载：“得赵荫棠信。”这是鲁迅与赵联系的最早记录。
但，不是他们最初的交往。事隔20年后，赵荫棠说，有一件事逼得他不得不去找鲁迅先生。当时赵在北京大学选了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课。他去教员休息室找到了鲁迅，开头便问：“微波旬刊，先生见到了么”鲁迅很客气地回答：“见到了，是你办的么”赵萌棠是受伙伴的委托，来问先生微波能不能与莽原杂志交换广告。台湾小说网
www.192.tw鲁迅先生回答：“可以的，别的地方还有。”事情办得如此痛快，赵荫棠深感意外，觉得先生待人大量，一点也不狭隘。
至于课堂上听讲的印象，赵荫棠则有如下记载：“课目虽然是小说史，其实他指鲁迅讲的是尚未正式出版的苦闷的象征的译文。
他在讲课文之外能说许多笑话，这就是他能叫座的原因，也就是我当时气愤的原因。他只会讲笑话啊我心里想。我想错了，他说的不是笑话，却是愤世之语。例如老吴失败，老冯班师的时候，他说：“中国人妥协性最大，前几天还读易经，现在要读bible圣经了。我们大家都笑了，然而这是笑话么”见1944年10月29日第6号中华周报，赵荫棠：回忆鲁迅。
这里讲的“老吴”指吴佩孚，“老冯”指冯玉祥。这笑话正是对北洋军阀乌烟瘴气政治的一种讥讽。赵的记载也有语焉不详处，如鲁迅讲苦闷的象征和讲中国小说史本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总之，鲁迅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受到欢迎还是表达出来了。魏建功当时也是听课者之一，也许与赵合办微波的正是魏君
1925年5月29日鲁迅日记里又记载：“晚有麟来。赵萌棠来。长虹、钟吾来。”据赵荫棠说，他在先生的屋里，看到桌上放着封好写好而未寄出的莽原杂志。在座的一位青年，通过姓名后知道是“荆君”，正是荆有麟。“刚坐下，把交换广告的事，同鲁迅先生说完后，又进来两位同学，一个是尚君钺，另一个是高君长虹。”这与日记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
尚钺一名“钟吾”。谈话中，尚钺说：“少年文学家差不多是老文学家提拔出来的，像拔萝卜一样”赵荫棠又传神地记下鲁迅的回答：“鲁迅先生说：“要是能拔出萝卜就算很好了。怕的是两手作拔萝卜势，一拔，一点东西也没有，是空拔大家都乐了。他真能讲笑话，他并不另起枝节，只从别人的话加以翻腾，便另外成格外出色，特别透骨的笑话。”当年，“老虎尾巴”里常常聚集了这样来聊天的文学青年。这几位都是莽原的投稿者。鲁迅与他们没有隔阂，甚至可以讽刺那些只图虚名而不肯用功的青年。
说笑话能说到“透骨”的程度，有几人能承受这般赞誉。
赵荫棠在发表回忆鲁迅时，附有鲁迅先生的一件遗墨，那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内函并银两元，乞面交赵荫棠兄。迅托。一、十八。”经查1926年1月18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访李雯野，托其寄朋其稿费十二；遇张目寒，托其寄荫棠稿费二。”是否赵在莽原上发表了文章
我没有查到。至少可以证明鲁迅先生这封信不是假的。不知原信是否仍保存在赵先生家属手中。
“在他指鲁迅出京之前，我和沈君去拜访过他一次。这次所坐的屋是南屋，书架上有很整洁的书，沈君很羡慕。”这事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1926年6月9日：“上午赵荫棠、沈孜研来。”从鲁迅日记上看，1925年7月14日和1926年1月21日，赵荫棠还给鲁迅写过信。后者当然是对18日鲁迅托张目寒送函及稿费的回报。前信则不详。自从鲁迅先生出京以后，看来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了。
1996年春
胡适的签名本
二十多年前，从厂肆捡得胡适着的墨家哲学一册。当时要买它并不是为了要研究古典哲学，或认识墨翟的学问，而是看中胡适的签名，那是他题赠钱玄同的。胡适的书法优劣我不懂，至少自然潇洒，规整而有个人特点，一见便知是胡适的字。小说站
www.xsz.tw特别是他同钱玄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马上便能让人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想起两位先行者的丰采。此书的封面素白，除了书名以外，尚有“学术讲演录”及“学术讲演会印行”的字样，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出品。原本搁置一边，我也没有去认真查考。几年后，我又在城内旧书肆购得学术讲演会印行的他人讲演录数种，内容是关于美术和文学的，证明胡适的讲演不过是系列演讲中的一种，可惜几种讲演录中都没有标明讲演的年月日，亦无出版的时间。
