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顏色各異，薄如蟬翅，無論買什麼，光有錢不行，還得搭上票才行。台灣小說網
www.192.tw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處有各處的票，人民因此很難自己到遠處去，應該也達到控制人口流動的效果。另外讓我吃驚的是，到了飯館，點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樣菜總是有一樣不是我點的，要是提出異議，跑堂的只一句︰
“不是一樣吃唄”
與母親重逢之後攝于北京植物園
邀約八十七歲的母親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聞鶯處，桃花盛開，碧柳如煙，母親與妻子曉清同攝。
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飯館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腳也要快，慢了就讓別人端了去。碗筷油膩膩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後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螞蟻就得到了消息跟著上來，這是在東來順的見識。買食物都不準挑，由售貨員拿給你。他們說你挑完了剩下的給誰啊根本就沒有貨物分級的觀念。國營市場常常連包裝都沒有，買了個大大的豬頭肉，只得頂在自己的腦袋上，一路吆喝著︰“讓啊讓啊”好讓他擠出去。計程車明明沒人，沒有一部願意停下來載客，因為每部車都是國家的，每個司機都拿一樣的薪資，誰也不願載客。這比鏡花緣、格列佛游記跟辛巴達七航妖島所見都不遑多讓，非常古怪。我們天天講“**抗俄”，總是說人家怎麼水深火熱，怎麼吃草根樹皮，卻未曾一見，只是，這些古怪，大概蔣經國也沒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還是不好，要從生活來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都不該是重點。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這里卻能脫胎換骨，許多原來他們拚了性命，流了無數鮮血去維護的價值觀念，顧盼之間，棄之若敝履，發展得金碧輝煌，連台灣都要期待他們的眷顧，等著大陸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與其說是政權多麼能干，不如說漢族那變幻莫測的身段，真乃世間之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說母親很久都沒有出門了，就決定一伙兒去承德走走。我問承德遠嗎弟弟說不遠，那麼有多近他說火車八個小時就到了。八個小時我們都到了呂宋島了。我知道，現在可是在一個大國了。
我們住在承德的一處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幾天，每天，不論什麼時候，母親會隨時地忍不住痛哭，特別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後。我這才明白，原來該哭就一定得哭出來，昨天沒有哭出來，今天也要哭出來，今天不哭，那麼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沒哭出來，四五十年後，只要尚在人間，還是要哭出來，連本帶利地哭。八十歲的母親哭得好慘，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年紀的老太太哭得那麼淒慘。她的哭並沒有讓我太傷心，反而覺得害怕。雖然說是重逢，其實與初會沒有什麼兩樣，因為我們母子分手的時候，我才五六歲，並且在那幾年里，有記憶的時間跟她在一起的極少，當然沒什麼特別印象。可以講我一見到的母親就是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一下子越過了母親的青年、中年與盛年，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所以初見面也是客客氣氣的，實在無從抱頭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後，才漸次消除。現在見了她就自自然然地會摟著她說話，那是費了許多光陰慢慢暖化了的狀態，我原本就沒有跟親人親昵的習慣。她太老了，日子當然有限，我哄哄她讓她高興一點兒，也是理所當然。
她有許多種的哭，有的時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著眼楮，只管流淚。有時飲泣繼而痛哭，也會躲到洗手間里吞聲而泣。那幾天她看起來沒有多麼高興，但是情緒發泄一番是必要的。幾十年了，不可能只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經歷反右的沖擊，是很老資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樣的知識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小說站
www.xsz.tw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為章乃器先生在與她相識之前，是曾經有一個已離婚的家室。她與章先生婚後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沒料到這個身邊唯一的兒子，卻因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獄之災。在此同時，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門牆，打成掃街婦，以極為微薄的工資，不但要應付自己的生活，還要節省下來作為探監的車錢，還有給弟弟在里面的開銷。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見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親生兒子之後，便一發地傾瀉而出，哭到欲罷不能。
弟弟跟我講過一段母親與他的故事。
