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的艾青，一本是时代版的抒情诗选一百首。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还有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艾青短诗选。签名题赠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我赠他的三本拙作，丑陋肤浅得不值得一提书名。
隔了近一年，我才写出一篇散文在海边，艾青说。文中记有诗人不少有趣的话，当然先要请他过目，因有第二封信中的“大作拜读”一说。
前年，诗人的艾青全集出版，作者签名送我一套。抱着精装五卷的大书，我感到自己是有福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唐弢的信
唐弢同志病逝后，我清理他给我的信札，觉得有几句话要讲。一是他对书信往来颇有鲁迅先生的遗风，基本上是每信必复。他学鲁迅是说到做到的。
二是他写信若用稿纸的话，必然是每格一字，连标点、括号亦各占一格，很合乎标准。这种功夫想非一日所养成。三是每信署名后面必注明年月日。过去我不曾注意，这次翻检排比信件之余，才知道可以省去不少考索的时间和精力。些微小节足见他的细心、周到。唐先生是有史料癖的，他早年搜集鲁迅的佚文，开新文学史料考证工作的先河。与友人通信时不忘方便他人，也是事出有因。第四是喜作长函。1972年国庆日，他回答我关于鲁迅序跋文的事，竟伏案作书长达十页之多，少说也有四千字，排印出来已蔚然成文。对于写长信他也有所说明：“解开束缚，一时高兴，就将信写得那么长，可见人总是爱自由的。”见1985年6月2日致笔者函自由是多么的可贵不久以前参加一个纪念唐弢的座谈会，不少青年朋友带着他写的信来赴会，先生何独厚我一人
我与唐先生亦旧书坊里的朋友。六十年代初，每星期日的上午彼此都在国子监的中国书店相见。我们不大迈进古籍线装部的门坎儿，只在新文学版本间流连。我常恨自己眼拙，精品多随他而去。一次，我先见到一本紫红色封面的凯绥诃罗惠支版画选，随便地放过了。又一想：也许是抗战期间叶灵凤在香港印的那个版本吧，较稀见，当即返回原处寻找，可惜已在他手中又一次在海王村，我在一排书架前横扫一遍，估计难有好书漏网。不想他跟在我后边，一眼便从架上抽出一本鲁迅在东京印的地底旅行。此书极罕见，我不免大吃一惊，失悔莫及。唐先生则当场示我淘书的经验：“此书既小又薄，书脊上也无法印书名，插在架上很不显眼，你怎么可以轻易放过这种薄本小册呢”我至今只存鲁迅在东京印的月界旅行，虽然也是珍本，但是地底旅行更难得，却白白地从我眼前滑过去了。
唐弢的新文学藏书，当然是国内第一家，我偶有所求皆能得到满足，对此我是非常感谢的。但是也有落空的时候。一次，我找他借三十年代出版的当代尺牍选注一书，时在1974年10月下旬，他来信称：“抱歉的是：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尺牍选注，我没有此书，连孔另境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也没有，大约当时并不注意这类书，经翻检结果，只有一本土纸的当代作家书简卫明编，上海普及出版社，和日记文学丛选阮无名，日记新作赵景深，名家传记新绿文学社编放在一起。你要的书，我常被考倒，遗憾得很。上述书中，如有需要，乞见告。当奉上。”后几种书我都有藏，没有再去麻烦他。但，借某书不存而顺告有关的其他书目，此亦藏书家无私之表现，其苦心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告诉人家说没有某书，对方常有不以为意者。作人真难。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珍惜重聚之不易，常有征求墨宝的举动，我亦未能免俗，故有求于他。1977年11月20日来函称：“屡蒙索字，不胜汗颜，实在因拙书大不像样，前些时曾专作一诗，展纸试写，结果因写得不好，撕了。栗子网
www.lizi.tw诗为五绝，专以赠阁下者，辞云：“燕市狂歌罢，相将入海王；好书难释手，穷落亦寻常。不知尊意如何倘觉不恰，自当改削或另作，只怕别人见了，以为尔我竟以鲁、许自视耳，一笑”
诗当然写得好，亲切而又真实，也是我们在旧书坊消耗时光的一个明证，焉有不当之理稍后，他重又展纸奋笔，如今已成为寒舍的一件珍贵纪念物。
悲乎，我再访旧书坊时已不能与唐先生相见矣。
忘不掉的闲谈
“文革”当中，王冶秋同志奉周总理之命从干校归来，主管文物工作。
他甘冒风险地吸收了很多所谓旧文化部的人来工作，同时闻讯而找上门来求职的人也不少。人们急于为国家效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每天夜里和假日，他在家里也不得安宁。所以一到星期日，他就躲到大女儿家去，我住的地方距他女儿家不远，彼此可以谈点文学和鲁迅，因此他常到寒舍来坐坐，偶尔还在这儿吃顿包饺子。
我们闲聊了大大小小的很多事。
他跟我说，一生中最使他心灰意冷的，是军宣队让他到湖北农村安家落户。到了目的地的那天夜里，他整宿没有合眼。天很冷，他点燃了劈柴，望着那堆毫无希望的火焰在发呆。心想：这一生难道就此结束了吗
