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 。栗子小說 m.lizi.tw當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雲谷雜記時，即把自藏的清刻本送給他。因為此種古籍于他更為有用。
說到研究魯迅與古籍的課題，那還是林先生從干校回來主動請命干的。
他天天去擠公共汽車，整日泡在北京圖書館，居然發現若干篇不曾發表過的魯迅手跡和題跋。我敢說，沒有他的這種自覺行動，魯迅與古籍的專集不知何時才能完稿，而魯迅佚失的文字也許還要湮沒多年，甚至永遠不能見天日。
這讓我聯想起他在抗戰的大後方撰寫魯迅事跡考的艱難，因為在當時找一部魯迅全集亦非易事。魯迅史料研究的開山之作就是這樣誕生的。
全國解放後，本來他可以在大西南過著安適的大學教授生活，為了注釋魯迅全集，他應邀北來，在出版社當了一名普通編輯，無名無利無職餃，住的是破舊的小平房，一干就是40多年。據他的同事介紹，經他注釋的幾本魯迅著作，幾十年來極少改動，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說明他做學問的功力之深，同時也說明他思想的嚴密和科學。我常說，林先生拿出來的文章一篇是一篇，全站得住腳，就是不會寫大批判文章。不，不是不會寫，恐怕是不樂意寫。保衛魯迅，並不等于必須劍拔弩張地去申斥別人。林先生為文為人都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10多年前紀念魯迅誕生10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拍合影，以林先生對魯迅研究的貢獻和聲望，以及他的年齡，我看可以在前排入座哪怕坐在邊上，可是比他年輕得多與魯迅研究無關的作家被安排入座了，卻不見林先生的影子。我站在第二排的長凳子上尋找他，忽然見他高高地站在我後幾排的高凳上。那把年紀，那樣差的眼神，若是稍不留意的話我實在忍耐不住了，良心在命令我︰“快去把他拉下來”我跑上去，強把林先生拉了下來，讓他站在我前邊一排。林先生說︰“你這是何苦呢這是小事麼。”我想說︰“林先生，請您原諒我沒有權力安排您入座。按說您應該有個座位的。”
今年春天，我參加紀念唐䔖先生的學術座談會，大廳里人很多，會議正進行中，一位朋友跑過來，讓我臨時出來一下。原來林先生听說我來了，要見我一面。我真想在大庭廣眾之下緊緊地擁抱他。他卻平靜地說︰“我沒有什麼事，只想見見你。現在見到了就好，我身體不好，要先行一步了。”如此興師動眾地喚我出來，僅僅是為了彼此一見這種友情難道是小題大做嗎
1992年6月
唐瑜印象
唐瑜離休以後移家香港，後來又隨女兒遷居美國。
近年，他們夫婦已經回來過兩次。朋友們舍不得他走。他們也忘不了北京。
唐瑜最戀朋友。抗戰期間，他出錢在重慶蓋了土房子，接納文藝界的窮朋友們白住，被戲稱為“二流堂”主。為此弄得他後半生吃苦不淺。“文革”
中，“四人幫”關他進牛棚，那麼起勁地大批“二流堂”，目標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他住在東城北梅竹胡同的時候，與我上班的王府井步行僅十分鐘，有時我去他家喝杯咖啡，有時他給我送兩張內部參考片的電影票來。他是從電影家協會的崗位上退下來的，是“老電影”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編寫過好幾個電影報刊，是左翼影評隊伍里的一名戰士，王塵無中國電影史上杰出的影評家曾經稱贊唐瑜在電影時報開闢的“聾人隨筆”，“以辛辣見長”，可惜自己連一個字也沒有保存下來。
說他是“老電影”，不如說他是“老革命”。大革命後的血雨腥風中，他堅定地跟著潘漢年干，是“小開”手下得意的人。小說站
www.xsz.tw“文革”前夕，潘從監獄里出來，唯一去看的戰友就是唐瑜。潘不怕連累唐，唐也不怕潘來訪。潘案非同小可，這種同志間的信任可驚天地
我問老頭兒︰“解放初，你在八一電影制片廠當個小頭目，穿過軍裝嗎
我猜不出你穿軍裝是什麼樣”
“當然穿過軍裝，但叫我好苦。真是個穿軍裝的老自由主義吧。”
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在萃華樓飯莊辦了兩桌半酒席，請朋友們來“過節”。你既不是文聯，又不是友協，辦的哪門子席呀只是為了朋友們好久不見，借此高興一番而已。我記得有苗子、郁風、吳祖光、丁聰、高集、高汾，還有楊憲益、戴乃迭、白霞、趙𢶕我挨著趙𢶕坐，談起在廣東的木刻家新波，他說︰“那可是個真正的好人”那半席是臨時加了個小桌，給主人的兒女和兒女的小朋友們的有飯無酒之席。老頭喜歡孩子也是出名的。
