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写了如古籍的东流、古籍的回归、记书估古书作伪等短文，现已收入他写的书林琐记一书中。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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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在老雷逝世的一个月前，即去年9月26日，他写给我一封信，我不知这是否他的绝笔，或者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自身有什么不测，信中说：“敬恳者，弟年事已高，有一桩大事与兄商量，即弟旧存之两卷经卷，想献于政府，未悉给哪个单位比较合适根据咱们的生活情况，应该有什么要求，做的要圆满一些。我总想不好，敬恳吾兄在百忙中帮我拟个呈文草稿”读了他的信，我很感动，在此商品大潮下，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文物献给政府，而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拍卖，得个大价钱，或是异想天开地找个海外出美金的阔人。所谓两卷经卷，可以参考他写的一篇散文西城取经记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拙编书香集。那是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大崩溃的兵荒马乱中，他在北平西四北的悦古堂书坊，购得一卷北魏时写的道行经，另一卷是唐以前写的妙法莲花经。尽管卖家是熟人让了利，他一个卖旧书的还是咬紧牙关倾囊而出，才抢救下这两件文物。多年来他不想奇货可居，等个善价，而是默默地购来魏书，一字字地亲加校勘，做学问。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他惊奇地发现，自北宋靖康以来八百余年的一个讹误，竟然被历代学者忽略了。他把这一喜悦写进西城取经记，让我们与这个卖书人分享了快乐
可惜我不会写呈文，更不会讲价钱，只好求助相关的朋友，立刻想到我熟悉的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很高兴，并向我表示当此敦煌研究热中，老雷收藏的这两件文物十分珍贵，理应由国家来收藏。史先生还开列了博物馆两位负责人的名字，以便与老雷取得联系。我很快地将这一切函告老雷，并说国家一定会按照政策付给收藏者报酬。老雷在来信中不曾谈及自己生病的事，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月后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稍后，我又有域外之行，匆匆上路了，也不知他的心愿到底完成了没有。
琉璃厂书肆培育了这位有教养的卖书人。数十寒暑，清贫如故，爱书的心却没有变。好容易晚年有了新居，也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他却去了。他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滚滚而来、又一本本从这里散出去的书。他为这古老的书坊留下些什么以后人们还会记得他吗
一个卖旧书的老人悄悄地走了。
1995年8月
许姬传
许姬传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一年的生活历程，最后无疾而终。他的儿子来电话报丧，我深感突然和不安。不久以前还有朋友跟我谈起，自从许先生搬出西旧帘子胡同梅家以后，很难见到他，拟约我一起去探视。一来蒲黄榆那地方太远，二来他儿子白天上班后，许先生耳聋，听不见叫门，只能晚上去。
我当时说：“总得想办法去看他一次，已经有几年不见了。”然而，办法还没想出来，他却到西方仙游去了。
我赶到八宝山去同他的遗体告别，到者还是梨园界的朋友多，还有一位侯宝林。侯先生原来就是梅家的常客。凡是与梅家有往来的客人，又无人不识许先生。我同梅先生没有交往，只看过一次他的戏，台下见过两次。一次是在护国寺人民剧场看赤壁之战的彩排，那天梅夫人也去了。还有一次在东四八条的戏曲研究院参加座谈会，第一次听到梅先生在台下讲话，竟使我大吃一惊。怎么台上那样清脆婉转的歌喉，到了台下声音变得又粗又低，魅力哪去了
梅先生逝世以后，因工作关系，我结识了许先生。特别是“文革”前夕，还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那时文艺界风声鹤唳，阶级斗争的弦到处绷得很紧。栗子小说 m.lizi.tw
我们报社文艺部的领导陈笑雨同志，由于批判鬼戏不力已被换掉，而由副总编辑王揖和总编室主任张潮来坐阵。现在这三位同志也已作古，我深深地怀念他们。当时王揖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找一位懂京戏的老专家来肯定京剧现代戏。我想了想，觉得许姬传比较合适。他是京剧界的旧人，既不是官，也不是党员，由他讲话很有代表性。起初王揖同志还有顾虑，后来实在想不出别人也就同意了。我同许先生研究了几次，最后商定以解剖红灯记为题，从艺术的角度作深入的分析。写出初稿，经过几番修改，总算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针针线线皆辛苦谈的艺术处理。在当时，让这么一位旧人占了党报整个版面的篇幅，实在也担了一定的风险。果然到了“文革”开始，便有人来问罪：为什么让这么一个专门贩卖帝王将相货色的“牛鬼蛇神”来歌颂样板戏这不是存心给样板戏抹黑吗是啊，那时候讲究革命人演革命戏，革命人看革命戏，尽管你是来叫好的，也要审查你配不配来捧场。
