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布認為，伊斯蘭教的當代使命是推翻所有這些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嚴格按字義踐行古蘭經，乃至最後在全世界踐行古蘭經。栗子小說 m.lizi.tw
這一過程的巔峰是“實現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類的自由”，從而完成公元7~8世紀伊斯蘭教首波擴張開始的過程，“然後把伊斯蘭教傳給世界各地的全人類，因為這一宗教的對象是整個人類，它的行動範圍涵蓋全世界”。24和一切烏托邦事業一樣，實現庫特布的宏圖也需要通過極端手段。庫特布把這一任務交給了一支意識形態純潔的先鋒隊。他們將擯棄這一地區掌權的各國政府和社會庫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蘭的和非法的”為實現一個新秩序而奮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領土解決方案認可的世俗現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眾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學識淵博、充滿激情的庫特布對這一現狀宣戰。他的同代人大多對他宣揚的暴力手段望而卻步，然而一批堅定的信徒如同他設想的先鋒隊開始形成一個核心。25
對于一個自認為已經超越“歷史”上的意識形態沖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庫特布及其信徒的觀點顯得太極端，無法贏得足夠重視。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貧乏，覺得這些革命者的激情難以理解，于是認定他們的極端言論要麼只是空談，要麼是討價還價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極端主義者眼里，這些觀點代表了一種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規則和準則。過去幾十年里，這些觀點成了中東及其他地區極端分子和“聖戰者”的戰斗口號，並得到了基地組織、哈馬斯、真主黨、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權、“伊扎布特”“解放黨”，在西方國家極為活躍，公開鼓吹在一個伊斯蘭教統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發帝國、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敘利亞的極端民兵組織“努斯拉陣線”和著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建立哈里發國的“伊斯蘭國”的呼應。這些觀點也代表了1981年暗殺薩達特的埃及極端分子信奉的好戰信條。他們重拾“被忽視的聖戰責任”，稱與以色列媾和的本國總統為叛教者，指控他在兩個問題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認了猶太國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們認為同意了把自古以來屬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讓給了一個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體系幾乎完全顛覆了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純之又純的伊斯蘭主義認為，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國際體系的出發點，因為國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國家在演變成為一個規模更大的宗教實體的過程中，充其量也許可以獲得某種臨時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能成為一個指導方針，因為對國家的忠誠偏離了真正的信仰，而且“聖戰者”有義務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蘭教的人居住的世界。聖潔，而不是穩定，才是這一世界秩序觀的指導方針。
“阿拉伯之春”和敘利亞的劇變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暫的時間內曾給人帶來希望，讓人以為新的一波改革將把這一地區相互爭奪的**政權和“聖戰”勢力掃入歷史角落。西方政治領導人和媒體興高采烈地歡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勢的劇烈動蕩，把這視為一場由青年人主導的促進自由民主原則的地區革命。美國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種種要求，認為它們反映了對“自由”、“自由公平選舉”、“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剝奪的訴求，絕不應坐觀其敗。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嶇不平，充滿艱辛。**政權垮台後的局勢凸顯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人認為，埃及的解放廣場起義驗證了一個觀點，即早就應該推動取代**體制的新體制了。栗子網
www.lizi.tw但問題其實在于，美國很難找到可以用來建立多元化體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機制的領導人這就是為什麼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軍人政權之間畫了一條線，支持與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會”。