回到北京后，他也未必能完全放手工作。
有一次，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收进清华大学处理的一批线装书，其中还有不少是刘半农的藏书。我和冶秋同志去看了。我买了几册有刘氏签名的书，他为公家挑选了若干册与文物有关的，如研究玉器和金银首饰器物的书。隔了些日子，我同他谈起那些书，他不无气忿地说：“管事的军宣队、工宣队的某人，以为花钱买这种老古董毫无用处他不批钱，我也没有办法。”而名义上，冶秋同志还是图博口的负责人。
忽然**指名要见冶秋同志，事后他对我说：“哎哟，真是受宠若惊呀
去见她，还不知道是祸是福呢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了那里，要我为她印红楼梦的一种版本。我如释重负地连忙声明，这事不属我管，是出版口的事。我可不敢高攀这个关系。”这些话现在听来极平常，可在当时正是**不可一世之际，冶秋同志却毫不掩饰对这个“女皇”的反感。承冶秋同志对我信任，他知道我不会泄露这消息。
我不懂文物工作，有一次我说到鲁迅给韦素园写的墓碑，按说也是珍贵的文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冶秋同志竟利用假日，一个人到西郊的万安公墓去查访那块墓碑的下落。那是1974年春天的事吧，他跑来跟我说，他先找到了李大钊同志的墓碑，上面已留下刀斧砍凿的裂痕，是红卫兵干的。他没敢在那里久留，因为人们正围着李墓在开批林批孔的大会。他以为实在莫名其妙。接着便在墓地寻找韦素园的墓。墓已平掉了。他只好根据旧时的记忆，按照大致的方向反复踏访。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脚下半埋在土中的一块垫路的石板，正好是鲁迅先生书写的韦氏墓碑。好极了他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了鲁迅博物馆。可怜得很，那时鲁迅博物馆连一辆平板三轮车都没有，更不要说汽车了，冶秋同志又打电话给北京市文管处，请他们帮忙出车，把墓碑挖出来，送到鲁迅博物馆去。事成之后，他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说：“真要谢谢文管处的同志们”可是，我们还应该感谢谁呢
在“四人帮”制造的文化大地一片空白的时代，人们忽然在书店里可以买到鲁迅先生的手稿选集和书信墨迹了。小说站
www.xsz.tw这在当时堪称奇迹，可是有谁知道这也是冶秋同志一手操办的。我保存了1971年10月31日深夜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有一个大计划，可惜不见得能实现。拟将鲁迅所有手稿、墨迹、书信都影印出版。
现在全国各地手稿若影印出来，对于原稿可不再翻动，无论从备战或普遍能看到手稿都是大好事。可惜现在文物出版社已拆得七零八落，实现这一计划还须作很大努力。北图就有鲁迅手稿八百页，抄得十分整齐，这是鲁迅亲自抄写的，去年竟在一个破庙中战备，潮湿虫蛀，马上抽出放在北图的保险柜中作为特藏。但这些只是藏起来，总不是办法。想最近能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一文，调查一下鲁迅手稿墨迹情况，但能否实现，也还是问题。改日再面谈吧”
请问，在当时恶劣的处境下，有谁能够作出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考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当他到了北城的柏林寺，把手伸进了木箱，摸到鲁迅先生的手稿已经有些潮湿的时候，他立刻火冒三丈请原谅这位老局长一时的脾气暴躁吧。
闲谈时也曾谈到过他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的某些往事。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在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参议。那时国防部演剧二队亦在北平。一个演剧队的朋友约他某晚到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去看话剧，只要在开场前穿着少将军服在前排坐一会儿即可。冶秋同志了解这位同志的政治面貌，他觉得这事并不太麻烦，便照办了。
事后党组织跟他说，以后再别这么大意了。尽管演剧二队地下党的力量很强，但终究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事秘密工作，稍有半点马虎便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一直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方何以要他全副少将武装地出现在剧场里，但是他虚心地接受了组织的意见，并作为一个教训跟我谈了。说真的，当时我听了，以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冶秋同志那种认真、失悔的样子却使我深为感动。