從北京到延慶，現在很方便，車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樣，要好幾個鐘頭。特別是在秋冬之季。延慶是北京最北面的縣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後來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慶的龍慶峽舉辦。母親為了要老遠地去探監，清晨四點不到就起床準備，把各項雜事處理好之後，趕緊燒一鍋熱水，用來泡腳。天寒地凍，一會兒水就涼了，繼而燒上第二鍋第三鍋，把雙腳雙腿都浸得暖暖的，這才上路去趕頭班汽車。腿腳因為浸泡過熱水，就不至于還沒有到達便已凍成一對冰棒。想象得出這一路來回有多麼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開放探監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卻得了重病，母親一點都不知道，還是照樣地老遠來看兒子。監獄里的醫療已經無法處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氣如游絲，無法行走，只是維持了一點意識而已。弟弟讓人用擔架抬著，到了監獄大門口，卻看到母親遠遠走過來，他一時十分躊躇，要打個招呼呢還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話，讓母親觸景生情，不免傷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頭，母子相見最後一面的機會也就沒有了。正這麼想著，他已經給人抬上車開走了。
幸好那一次沒有病死。
中學時代的弟弟章立凡與母親合影
在承德，有一處名勝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纜車可通，當時的票價是一人人民幣五元，新台幣兌人民幣最多三塊，十分便宜。但是母親不肯搭纜車，我以為她怕高，弟弟說，她怕的是票錢，因為在最艱困的時期，他們二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幣，我們三人搭纜車的票錢相當于一個月生活費的一半。
我曾經問母親，“文革”的時候死了多少人她說沒有見到統計數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條街都有人死”。可見森森然的肅殺之氣，滲透在他們每一刻的生活里。台灣曾經經驗過所謂白色恐怖時代，同樣地殃及許多無辜，當然可惡，但其實大部分的人小心一點兒，還是可以正常地生活，並沒什麼感覺，這與“文革”不可同日而語。
在母子相別數十年後重逢，千絲萬葛糾纏不已的心事，剎那間涌上心頭，堵在喉頭，只得化為淚水，哭嚎流瀉。母親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們該回北京的時候了。
想來母親應該有許多故事可說，是故意不說，還是來不及說，還是忘了沒得說，或是欲說卻難說，我都不得而知。
此後二十年，我從未主動探問往事，以免觸動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愛而言，絲毫無損。我是我媽八十歲生出來一下地就四十多歲的孩子。
二十年過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從母親的八十歲到如今之百齡高壽。每一次分別都有心理的壓力，來時高興去時傷感，母親想什麼，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誰也沒有說出口來。從母親送我到機場，到送我到樓下，再到只能坐在輪椅上，在十樓的公寓門口道別。今年夏天去探母歸來之際，母親連從輪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們擁別之後，母親一定也要跟到門口，正要拐彎到電梯那邊的時候，我回頭望了一眼母親，她掙扎著抓住門邊，也只能彎著身子勉強站立，危危顫顫地也望著我。小說站
www.xsz.tw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說，又是不肯說，其實，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緣
答案，有那麼重要嗎
我問母親，你是怎麼跟李本明聯絡上的她說是馬路遇到的。馬路怎麼遇到了呢她說她認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關碼頭上，跟她為了一個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時，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個還沒上大學的女孩，兩人見了那一面，從此遠隔天涯，也沒有人想要並且相信會有再見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後，她們又在北京相遇，有這麼神奇嗎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去了中國大陸，一九七五年，本明姐與姐夫閔錫鈞先生，申請赴中國大陸，當時連美國人要到中國大陸也很不容易，申請之後有一段很長的審查時間，並且也沒有直航，要從加拿大、法國等等繞很大的圈子才行。她離開大陸已經三十年了，久無音訊，尤其記掛著已經七十多歲、在寧夏銀川的父親。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們夫妻身體還十分健朗，自然是歸心似箭，他們在銀川見到了父親之後，又回到了北京。
她從來也沒有想要見一見我母親的念頭，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過寧夏的兩年之後過世的，父女總算見到了最後一面。但是在北京還是有許多的親人，李家的，閔家的。那天他們計劃要去拜訪一位閔家的親戚。
話分兩頭，同一天，母親從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遠親，走走就到了，那一處在智德北巷。在那兒，院子里住著好幾戶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樣。母親拜訪完了親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說，有美國來的客人，她也跟著去看看。