到了七十年代初，忽然接到许先生的来信，约我到他独居的张自忠路去一谈。我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一间平房，屋里空荡荡的，地下放着一个蒸锅，里面剩有两个小花卷，他指着说：“这可以够我吃两天的。”我觉得有点惨然。这样的生活能支撑得住吗不想，他找我是想发表他与邹慧兰女士合写的剧本春农曲，并且一再同我讲内容好，是歌颂新农村的大好形势的。
天哪，这都是什么朝代了，没有再继续批斗你就是万幸了，还妄想占领上层建筑的舆论舞台吗他的书生气也真够可以的。他也不想想我当时的处境，自从造反派夺权以后，人家只准我在家编稿，当苦力使，不准出头露面，连我来看他也不能明说。但是，我同时也为这位老知识分子的天真劲儿感动了，至少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没有拿自己当外人，仍要热情地歌颂农村的大好形势。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人呢我安慰他说，现在连副刊都取消了，没有版面，以后再说吧。他失望了，脸色苍白，双目呆呆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两年，他约我到东四十条口的餐馆便饭，同时被邀的还有朱家溍先生。多年的习惯改不了，虽然处境艰窘，依然以朋友们小饮畅叙为风流。
饭后我们又去张自忠路他那里喝茶。离开饭馆的时候，他从破书包里掏出一个饭盒，把桌上剩下的鱼头和鱼尾装了回来，一边自我解嘲地说：“连骨头带汤，烩一烩满好。”我顿生感慨，心想当年他活跃在缀玉轩左右，能有如此寒酸吗
闹地震的第二天，他被梅夫人接到和平门内西帘子胡同的梅宅。梅先生不在了，可梅家还保持着梅先生以礼待人的传统。从此，他在梅家一住多年。
直到梅夫人逝世后，梅家的儿女们又议定，缀玉轩的遗物一切照旧，许先生暂时也不要搬走。
他住在梅宅，生活安定，不时还写点什么。有时用宣纸写成横幅赠我留念，后面盖了好多印石，足以证明他此时的心情。例如一九七七年清明节，他偕梅家儿孙驱车香山，为梅先生扫墓，“时四凶就缚，海宇清宁，儿孙祭告，诗以志感。”原诗如下：
清明时节倍清明，疾驶飙车到野垧。
山号万花花劲秀，垅盈乔木木常青。
流风艺苑绵佳话，爱国坚贞播远馨。
家祭儿孙齐祝告，四凶就缚慰英灵。
一九七八年，许先生又与梅夫人合作写就长文忆兰芳，找我商量。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最早为梅先生拨乱反正的一篇文章。小说站
www.xsz.tw梅先生一向谦虚，生前讲过他与**、周总理的接触和讲话，一律不要公开。这次梅夫人在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表现了党对梅先生的尊重。在这前后，有一次梅夫人留我在缀玉轩中便饭，因为她中风后一直行动不便，就在挂有汤定之画的古松图的客厅里，在当年梅先生作画的那张柳木的大写字台上，摆出了几样可口的小菜，有两种还是派人到附近的四川饭店打来的。这一天梅夫人很高兴，一只大白猫凑近她，梅夫人还撕下馒头皮，沾了菜汤喂猫。说起“文革”中造反派的无礼，她还请许先生带我到她的卧房中看一件物证。那是一张撕碎了而又重新拼起来的照片，是梅先生同越南胡志明主席握手的合影。
她说：“不知这又犯了什么忌了”我顺便看到，在梅夫人的床前，还有梅先生的一幅着色的西装半身照，是三十年代拍的。那么英俊，一对有神而又有情的眼睛充满了智慧、善良的光芒。我相信这是梅夫人最心爱的一张照片，一直伴着她。
梅夫人逝世后，我在梅家又参加过一次小聚，还有冯牧、黄宗江同志在座，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了。我们在东房用饭时，墙上挂有一幅黑白的放大半身像，是福芝芳早年的便装照。我跟许先生说，这是我见到的梅夫人最年轻最美的一张照片。可惜在已出版的有关梅先生的出版物中，都没有收这张照片。总之，一谈起梅先生，无论是他的艺术，他的人品，都离不开一个美字。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恐怕也找不出如梅兰芳这样可以风靡几代人的演员了。
梅先生为我们创造了千古不朽的美，依傍梅先生一生的许姬传，用他那枝笔也参加了这一美的创造。他为我们留下了三本着作忆艺术大师梅兰芳包括许源来先生的作品和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梅兰芳舞台艺术与朱家溍合着，都是以随笔形式写下的别具一格的京剧艺术史。至于那部三卷本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与京剧艺术永存。只要人们一谈起京剧，谈起梅兰芳，谈起梅家那些动人的故事，都会记得许姬传先生的名字。
怀梁永
梁永，是近十年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现代文学史料文章的作者，原名钟鹏。他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工程系的一位老教授，五十年代初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赶回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青岛工学院执教。他在建筑工程专业上桃李满天下，晚年却全力以赴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其研究方面之广及用情之专实属罕见。