1947年9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冶秋同志所联系的一个直通党中央的电台被国民党破坏，他不得不连夜逃离北平。在这次非常事件中，他不怎么谈自己的惊险传奇故事，却总是记挂着三个人对他的帮助。一是感谢吴晗教授为他换装，并安排他脱险到天津；二是只有书信往来，从未谋面的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劳荣，冒着危险留他住了一夜；三是他身边的那位忠诚于他的勤务兵。当特务来抓冶秋同志扑了空时，便把勤务兵抓走，可巧冶秋同志又与特务们走了个碰面，当时的情况万分惊险，而那个勤务兵却沉着地装作根本不认识他，低头擦肩而过多年来冶秋同志一直感念这位勤务兵，四处寻找他。他是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正义感而有如此举动至今也没有得到答案。我相信直到冶秋同志病倒在床上，甚至连话也不能讲了，一旦他头脑清醒时，也许还会想到那个救他一命的普通士兵。革命是艰难的，有时得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革命也离不开众多人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群众，还能谈什么革命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冶秋同志常常会和我谈起他所想念的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普通人。
在我同冶秋接触的日子里，我没有感到他是一位作家，或者是一位文物专家，更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长官。他普普通通，一如常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这鲜明的印象早已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多么怀念他，还有我们那种无拘无束的闲谈
一事难忘
读了夏衍同志在1992年随笔第4期发表的怀曹聚仁，不由得想起三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夏公以简约的笔墨，公允地写出曹先生的大节和身上的某些弱点，实在是知人之论。遗憾的是曹先生生前未必能为众人理解。
1956年之夏，人民日报恢复办副刊，我们工作虽忙，却十分兴奋。大概曹先生在海外也感受到国内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各方面都显示了活跃的形势，故有访问人民日报的打算。有一天，我在本报图书馆的柜台上发现海外出版的几本新书，是曹聚仁的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采访三记、采访四记等。那时见到港台出版的书很新鲜，图书馆的张君跟我说，这是作者刚才送到报社传达室来的。我心中一动，连忙问道：“你们见到作者了”
“没有。我们在电话中通知传达室收下书就行了。”
我想，此刻再追下楼去，曹先生也已淹没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流之中了。
发生这种事该怪谁呢邓拓同志不是多次批评过我们有优越感和大报作风吗难道人家送书上门，当面去致谢不是起码的礼貌何况又是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
多年来，我不曾忘记这件小事。
今天，因读夏公的文章，我又来到本报图书馆，取出当年曹先生送来的这几本书，看到图书登记上架的时间是在1956年9月26日。采访三记的“前言”一下子吸引了我，那是作者写给女儿曹雷的一封家书。那时曹姑娘刚好初中毕业。曹先生说，他本想等女儿高中毕业后再开始与阿雷作朋友，彼此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问题，现在决定提前了。他告诉阿雷，父母是怎样地疼爱女儿。母亲邓珂云，正是因为有了阿雷才放下了笔，告别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他向女儿剖白，自己教了三十年书，是个本分而庸碌的人。自己决不会拖着儿女的脚跟，妨碍儿女们前进。他一生无胆量作坏事，也无能力作好事，内心很矛盾。“假使我死了，一定有许多人在拍手称快，要运用他们的幻想来构成对我的诬蔑与嘲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他所想的所说的大体都是对的，他所做的或许有点折扣，社会上所有批评他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中肯的。他一生是孤独的，但他站在热闹的斗争边缘上；他最不爱写文章，但他却不能不靠卖文以为活；他从来与世无争，处处让人，不幸却落在最爱相轻相妒的文人圈子里。”因此，他认为“一成文人，便无足观”，痛苦地告诫女儿：“将来长大了记住我的话：脱下长衫，莫作文人”人们常说从家书中，最能见到人的真情，我想是的。曹先生一定还有很多更深沉的话要同女儿说。他当时正是个左右挨骂的人，大陆有人骂他是“逃离海外”的“反动文人”；海外又有人骂他北上采访是吹捧**。而他写的书却可证明他究竟是什么人。他需要有更多的人理解；他送来的何止是几本书，而是把他的心献给了我们。而我们呢