美國希望看到這一地區實現民主化。共和、民主兩黨的歷屆政府均懷有這一願望，因而淋灕盡致地表達了美國的理想主義。然而，安全觀和促進民主常常相互沖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發現，很難找到真正認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僅僅把民主當作個人獨裁手段的領導人。同時，強調戰略優先的一派又無法說明現有的政權如何最終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過改革進行演變。促進民主化的做法無法解決在追求其目標時日益顯現的真空，只考慮戰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現有機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現為新一代人爭取自由民主的起義，但很快遭到排斥，進展受挫甚至遭到鎮壓，當初的興奮化為無奈。既有的政治勢力不僅與軍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還和農村的宗教勢力相連。事實證明，他們比在解放廣場爭取民主的中產階級更強大，組織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實際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內部矛盾，以及旨在解決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號“人民要求政府下台”並沒有說明人民指誰，或政府下台後以什麼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當初呼吁開放政治和經濟生活，日後被軍人支持的威權主義與伊斯蘭教意識形態之間的暴力較量所淹沒。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廣場宣揚世界主義和民主價值觀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終並沒有成為這場革命的繼承人。電子社交媒體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廣場聚眾示威並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國家體制。在示威活動最初取得勝利後出現的權威真空中，起義前即存在的各派別往往更有能力影響最終的結局。通過民族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融合求得團結的誘惑，蓋過了當初的起義口號。
2012年，在一批更激進的宗教極端主義團體組成的聯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穆爾西當選為總統。當初解放廣場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時，穆斯林兄弟會曾信誓旦旦，說不謀求總統一職。伊斯蘭教政府掌權後，開始將自己的權威體制化，對支持自己的人有組織地騷擾威嚇婦女、少數族裔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行為視而不見。埃及軍人決定推翻這屆政府，宣布重啟政治進程。結果，連已經靠邊站的世俗民主派別也對此表示歡迎。
這一過程提出了人道主義外交政策問題。人道主義外交政策不同于傳統外交政策，它批評國家利益觀或均勢概念缺乏道義內涵。它通過改變侵犯普世的正義原則的狀況，而不是消除某種戰略威脅，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種外交政策風格的價值觀和目標，反映了美國傳統至關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為美國戰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實施，又會讓自己陷于兩難處境︰美國是否認為，凡是針對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眾起義，包括針對此前認為對維持國際體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義，美國都有義務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質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國內發生公眾示威後，它就不再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對“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貢獻就是譴責、反對或參與推翻它認為**的政府，包括此前視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與美國有著傳統友誼的一些國家政府看來，美國傳遞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處，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國拋棄。栗子小說 m.lizi.tw
西方的傳統包括對民主體制和自由選舉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如果無視深深扎根于美國道德事業的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國人民的長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別把民主視為建立宗教統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這種統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對這些派別應用這一原則，宣揚選舉有可能導致只有一次民主選舉的機會。埃及恢復了軍人政權後，在美國再次引發了一場爭論，而且迄今為止都沒有爭論出任何結果︰戰略利益重要，還是促進人道、合法的統治重要而且這似乎還牽扯到一個時機問題︰在何種程度上，應該為了一種理論意義上的演變結果而犧牲安全利益兩者其實都很重要。忽略未來的民主前景假設我們知道如何影響它的走向含有長期風險。因無視安全因素而忽略當前現實，可能馬上會招來大禍。傳統主義者和行動主義者之別就取決于以上差異。每當這個問題出現時，政治家都必須在兩者間加以權衡。有時會發生一些事件，比如種族滅絕，其後果之嚴重，足以使天平傾向撇開戰略考慮進行干預的一邊。但作為一般規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將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結合在一起。而在美國國內的爭論中，兩者常常被視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敘利亞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廣場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劇變團結了各派力量；而在敘利亞，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發，將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長達千年的紛爭沖突再次點燃。由于敘利亞人口成分復雜，其他族裔和宗教團體也卷入了該國的內戰。根據歷史的教訓，他們中沒有哪一個願意把自己的命運交由他人決定。一些外部大國也介入沖突，暴行屢屢發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飛地避難。