胡适是1917年9月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的，墨家哲学当是他到了北京以后方才问世的。我查了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18年3月24日，胡适曾在这天上午去西城的手帕胡同北洋政府教育部会场，演讲墨翟哲学。同年8月10日，胡适又将这个演讲改名墨家哲学印行出版。年谱误记为“学术研究会印行”。本书的篇目为：墨子略传、墨子考、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三表法、墨子的宗教、墨辩、墨辩论知识、墨辩论“辩”、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墨子结论等十一题。据此，我的这个签名本便有了着落，是七十多年前胡适的一本早期着作。书上的签名，正反映了他同钱玄同在“五四”前夕的友谊。
胡适的签名用毛笔竖行写在书的封面左上角：
“玄同先生。适。”
看到人名旁边加的人名号，以及句号的使用法，不由一笑。事隔七十多年人们已经感到不习惯了。但是，这在当时却是新鲜事物，正是初期白话文运动中提倡的新式标点符号。笔者少年时代所见的出版物，多是这种用法。
此例说明，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不仅在口头上提倡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并不忽视这样的细微末节。这种严格的作风实在可亲可敬，表现出改革家的品性，前驱者们的执着精神。现在人名地名号早已废弃，句号的用法也有变化，后人却没有资格笑话前人。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谁又能断定今后不变呢。
知堂的藏书印
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什么宋元明善本精刻，大多为清末普通的刻本。趣向所宗虽然杂，却是为了个人的实用。但人们从他的读书笔记里可以发现，他的藏书还是有个范围的。比如广搜各种诗文笔记，仍以有关民俗民谣，草木虫鱼的杂书较多，而戏曲、小说则不是重点。
书与人的命运相关，自从抗战胜利后，他主要不是聚书，而是散书了。
解放初期，人们在北京城外小市的地摊上可以买到他的收藏，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其时我在城内的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也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限于当时的社会风尚，问津者并不多，我亦是择我所需而价又低廉者存之，大部分眼见其流落了。那时只要你作稍许破费，正是人人举手可得。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机遇如今难以再现矣。
藏书人一般都有使用藏书印的嗜好，这也是一种风雅的书斋趣味。当然，亦不是没有例外。有的爱书人，以为那样会破坏了书的原始美，不便轻易在书上钤印题跋。比如鲁迅先生的藏书即很少用藏书章，偶有题跋或写于另纸上。现代藏书家阿英、唐弢先生，笔者多有接触，他们的藏书也很少钤印。
有时特别心爱的书，或者藏本非得借出去不可，才临时钤上藏书章，以示郑重，也为了免生意外。但，周作人的藏书似乎都有藏书章，也许他已养成习惯，无论版本的贵贱，一旦归于苦雨斋，他便打上了藏书印。若遇自己特别珍贵、喜爱的，还不止用一种藏书印。从用印上又能看出主人的兴致，考其印文更可窥探他治学的某种隐秘，说起来也是很有趣味的。
一般说他平时收进的新旧书籍，多在上面钤着“苦雨斋藏书印”，朱文方形。特别是钤在线装宣纸的书页上，清隽秀雅，十分美观。如寒斋所藏雍正御制园明园四十景诗上下册，以及1930年6月北平图书馆印行的线装本明人笔记笔麈；同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平装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上面都钤有这方藏书印。
我藏有清咸丰4年1854吴仲仙着读诗一得，扉页上有知堂题赠钱玄同的几行字，名后钤有二印。一为“知堂书记”，朱文长形，看来专门为题跋而用；另一方为白文方形的“作”字。后面这方小印，知堂颇为喜爱，他说：“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版，其古趣可与相比。”见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知堂所云古趣可比者，乃老友陈师曾为周氏昆仲树人、作人、建人所刻的三方印，“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这另刻的一方朱文印，我怀疑是“周氏”印。此印见于寒斋所藏知堂着欧洲文学史版权页的印花上。这本书是北京大学丛书之三，192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姑且录以备查吧。