唐瑜還不聲不響地辦了一些仗義疏財的事。他捐錢給潘漢年的家鄉宜興，辦了一座少年兒童圖書館。自己又編又寫地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紀念潘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許滌新、吳祖光等都寫了文章，最後他建議所有作者都把稿費捐出來，送到宜興去。真是一呼百應，沒人說二話。人們仿佛看到潘的家鄉的孩子們笑了，潘也笑了。就連在報紙上讀到受屈人的不幸，盡管素不相識，他也要輾轉通過記者送點錢去，而且對當事者和無關的人嚴格保密。這次回來，他仍關心宜興的那座兒童圖書館，又在潘的一次座談會上倡議在潘的家鄉造一座潘的銅像。他與潘的情誼是人間至高無上的革命感情。
他並不是個鈔票多得無處可花的財主，在感情上卻是個大富翁
本來他還要在北京多住些時候，不想四歲的小外孫女自己可以撥弄越洋電話了，只要一听見她甜甜地叫幾聲︰“公公、婆婆，我想你們了，快回來吧”老倆口便沉不住氣了。夜里睡不著覺，外公便悄悄地問外婆︰“可以去訂機票了吧”
這樣一個八旬余易動感情的老頭能不可愛嗎。
這樣一個頭腦清晰，能寫工整的小楷，擅于作傾心談的老人筆墨能不吸引人嗎
我喜歡他的散文常有越軌的筆致，有些詞匯用得奇突而得當，有些又調皮、幽默，還有點掌故。我沒感覺到他老了，他對生活充滿了樂趣和希望，好像對什麼事都關心，什麼事也瞞不過他。讀他的書，前有阿朗小品，今有二流堂紀事，我感到愉快而幸福。
1996年春
余所亞
余所亞先生病逝了。
這些年似乎很少人提到他的名字，只在前年香港出版的美術家雜志上，見到他發表了談木偶造型藝術。這是他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了。
余所亞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漫畫家。全國解放以後，他自香港歸來，一直在中國木偶劇團工作。在抗戰時期的桂林，作家紺弩曾經為他寫了一篇小說一個殘廢人和他的夢，副題是演莊子義贈所亞。所亞先生因患幼兒麻痹癥，雙腿致殘。紺弩如此形容他的“站”︰“他走路是用兩只手抓住凳子，膀子筆直地撐著，讓他的身體騰空起來，不，他的腳還拖在地上的”就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他在畫壇上贏得了聲譽，參加了進步美術界的行列，也成為文化界大家喜愛的一位可親可敬的朋友。
五十年代中期，我因參加副刊的編輯工作，在參考當年舊雜志報刊時，常常可以看到余所亞的作品。他的漫畫很尖銳，都是刺向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同時也看到了他創作的一些木刻作品。更令人欽佩的是，為了適應當時大後方印刷條件的需要，他還用木刻刀復制了一些甦聯木刻，及中國木刻家的作品。台灣小說網
www.192.tw只要讀者需要，他是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得失的。當然，他也為雜志和書籍畫了一些封面。風格豪放，又注重裝飾美。
我還收藏了所亞先生創作的一本漫畫集投槍，那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在香港出版的。方型小冊，薄薄的只有幾頁，印得卻很精致。這可能是余先生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畫集，反映了作者在香港時期的戰斗生活。
如書名一樣，他的漫畫作品正是反法西斯的投槍。當他知道我存有這本畫集的時候，他非常意外，也很高興，便不客氣地向我討取。因為歷經戰亂，他早已不存此書。我知道這書對他來說是個極大的安慰，非常愉快地把這本畫集送到他手里。
所亞先生住在東城大雜院的時候，我常去他家。每次到了那里，都為他受到的待遇感到不平，也常想︰北京的小胡同里真是藏龍臥虎，誰會相信這里住著一位曾經享譽一時的老藝術家。環境雖然簡陋，屋內卻掛著葉淺予、關山月、新波等老朋友送給他的新作，可見他的精神生活並不貧乏。香港畫家黃茅每次到京，大多住在華僑飯店，總把所亞接去聊天。用余先生的話說，他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天，而且第二天照樣又去。他太寂寞了，他要看朋友，朋友也要看他。“文革”期間，新波同志可以離開廣州的時候，到了北京就住在所亞的家里。
前幾年，所亞先生因病住了宣武醫院，我同方成一起去看他。他很激動，欲哭無淚。我們安慰他，他不斷地跟我們講起抗戰期間的往事，**組織是怎麼關心他，周恩來同志又是怎樣幫助他的自從他移家西郊新樓，我們一面為他改善了居住環境而安慰，一面因距離太遠也不能常去看他了。不想剛看到他發表了新作，正為他感到高興時，他竟突然走了，但願他走時沒有感到寂寞。
1992年
拾來的“金子”
二十多年前，報社還在王府井大街辦公的時候，我們文藝部與理論部同在一層樓上。中間有間儲藏室，是扔棄廢紙雜物的地方。有一天，我從廢稿堆中發現用毛筆寫的一封長函，豎行直書，不知是哪位老先生的墨跡。我好奇地撿起來一看，竟是楊東蓴先生寫給編輯部的一封公開信。如此對待名人，實在令人心冷。看看周圍無人，我小心地收了起來。