大约十年前，由我的同事介绍，他来找我借穆时英的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我没有这本书，但是我领他在本报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三十年代的旧书，照例是不外借的，他就坐在阅览室里读了起来。当时他正在撰写一本穆时英论。我很佩服他的**思考精神，不去抢什么热门课题。在当时研究现代都市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的人还是很少的。
从此，我们相识了。他不时寄来一些新文学书话和札记，我也见到他不时在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他的文章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篇幅短小，开门见山，言之有物，没有学院气。二是不人云亦云，或炒冷饭。几乎每篇文章都提供一些新资料，大多是被人们忽略了的人与事。例如他介绍过人们少知的新文学作家叶鼎洛、徐霞村、施济美、张兆和，以及更加陌生的名字陈代等人。他常到各地去开学术会议，每次都利用机会去跑旧书店。有一次他跟我说，西安一家工科大学图书馆处理一些文科旧书，他闻风跑去，同学生们挤在一起挑选旧书。
我见到他写的最后一篇书话，是发表在1991年9月5日文学报上的戏剧家的散文，介绍了熊佛西在抗战中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这书我找了好久，甚至托余秋雨同志去查，连熊先生执教过的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亦不存。我写信去，问他书中是否收有怀北平一文，未见作答。以前他是每信必复的。十月中旬，我参加了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的年会，就在报到的头一天，学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良春同志不幸病逝。人们十分怀念这位重视文学史料工作，并发起建立史料学会的热心人。
会议结束前，有一项工作是发展新会员，我很快就想到了梁永先生，以为他最有资格参加这个学会。散会后，我马上寄给他一张入会登记表。不想几天后便收到来自西安的一份电报，通告梁永先生已于十月二十九日病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怎么九月还在发表文章，十月就死了呢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正需要有志者来献身的时候，一下子死神夺去了两个人的生命，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最近，接到梁永先生女儿的一封来信，她说：“家父一生酷爱文学，尤其是晚年稍得空闲，即全力投入现代文学之研究中去。数年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奔波于大街小巷，热心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如今书刊满室，遗稿数十万字，正待潜心研究，竟不能如愿，其悲何如”
最使我感动的，梁先生的女儿说，当我寄去入会表格时，梁先生在病床上“为之欣慰”不止，因为这也是他的夙愿之一，马上命女儿代填了表格。
万万没有想到，填表后的第二天，他竟闭上了眼睛。他的女儿还是把表格寄来了，并说：“忆及此乃家父生前最后一桩心愿，故不揣冒昧，仍将表格寄上，如能追认，当慰家父在天之灵，也差可堪慰家母悲怀。”我还没有碰到过为逝者要求追认为学会会员的事，我为梁先生及他的家属对此事的看重而感慨万端。这是清贫书生的圣洁愿望如今还有多少人关心现代文学研究，更何谈文学史料工作。
我劝梁永先生的女儿，有机会的话把她父亲已经零星发表的短文搜集、整理起来，也许将来还能公开问世。这也是生者对死者的最好的纪念。我相信有远见的出版家还是有的。
1991年12月
谢老话北大
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谢兴尧先生，同我谈起他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情景，那已是六十多年前的旧事。
谢先生在北大先上预科，大学念了4年，当研究生又两年，前后七、八年，他对沙滩红楼充满了感情。虽然他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却喜欢散文，写过一组回忆北大的随笔红楼一角，受到周作人的称赞，而且触动周也写了一组散文红楼内外。
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制服，春夏两季是白咔叽布的制服，秋冬两季是青色的制服。记得是四元一套，一双黑皮鞋也是四元。腰带五角，帽子好像也是五角，一共只要交八、九元就行了。学校可以垫付一半。制服穿的越旧越好，因为走在大街上可以让人们感觉到，这是北大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不过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愿穿制服，似乎这与北大的民主风气不协调。同学们最爱穿的还是长袍大褂，但钱玄同教授偶尔也穿了西服来上课，平时则是中装。