在美國的公開辯論中，反抗阿薩德的起義被視為一場爭取民主的斗爭，與推翻穆巴拉克的情況相提並論。這場斗爭應該以阿薩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個包容的民主聯合政府告終。2011年8月，奧巴馬總統陳述了這一立場，公開呼吁阿薩德“辭職”，從而讓敘利亞人民能夠行使自己的普世權利︰
敘利亞的未來必須由敘利亞人民決定，但是阿薩德總統擋住了他們的道路。他呼吁對話和改革，同時又監禁、拷打和屠殺本國人民。他的呼吁虛偽至極。我們始終堅持，阿薩德總統必須引導民主過渡，否則就讓路。他沒有引導過渡。為了敘利亞人民的利益，現在是阿薩德總統去職的時候了。27奧巴馬講這番話，是想鼓動敘利亞人民反對阿薩德，為推翻他的政權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假聯合國之手，推動一項基于阿薩德下台和成立一個聯合政府的“政治解決方案”。然而令人驚愕的是，其他幾個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既不願支持這一步驟，也不願支持采取軍事措施。同時，敘利亞境內最終出現的武裝反對派幾無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說溫和了。
當時，這場沖突已經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問題。對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問題與美國國內爭論的焦點大相徑庭。敘利亞及這一地區的主要成員不是為了民主而戰，而是為了戰勝對手而戰。只有民主能讓自己所屬的派別執政時，他們才對民主感興趣。沒有任何派別贊成一個不能保證讓自己黨派控制政治體系的制度。對絕大多數交戰者而言，簡直無法想象不考慮地緣政治或地緣宗教後果，僅僅為了強制實施人權準則而打一場戰爭。在他們眼里，這不是一場獨裁者與民主力量之間的沖突，而是敘利亞境內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這一地區的後台之間的沖突。根據這一觀點，這場戰爭將決定敘利亞的哪個主要教派最終將主宰其他教派，並控制敘利亞殘存的疆土。區域大國源源不斷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輸送武器和金錢，並提供後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灣諸國支持遜尼派團伙，伊朗則通過真主黨支持阿薩德。戰事陷入膠著狀態後，越來越激進的團伙在戰爭中無所不用其極，手段極其凶殘，交戰各方均無視人權。
與此同時，敘利亞的戰爭開始重新劃分敘利亞，也許還有這一地區的政治版圖。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在沿土耳其邊界一帶建立了一個自治區，日後有可能與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自治地區合並。德魯茲派和基督徒社團擔心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對待少數族裔的一幕在敘利亞重演，因此不願支持敘利亞的政權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伊斯蘭國”的“聖戰者”試圖在攻佔的敘利亞和伊拉克西部地區建立一個哈里發政權。大馬士革和巴格達均失去了對這些地區的控制。
各主要派別認為自己是在為生存而戰。28一些“聖戰者”武裝派別認為，這是一場預示善惡大決戰的沖突。當美國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時，他們認為美國要麼狡猾地隱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許是想最終與伊朗做成一筆交易，要麼不適應中東均勢的需要。2013年，這一分歧達到了頂點。沙特阿拉伯拒絕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理由是由于傳統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動，它將自行其是。
美國呼吁世界信守對民主的支持，並在國際上以強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學武器。而其他的大國，例如俄羅斯和中國，援引威斯特伐利亞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加以抵制。它們主要從自己所在地區的穩定和本國躁動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視角審視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馬里、巴林和敘利亞等國的大動蕩。這些國家知道，最凶悍的遜尼派戰士都是與基地組織基地組織因“伊斯蘭國”采用了甚至連它都認為太極端的手段而斬斷了與後者的聯系結盟的鐵桿“聖戰者”，因此對敘利亞反對派徹底獲勝持謹慎態度。中國稱它在敘利亞這場戰爭中沒有特別的利益，但堅持最終結果應由“敘利亞人民”而不是外國勢力決定。敘利亞前盟友俄羅斯希望阿薩德繼續掌權，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敘利亞繼續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存在下去。由于國際社會達不成共識，敘利亞反對派又四分五裂，當初旨在促進民主價值觀的一場起義淪為21世紀之初的一場人道主義大災難，導致區域秩序徹底崩潰。