我收藏的道光会稽屠浚源着小题咏物联珠，是一部吟咏绍兴风物的小册子，如咏榆钱、梧船、莲房、芦笔、蕉纸等。又一部光绪山阴范濂镜的世守拙斋尺牍，都不是什么名着，却属于知堂日常爱读的风俗、日记、书简之类。两部小书都是同乡人的着作，书上钤了“知堂所藏越人着作”印，白文长方形。从这方印文人们可得知他在一段时期读书和藏书的兴趣，再印证他着作里的有关题目，不难发现他治学的动向和访书的用心。搜集乡先贤的着作，知堂与鲁迅先生亦有共好。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年2月1925年11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10册。实际以后问世的还有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12册。鲁迅日记中收有先生多次购买陈氏遗集的记录，而知堂更反复表述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他于1950年3月18日在上海大公报介绍此书时说：“师曾此卷，已极难得”；又说：“民国十七年由淳菁阁影印出版，大本两册，今淳菁阁早已关门，此书绝版久矣。
顷从友人处借看一过，觉得很有意思。”我有幸在坊间先后购得师曾遗墨共12集，而且后两册北京风俗图，正出自知堂的苦雨斋，如此书缘可遇而不可求。我不知道他的藏书是何时散出的，令人吃惊的是知堂竟在这部书上钤印八方，实在是破纪录的一次异常举动，足以证明他对此书珍爱的程度。
这八方印中除“会稽周氏凤凰专斋藏”较常见外，其余七方都不常见，计为：“越人周作”、“作人长年”、“且以永日”、“荣木山房”、“稽山老孱”、“山上水手”、“周作人xx”。这最后一方的钟鼎文，经我请教五位先生均不能肯定印文内容，现公表于此，求教高明。
凤凰专斋藏印是金石家张越承所刻，知堂1915年5月的日记中有在绍兴得此砖的记载：“17日，在马梧桥下小店得残砖一，文曰凤凰三年七月，下缺，盖三国吴时物。”“乡人得之溪水中，故文字小有磨灭，弥增古趣。”按凤凰三年为公元274年，知堂因得此砖而命为自家的堂号。“荣木山房”在知堂的笔名录和室名堂号中尚为初见，但50年代初，他作文时用过荣记、木寿、木仙的笔名。“稽山老孱”，当有自谦和追慕扑拙之意：“且以永日”让人联想到他1929年5月在北新书局出版的杂文集永日集。最有意思的是一方“山上水手”，看了使人感到此印设计得智慧而隽永。所谓“山上”，当指绍兴的会稽山，“水手”则指他出身江南水师学堂，而最后终于没有当成一名真正的水兵。这方印语意双关，怀有热爱乡里和母校的感情，既写实又富想象，带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流露出青年时代的某种理想。这同鲁迅先生曾经用过“越山”、“会稽山下之平民”、“会稽男子鲁迅”的号有相近的意趣。
知堂的藏书印为何人所刻，共有多少方，笔者无力访查，这里仅以个人的藏书所见略作小记。有人说他的印章不下百方，材料不外青田石、寿山石等，仅有一块圤田黄石，1945年在南京监狱被监视的特警掠走了。齐白石给他刻过两方印，一为朱文，一为白文，印主的评价是：“老实说也并不十分喜欢”。比较满意的倒是陈师曾：“觉得很好”。再有便是琉璃厂同古堂的张越丞了。当年知堂、钱玄同、刘半农等常去求他治印。同乡人寿石工也为知堂刻过印，他平时用的名印即出自寿氏之手。人们从寺石工的印谱中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名字。寿石工弟子金彝斋禹民，“请他指金刻了好些，都很有意思。”大概解放后知堂使用的印，多为金氏刻的，可惜近年出版的金禹民印存中未见收入。
1994年11月
钱基博藏品说明
钱基博18871957着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三十年代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购藏以来我没有通读过，因为顾名思义，购书时想当然地目它为新文学讲话，不想书内涉及鲁迅、徐志摩等仅数语而已，更不论其他作家了。“现代”之名而“近代”之实。但是，我仍认为这是一本可读的书，譬如涉及的王闿运、陈师曾、罗瘿公、姚茫父等民国文士，我便在别的文学史里难以见到。我对于钱氏所知甚少，除了他还着有版本通义，曾执教于北京、上海的高等学府，以及他的公子是钱钟书外，别的就说不上了。前几年读了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其中有几笔写到钱氏，觉得钱基博也是个性情中人，有时天真得出人意外。当年他执教清华大学，暑假回无锡探亲，检查钱钟书的作业，发现儿子的作文不文不白，成绩欠佳，竟忘记自己的教授身份，把儿子打得“呜呜地哭”。怕别人听见，又用手去拧，而且不许哭出声来。如果只看这一面，真像市井里巷的一个晚娘。另一方面，他又珍赏钱钟书写给他的信，暗地里贴成一本册页，这又是温文儒雅的慈父形象。后来儿子写成说部围城，拿给老人过目，他表现得含蓄而得体，只是“莞尔而笑”；也许他看出了书中人物的原型，甚或猜疑儿子写到了自己。
因为抗战期间，父子两人确实同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过书。
引起我对钱基博先生顿生敬意的，却是另一本油印小册。那是我从旧书肆中得来。16开本，薄薄的只有二十余页，封皮上有作者钱基博手书的文物研究赠品说明合册。前者写于1953年3月，后者写于1952年12月。
那时钱氏正执教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学院。他写的这本合册，缘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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