钱先生在课堂上，或在教员休息室里喜欢侃侃而谈，声音很高，证明鲁迅先生有关的记述不差。说到这儿，又引出了一段故事。最早严复也在北大教书，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极多，严复过目不少。他治学严谨，作风精细，凡是他看过的书从来不在上面乱写乱划，而是随手写一纸条夹在书中，往往一部线装书里夹了几十张写满批语的条子。辛亥以后，严复曾是恢复帝制的头面人物，甚至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为士林所不齿。钱玄同先生是“五四健将”，他有时高兴地在教员休息室里当众宣布：“我今天又从图书馆的藏书里，发现了严复夹的纸条子，让我一一抽出来扔进了垃圾堆”钱先生反封建的豪情和义愤令人可敬，可是现在想来，严复的那些读书手札若能保留下来，岂不是也很宝贵谢先生说，他至今怀疑在北大图书馆所藏的诸子百家中，说不定还残存着当年钱先生不曾发现的严复手写的纸条，不知有无好事者去那里寻觅一番。
我问谢先生，当年他在北大时，对哪一位老师印象最深。他说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对他的影响不小。北大有那么多名教授，对于学生都很有吸引力。但一旦入门之后主要还得靠自己用功，舍得抛弃游戏和玩乐的时间。当然也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作研究生时，沈兼士先生无私地帮助过他。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他特别允许谢先生进入馆内查阅清代的档案。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很特殊的照顾了。那时谢先生刚开始研究太平天国，他想取得第一手资料，足有一两年的时间，天天泡在文献馆里。重点注意的是道光年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咸丰年间的战争记载。
后来他写的有关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文章，其中资料便全部得之于当时的文献馆。可惜的是档案尘封太久，数量浩繁，他虽有大志要翻阅一遍，后来为了求职谋生，不得不半途而废了。当年他从这些档案史料中发现了三大线索，准备长期坚持下去，查个水落石出。一是见到档案中常有“逆书一束，送军机处”的字样，这一批批的“逆书”，肯定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内容，是最珍贵的史料。二是清军搜得不少太平军的“功劳簿”，也送到了军机处。这“功劳簿”上当然会记录太平军中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和事迹，更想一见。第三是太平军的旗帜和号衣等实物，这在清军档案里也有不少记载。遗憾的是谢先生不得不到处找饭吃，只好辞别了沈先生和文献馆，以及当时在文献馆当科员的单士元先生。此后终于无缘再发现这三项实物了。单先生也是北大的同学，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如今两位老同学偶尔还会回忆起当年在文献馆的岁月，谈起沈兼士先生对青年的爱护。
谢先生给我看了海外印的一册图书目录，其中有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在第36辑中，收有他整理编着的太平天国资料8种。近年日本也印了他的书。可惜的是这些年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还不多，谢先生总是于心不甘。他还想着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想着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他跟我说：“我已年老力衰，到了阎王要我今天去，不敢耽搁到明天的年纪，再也不能挤公共汽车去查书，翻档案了。盼望年青人多下点苦工夫，一定会有收获的。”
方成的漫画
我与方成同于1951年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相交四十余年，似乎不曾见到他发过愁，是个“老天真”。
“文革”中他被打入“牛棚”，仗着心中有底，既未绝食，也没上吊，一切磨难都闯过来了。他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信念，恰是一个漫画家必备的品质。
漫画与杂文一样，从诞生起便具有战斗的传统，既是讽刺艺术，又是宣传武器。方成及他同时代的一批优秀漫画家，坚持了这一方向，诚如他在十几年前说的：“我国的漫画有好有差，也有画错的，但是还没发现腐朽肮脏的精神污染品，这是反映在漫画中的社会主义艺术之一大特色，外国人是佩服的。”见198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版方成漫画选自序这不能不说是漫画界的骄傲。这一特点是否与我们的漫画家，包括资格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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