何以不敢聲張因為這是向“四人幫”及其御用文人挑戰的信。現在想來，此信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幫”控制的輿論陣地容不得反對意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被某位賢者所見，有意隨手棄之，免得被“造反派”見了制造事端，加罪于寫信人。那正是個大興文字獄的恐怖時代。
我初次知道楊東蓴先生的名字是1956年。那次夏衍同志來文藝部講話，建議我們請楊先生寫稿，稱贊他是位多面手，雜文寫的挺好。這時候我才了解，早在戰前他已經出版了新唯物論的認識、本國文化史大綱、中國學術史講話、古代社會等著譯。後來他為副刊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雜文從剪辮子聯想起來的。
楊先生擔任過中央文史館館長，1979年以79歲的高齡病逝。遺囑不舉行任何告別儀式，骨灰也不進八寶山革命公墓。這在當時並不多見，予人印象良深。說來亦怪，有的人總怕世人忘記，千方百計地宣傳自己，可是很快就被人們淡忘了。然而那些存心讓別人忘記自己的人，卻又不易被人忘記。
楊東蓴先生正是後者。
1971年7月19日的人民日報，刊有山東省寫作組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長文；9月25日又發表了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的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同當時自命得到了馬列真傳的騙子們一樣，這兩篇大批判文章也以偽裝馬列唬人，強詞奪理，斷章取義，胡言亂語。楊先生讀後不能忍耐，于12月8日寫了一封公開信據理以駁。全信長達千字以上，所以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寄出，證明作者事先仔細地思考過。他在信中不避風險地為孔子辯，亦為章太炎辯，指出孔子的言行實為進步，太炎先生並非孔家店人，兩篇大批判文章純屬無稽之談。這種不畏權勢，維護真理的勇氣能不令人敬佩
說到治學風度，山東的文章抓住孔丘自稱“天生德于予”，于是劍拔弩張地責斥道︰“這難道不是天賦的論調”楊先生則遍查論語，證明孔子單講“天”者共有19處，為孔子所自言者有16處，指出這16處，以“天”
指自然界者為多。此外則以指“天理”者為多，以“天”指天神或天帝者則甚少。這是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緣故。一代學人的耿耿氣節和嚴謹學風，在當時那些“左派”們看來一定非常可笑，甚至會看作是階級異己分子唱的“反調”發出的“哀鳴”。這封義正辭嚴的公開信，也只能扔進字紙簍，送進了垃圾堆。
面對說假話、搞陰謀的騙子，明知他們是龐然大物，是沉默呢，還是針鋒相對地揭露楊先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每逢翻到這封舊信，我覺得自己在垃圾中撿到的不是信而是金子。
無緣一面的勞榮
從事文藝副刊編輯工作四十年，我結識了一些天下名流，然而也有幾位只是通信而不曾謀面的，天津的作家勞榮便是一位。
解放前，我在天津讀書，並不知道那時勞榮正在天津大公報編文藝副刊。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文壇過來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刊物上時見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我讀的不多，詩、散文、譯文都印象淡漠了，翻譯作品是從世界語譯來的倒是記得的。近年承他贈我兩本新版的世界語譯本，有一本是捷克作家彼得貝茲魯的詩集西里西亞之歌。又一份他在世界語大會上的長篇發言，足以證明多年來他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活動。這可不是什麼熱門生意，發財的竅門，弄世界語要耐得寂寞，也要一點虔誠。得到他的死訊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失去一位世界語運動的積極分子。損失有多大，真是隔行如隔山，我說不清楚。
我保存了一本1950年1月北京大眾書店出版的東歐作家小說集被打穿了的布告，是勞榮同志據世界語譯出的。他在扉頁上印著︰“謹以此書獻給十四年前被日寇殺死的父親和母親。”書中當然沒有介紹他雙親被害的細節，給我留下的印象卻很深。作家中遭此沉重劫難的似乎並不多。最近我才知道，他家境很苦，父母是上海郊區的菜農，他從上海貧兒院出來，還當過學徒。有此兩點，換在某些慣于迎合時流的人身上，早就掛在嘴邊，以資招搖了。