母親在幾個人的後面，看到了那一對美國來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間想起來，她難道就是當年下關江面上見到的女學生嗎她從她的手里搶走了兒子，然而終究還是失去了那個兒子。算一算已經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受到許多沖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隨波逐流，少數的人乘風破浪驚濤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難盡的了。母親在那麼短暫的時刻，千頭萬緒，急風急火地輪轉著數十年來的記憶與經歷，就在他們大家寒暄交談之際。但是上一次是那麼樣子的遭遇，她不知該說什麼好。然而她有兩個孩子也是幾十年無音無訊，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請問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遲疑之間，人家已經進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沒有見到她，就是見到她，也不一定會跟她說話，這是多年之後本明姐的言語，六十多年之後，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親回到了自己家里，想來想去，確定這個女人就是李本明應該沒有錯，然而讓她更驚訝的是，她去拜訪的親戚，同時也是李本明的親戚。母親的嫂嫂閔懷冰，就是閔錫鈞父親的姊妹。她們是一前一後，我母親先告辭，本明姐跟閔先生就到了。母親的孫府跟閔府是親上加親，在家鄉只是隔鄰而居，來往密切。
母親的姐夫閔楚怡，就是閔錫鈞父親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時托付在閔家照管，總跟他們家另一位小女孩兒閔錫慶一起玩，後來她們也是北師附小同班同學，但是她們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淵源。排起輩分，李本明成了母親的外甥媳婦。閔錫慶後來成了在美國的名律師，然而閔先生與本明相識進而結為連理，卻非有意攀親帶故，他們是在波士頓讀醫學院時相識，由戀愛而結合。
閔家還有位在台灣十分有名的親戚閔湘帆先生，就是閔錫慶的父親，我們小時候跟著閔錫慶到他家里玩過，但是閔伯伯只字未提跟我們的關系，也許真的是我們太小，提了也說不清楚。
母親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這一次的機會，跟失散的一對兒女，恐怕真的就永遠無緣相見。也許寫封信比較好，不會有許多不方便，有沒有回應，就看對方好了。一切委諸命運。
母親寫了一封信，請智德北巷的親戚幫她轉交。這就是後來我收到的李本明從美國轉來的信。母親跟李本明不該是馬路上相遇的，她沒說真話，真話不好說。
地球那麼大，時代的變動那麼詭譎，又有十好幾億的中國人，我們在人海中星流雲散，大家都無依無靠無頭無緒，卻讓母親兩度從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兒子。不僅這個重逢充滿了戲劇性，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成了親人。
後來從上海到南匯，在縣府所在地的惠南鎮，又遇到了好多姓閔的親人。原來母親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閔家女兒之後，又嫁給了閔家另一位兄弟閔楚怡，親上加親，閔氏親人當然也就特別的多了。李本明變成了閔太太，應該可以說是親上加親又加親。但這最後一親，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兒交給母親的少女，變成母親的外甥媳婦，居然是十幾億分之一幾率的巧合。
命運啊命運，我無言以對。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重慶北碚合川
北碚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發掘工作的主持人。我從半歲起在合川李府成長，到五歲。
在台灣報戶口的時候，我的生日不詳，而母親已經離開了，也無從問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陸與母親見面，連她也想知道我是什麼時候生的。還寫信到重慶去查問，可惜連當年接生我的醫院都無蹤無影。二○○七年跟大陸的中國工程院李澤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幾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澤渝，我們到成都的時候，他們夫婦也來與我們相會。在成都就听說有我這麼一位客人，她便十分興奮。在電話中就告訴我們，她曾經參加了我父親與母親的婚禮。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細細白白，連老人斑都沒有一點，在當年必然是個美人，她的先生年紀比她還小一兩歲。
我的父親與母親結婚典禮十分簡單，就在北碚兼善中學的大禮堂，校長是當時企業家盧作孚先生。
“招待我們的點心我都記得。”她說。
原來父母親很窮，那個時候大家都窮。他們就以茶會作為結婚典禮，證婚人是誰李澤渝當時只有十二歲，不會知道，而父親辭世已經三十年了，母親已經百歲，問的話也不一定能夠得到答案。茶會的點心，只要參加的人都不會忘記，簡單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樣節儉的婚姻在當時可能也很平常。楊家駱教授伉儷的婚禮，就是在北溫泉公園的一處草坪上完成的，想來他們也應該是茶會，招待客人的點心當然也差不多。
說到此處，便要簡單帶幾筆說到曾主持北碚鄉村建設的盧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學的創辦人。