现在图书馆经手其事的张君，早已死在我们河南叶县的“干校”。图书馆的青年同事们，如今有谁又知道这几本书的来历
张友鸾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主办南京人报的张友鸾先生，五十年代初到了北京。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七十回本的水浒，便是由他整理校注的。后来他又译写了不怕鬼的故事，亦是影响一时的好书。
1956年夏，人民日报改版，作为文艺部副刊顾问的萧乾，带我去访问张先生，约他为副刊写稿。萧乾说，张先生办报多年，办副刊更有经验，而且是个多面手，善于写短小的文章。那天我们到了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了楼适夷等几位知名作家，却没有见到张友鸾先生。记得在现代文学编辑室里，还见到诗人刘岚山等同事在社内编印的油印诗刊朝阳。刊名当与社址所在地的朝阳门有关，更因“朝阳”含义美好，起这么个名字真聪明。人没有见到，张先生的稿子还是来了。他译写了一组中国古代寓言选，我们特地请黄永玉配了木刻插图，准备连载下去。可惜不久就“反右派”，寓言这种形式最易被人胡乱猜疑，任意上纲，作者、编者都不愿意再惹事生非了。从此我与张先生失去联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想起了张先生，也没有忘记当年萧乾说的张先生的那些能耐。我特地到北新桥白米仓七号去看他。那是一个陈旧的平房小院，张先生的屋门紧紧地上了锁，邻居说主人刚出去不大工夫。我想，老人是不是去小酒铺喝二两了那天，我带了我们报社印行的几本讽刺“四人帮”的漫画选集，留在邻居那里，托他们转交张先生。
近日清理出一封张先生给我的信，证明那是1977年5月间的事。信中说：“记得二十多年前，您曾和萧乾同志到出版社见访，我恰不在社；上月承猥临寒居，我又恰不在家：两度失迎，十分抱歉犹幸潘兄约饭，一接謦欬，总算免了一面缘悭之憾。
承约为战地写稿，甚为光宠报刊掌故，所知道的不敢说少，但忘记得太多。现正想一个适当题目，迟日草成，再行奉报。
我也酷喜漫画。前办南京人报时，曾约高龙生作画，制版后均保留原作，前后百余幅。
虽遭燹劫，犹有存者，惜乎不是佳品。闻高已逝世，此殆可以作纪念。他日晤见时，容以奉赠。
所赐报刊，读后颇多启发，谨致谢谢
敬颂
撰祺
张友鸾上
六月十八日”
令人惋惜的是，张先生的报刊掌故专栏终于未能实现，是不是我出题太死，限制了张先生动笔是不是当时我催得不紧我想，在报海浮沉一生的张先生，理应留下一部无限生动的报海掌故。
信中提到的“潘兄约饭”，那是潘际垌兄奉廖公承志之命去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大公园，一度返京组稿，约请作者在安定门内的一家饭店用餐。记得到场的除张先生外，还有王世襄、唐瑜、朱家溍先生。
热情的老人，竟然主动要送给我漫画家高龙生的原作，这是出我意料的。
我怎能想到他保存有画家的真迹。我不能贸然行事，觉得自己不是承受此物的合适人选，因而辞谢。我想，如果我真的在接信不久即重访北新桥，高氏漫画原作肯定归我所有。我不会那么贪婪。这让我想起当年给鲁迅刻过名印的刘淑度老人，她曾主动示意要为我刻一块图章，我也婉谢了。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报纸编辑，不能借自己的职业节外生枝，获取不应得到的东西。同时，我更尊重老人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劳累分神，更不能让他们感到报人没有一点自爱自重之心。
是不是我有点多想了我现在倒有点后悔当时没有抓紧催他写稿。画可婉拒，多去看看老人不是更好吗
林辰先生
人生易老，如今林辰先生也已80岁了。
我一直把林先生看作是我的老师。解放前我读大学的时候，便开始读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从此对鲁迅研究史料发生了兴趣，后来写作这类考证文章，正是先生的启蒙。我与林先生又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他交给我的关于三味书屋主人寿镜吾的文章，道他人所未道，至今是一篇翔实可据的权威之作。此外，我们也是旧书坊里的朋友，同是爱书人，谈起新文学的版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送过我鲁迅设计封面、高长虹的心的探险，我送过他鲁迅作序的线装本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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