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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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第57节：偶像陈寅恪9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小说站
www.xsz.tw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第58节：偶像陈寅恪10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栗子小说 m.lizi.tw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第59节：偶像陈寅恪11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第60节：偶像陈寅恪12
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为”北客”的昔日同事或学生，借”路过”广州而专门登门拜访，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郭沫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是特意给陈寅恪量身定做的。
1953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信件，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南下广州劝说昔日恩师陈寅恪北上的列车。
一到中山大学，汪籛就住进了老师家中。他二十二岁便追随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是陈寅恪所有弟子中成就相当卓越的一个。这次南下劝说陈寅恪，汪籛是志在必得。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亮明来意，他就被老师”轰”出了家门，住进了招待所。
面对汪籛的苦口婆心，陈寅恪说得很明白，”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17。
说到激动处，陈寅恪表示，假若北京真的有意请我去中国科学院任职，那先接受我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一座挡箭牌。”他不仅不愿意宗奉马列主义，还要**或**给他一纸证明，这自然就是告诉汪籛，一切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汪籛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此后数年，北京方面一直都不放弃，继续动员与陈寅恪关系不错的学者或知名人士，通过不同途径劝其北上。作为陈寅恪的昔日至交，刘文典自然也”跑不掉干系”。195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文典在北京开完会后，心思重重地踏上了归途。他没有直接回云南昆明，而是中途在四川成都停留了几天。他和陈寅恪共同的好友吴宓住在那里。
这一年的3月6日，吴宓日记作了如下的记录：
晚饭后，刘文典、彭举同来；举旋去，与典久谈。典写示寄寅恪诗二句注，”当时传闻宓坠楼自杀”。旋乘汽车至典馆舍省府第一招待所在本馆之背，由暑袜街续往，实甚近，烹茗细谈。典述一典近十年之情况，此次赴京之使命，留此之原因；二寅恪近况，政府命典作说客，典欲宓代往宓决不效华歆之对管宁，但未明说；三典在京遇稻仍住受璧胡同九号之详情；四典劝宓赴云南大学任教，以李广田共党为副校长，主持一切，宓必可作自由研究或编译典举示杨宪益英译之唐人小说云云。宓答以”安土重迁”，不欲去此矣；五典杂述秦瓒、陶光、孙乐等之近情。乐之变节，诚宓所不及料者也。11：00急步归，京戏方散。
这是一段极具历史价值的个人文字记录。通过吴宓简短的复述可以发现，刘文典对于北京方面交代的任务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否则他也不会向吴宓求助，甚至请吴宓代为前往。其实连他自己都知道，吴宓肯定也不会去的。刚刚解放的时候，吴宓像陈寅恪一样，既不肯到台湾，也不肯北上。实在无处可去，一度想上四川峨眉山剃度出家，最后打消念头，入当地学校讲学为生。尽管世事变迁，但这三个曾经朝夕相处、无话不说的友人，对于这一点是有共同认识的。
第61节：偶像陈寅恪13
相对于陈寅恪、吴宓来说，刘文典的内心有一丝丝愧疚。由于各种因素的催促，他已经融入了现实的尘世，甚至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变成了吴宓所说的三国”华歆”。华歆与管宁曾经是莫逆之交，两人一起读书，门外有官员的轿舆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到门外去看热闹。于是，管宁与华歆”割席”绝交。在传统士大夫的眼里，名节是高于一切的。
想到陈寅恪本来可以达到更高的位置、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却不为所动，刘文典心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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