兩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敵對的，許多我們該知道的事，卻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懾于**，很少談到過去，應該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曾經說過，在中國現代有四位實業家，對國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一位是重工業的張之洞，一位是紡織工業的張謇，一位是化學工業的範旭東，還有一位便是運輸業的盧作孚。
盧作孚連小學都沒上過，但他的事業卻經營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他拒絕了國民政府邀他擔任台灣“交通部長”的要求，從香港把自己企業中的十八艘輪船開往大陸。抗戰期間，他的民生公司的貨輪客輪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駛在長江江面上。他的事業兼及礦業、鐵路、紡織、新聞事業、食品業、水利工程、醫院、學校、博物館、科學院、圖書館、體育場，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溫泉公園，附有全方位的健康、體育、游樂設備。今天的北碚城區幾乎是他一人之力興建規劃完成，烽火漫天之際，大家稱此地為“僅有的世外桃源”。
然而他自奉極簡，公司股利從未進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資。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讓他吃一只雞來補補，居然買都買不起。他早歲參加同盟會，而其公司又以“民生”為名，所辦的學校取名“兼善”，附有農場、公寓、石灰廠。他又主張計劃經濟，那麼應該是“國父”的忠實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時候，遭到批判，他的輪船一再地被人破壞沉于江底，在極度困難、無法維持之際，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總經理有意隱瞞政府已經打算紓困的消息，在絕望中，他竟以自殺身死。
四川、重慶的朋友跟我說，困難打不倒盧作孚，他是對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僅僅五十八歲。身後沒有一文錢留給子女，遺言只交代妻子以後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語堂曾經公開建議請他擔任行政院長，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稱贊他是完人，而國民黨老“蔣總統”身邊最重要的智囊張群先生的說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學者，一個不追求享受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他應該是**最高理想的象征，卻死于斗爭里，但今天的**已經給予極高的評價，並且成立了專門研究其思想事業的常設機構，全四川都以他為榮，但是已經六十年過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當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時候是個盜匪出沒之地，卻因為盧作孚的理想主義，而建設成為一個井然有序、花園一般的城市，我很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親的婚禮在他辦的中學禮堂舉行，而他與父親是好友，由他出面為父母親安排了婚禮。我更慶幸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長輩，雖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願以他為最高的榜樣。
我的身份證上寫著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設治局”，到了當地，承蒙李院士見告，應為“設制局”，制造國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個三花市，今天也沒了。當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單位的醫院，里面有一位德國大夫，常常為中大的員工看診，我，據李澤椿院士說，應該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這位德國大夫的姓名。
母親一開始就不想生下這個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後居然重逢。她一開始沒有記下我的生日，該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親當時遠在天邊，母親生下我沒有幾個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親離開我的時候，我還不滿周歲。
我一生用不著算命，因為沒有八字可言。據相關文件記載，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麼，我身份證上的年紀就比我實際年紀要小一歲了。後來問母親，她約莫想起“應該是太平洋戰爭發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變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歲。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更沒干過什麼大事，大一歲小一歲很不打緊。沒有八字，少了許多無謂的煩惱。
為什麼最早的記憶中沒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幾年去美國，會合了姐姐，從已經八十二歲的李本明姐姐處得知一點梗概。
原來父母是有過談判的，在一個餐館里。
母親表示兩個孩子她都不要帶，父親只好接受，但是，那個時候姐姐一直哭，父親就說，你一直哭，舍不得媽媽，那你就跟媽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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