如果有一個可行的區域或國際安全體系，也許本來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這場災難。問題是各國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徑庭，維護穩定的代價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規模干預也許可以把爭斗各派壓制下去，但若要維持局面，則需要長期的相當規模的軍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後，這一選擇對美國來說已不可行，至少美國不可能單干。伊拉克若能達成政治上的共識，也許還能把這場沖突限制在敘利亞境內，但巴格達政府及其區域盟友的教派意識阻礙了共識的達成。還有一種可能是，國際社會可以對敘利亞和民兵“聖戰者”實施武器禁運。然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標使得這一選項不可能成立。倘若無法通過共識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災難性的非人道代價，讓秩序在混亂中產生了。
巴勒斯坦問題與國際秩序
中東各地雖然動蕩不安，旨在結束阿拉伯以色列沖突的和平進程始終在推進，有時斷斷續續，偶爾緊鑼密鼓。幾十年的阿以沖突造成了一觸即發的對峙局面。過去一共爆發了三場常規戰爭和無數次非常規軍事沖突。每一個伊斯蘭教“聖戰者”團體都把阿以沖突作為號召人們拿起武器的借口。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強大的軍事力量視為自己的恥辱。有些人堅持不放棄土地的信念。在他們眼里，與以色列共存好比背棄信仰，而不是對現實的承認。
以色列對安全和認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對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國家政府對符合其歷史性宗教訴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協調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瀾。沒有什麼問題能與之相提並論。有關各方都走過了一段痛苦的歷程，從拒和開戰到猶豫不決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戰的基礎上，前途未卜。沒有哪個國際問題像阿以沖突問題那樣讓美國如此牽腸掛肚，令美國總統如此殫精竭慮。
阿以沖突牽扯到一系列問題，針對每一個問題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過去幾十年時斷時續的談判中，各方闡述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立場。這里只講其中的一個方面︰談判各方互相沖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兩代阿拉伯人都是懷著以下信念長大的︰以色列這個國家非法篡奪了穆斯林的遺產。1947年，阿拉伯國家拒絕了聯合國將英屬巴勒斯坦托管地劃分為一個阿拉伯國家和一個猶太人國家的方案，以為自己可以打贏戰爭，從而得到全部領土。結果，阿拉伯人未能消滅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國。然而，同亞洲和非洲大部分後殖民時代沖突的結果不同，這並沒有帶來一項政治解決辦法，也沒有開啟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而是開始了一個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強接受停火的漫長時期。其間，一些激進的團伙試圖通過恐怖主義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偉大的領導人曾試圖超越這場沖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亞原則基礎上通過談判實現和平，即在組成主權國家的不同人民之間展開談判，每一國根據對自己國家利益和能力的現實評估行事，而不是根據絕對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薩達特總統大膽地著眼于未來、走出沖突，根據埃及的國家利益與以色列媾和。兩年後，他遭到埃及軍隊中宗教極端分子的暗殺，為自己的政治家氣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了以色列第一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了一項協議的總理拉賓頭上。薩達特死後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進學生暗殺了拉賓。
在黎巴嫩、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領土境內，尤其是在加沙地帶，宗教極端分子比如真主黨和哈馬斯今天擁有很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他們宣稱“聖戰”乃是結束通常被譴責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佔領”狀態的宗教義務。伊朗的阿亞圖拉政權經常挑戰以色列的生存權。伊朗前總統馬哈茂德內賈德呼吁滅掉以色列。
從阿拉伯人的態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種觀點︰為數不多的一些人接受與以色列實現真正的共存並願意為此而努力，他們目標堅定，但聲音微弱；更多人試圖通過永久性的對抗消滅以色列；最後一類人願意與以色列談判，但把談判說成是分階段征服猶太人國家的一種手段，至少他們對本國人民這樣講。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鄰國相比，國土最窄處僅有9.3英里，最寬處也不過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願為了將來有可能成為一紙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領土上的讓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區。因此，以色列的談判立場常常體現為強調法律問題，在理論空泛、偶爾含有瑣碎細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義上做文章。這往往會激化和平進程旨在克服的情緒。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問題已不像往日那樣緊迫，但依然重要。和平進程的主要參與者把精力和思慮轉向了可能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區域代理人。這從兩個方面影響了和平進程︰一是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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