為了弄清這事，我找出勞榮寫于1947年的一篇散文還鄉雜記，載于1950年10月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的新生的歷程，這是勞榮的一本散文隨筆集。這篇散文寫了他于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的見聞，自然是一片慘勝的景象，其中也寫到尋找雙親尸骨的事，大半是落了空。當時他為雙親立了墓碑，寫有碑銘，現在恐怕在上海南郊的五里橋，再也找不到那塊殘碑斷石了。
還有一件事，1947年因叛徒的出賣，北平與黨中央聯系的一個地下電台被國民黨破壞，當局四處搜捕與此案有關的“國民黨少將參議”王冶秋。王在吳 的協助下，連夜從清華園化裝逃到天津。適值深夜戒嚴，王又不敢住店，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投奔從未見過面的大公報編副刊的李先生。
李先生慨然接納這位陌生的投稿人住了一夜，終于使王脫離了險境。解放後，冶秋同志多方打听李先生，迄無結果。後來我向當時也在天津大公報工作的傅冬女士探問，原來這位李先生就是勞榮。1979年，我編戰地增刊，向勞榮約稿，請他寫文藝副刊漫憶，並說如果寫到編者與作者的關系，無妨一寫搭救王冶秋的事。他寫來了，關于救人卻輕輕帶過。一不拔高，二不邀功，原文如後︰“只是王冶秋同志在逃離北平國民黨的追捕由津去解放區之際，一天夜里突然跑到我家住了一夜。匆匆相識，匆匆送別，不過當時他並未講因何而來和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也只有這一面之識。”見長工與園丁之間，1979年戰地增刊第4期本來這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情節，又是仗義援救黨人的壯舉，當事者完全可以妙筆生花，百般渲染，若讓“聰明人”踫上，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然而，勞榮同志沒有這樣做。
這樣質樸的老實人，我們太需要了。
賣書人
1994年10月26日，一個賣舊書的人走了。
他來自河北農村，十六歲進京，在琉璃廠通學齋舊書鋪學徒，掌櫃的是他的舅父、著販書偶記的孫殿起。解放後，他是中國書店普通的店員，又協助孫氏整理了販書偶記續編、琉璃廠小志。
我久聞其名，但一向很少收藏線裝書，與他並不熟悉。直到“文革”中期，因為要找幾種魯迅同時代人的詩文集，如陳師曾、姚茫父等人的集子才與他交往較多。這類書多為零本小冊，有的還是石印、鉛印本，買主賣家歷來都不太重視，只有細心如雷夢水這樣的販書人才當回事。我偶有提問，總會得到可靠的答復︰“見過的。這書不難找。”或稱︰“見過的。這書往日不希罕，近年也有人來找過。現在可難說了。”也許時隔一年半載之後，連我也忘記了的，或者認為全無希望得到的書，他會突然從座旁的書架上取下一本遞到你的手中︰“這是您要找的書，我留起來了。”個別的時候，有你事先未能料到的書，他也為你留著。譬如卞之琳先生戰前在琉璃廠刻過一部木版新詩集音塵集，宣紙、紅墨印，外加黃緞函套，真是一件難得的藝術品。他雖然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書沒有下過工夫，但因為是線裝本，通過了他的手，還是為我留了下來。當然，定價要稍貴些。
老雷並非獨厚于我。有一次，我在他座後的書架上，見到四十年代初黃肅秋在北京出版的一本詩文集尋夢者，正是寒齋所無，他卻搖搖頭說︰“不能賣給你。這是前幾個月作者來找的，我好容易給他找到了。”我當然不敢掠美，只求他以後留意，也替我找一本。可是到底沒有消息。我非常尊敬老雷對讀者的這種熱情和負責的精神。我親眼見過，外省外縣來的陌生讀者，因當地政府新修縣志，特地到北京來尋訪舊縣志，他不怕辛苦地蹲書庫，一一滿足了對方的要求。還有道士與和尚來尋找佛家典籍，老雷亦能對答如流，令對方喜出望外，滿載而歸。盡管我有時去逛海王村，在他那里一本書也沒有買到，與他聊上幾句也受益匪淺。有一次談到版本的差異，他說舊時琉璃廠的書商有昧著良心賺不義之財的，專門作偽，連專家學者也受騙。又一次談起抗戰前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長期在琉璃廠搜羅我善本書，有的賣舊書的奸商專門為日本人服務，整包整包地運到日本去，以至國內學者專家還得跑到外國圖書館去借書、抄書。他說，只有解放以後，人民政府才斷了奸商的這條路。我動員老雷把這些掌故寫下來，借以教育那些只圖獲利、不顧民族利益的人。他嫌自己的文化低，怕寫不好。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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