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这些有关中国政治模式的“名”虽异，而“实”却大抵可以作一个概括，即可“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参见詹姆斯r汤森、而兰利特沃马克著中国政治p1727，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栗子网
www.lizi.tw从思想上，这自然就会出现**所要求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从体制上在“文革”中直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手段，进而使其完全成为政治体制的直接胎生品或影子，纳入“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框架之中，见袖珍本**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书，“内部学习”，1969年9月北京。完全丧失教育自己固有的与其它方面不同的特性。这种将教育完全纳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掌握控制的思想，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改变，知道从某种程度上尊重教育的自身规律，但至今我们对教育作为文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局限或党派控制所具有的超越性，不愿正视，熟视无睹，因为教育是个漫长的延续性的文化行为，不管任何朝代更替，政府兴废，只要人类不灭绝，教育肯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赓续其生命，其得以留传者正在于它的内核中具有绵延不绝的文化亲和力，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共同理想，那种超越阶级作为人的本性的人道主义内蕴。而这一切，正是教育应该阐扬发明的。比如我们的教育中对国家观念的过份强调，而对国际协作的观念强调得不够，其实原因在于，我们可能在利用民众对国家观念的认同而加以强调时，完全是运用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凝聚力，便于内部统一意志，箝制所谓的思想言论的异端而已，并非要真的与那些“帝国主义”过不去。这已经充分暴露了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教育体制，其教育思想的陈旧狭隘。
要彻底根除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中一些过时的、与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相左的观念，需对我们不适应真正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进行深入而切实的改革，才能得以实现。汤森、沃马克在认为中国官僚机构的政治化有两种类型，其一为“纵向领导”，其二为“双重领导”，“第一种是从中央部委一直延伸到下级分支机构的官僚化网络；另一种是每个行政级别上相应的党委会不太官僚化的等级机构”，但是前者会妨碍“同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并造成地方部门抵制地方党委的监督。1956年党的八大批准的双重领导方式，规定职能部门同时向地方党委和上级对应的职能部门负责，从而加强了地方的控制力”汤森、沃马克著中国政治p299，江苏人民出版社版。zw〗。这种“双重领导”的方式大大地增加了党委介入政府行政的力度，在教育界表现得也相当的明显，因此就像任何行业的党政分开很困难一样，“双重领导”的行政管理体制至少从直观的角度看，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因为由此将出现扯皮推委的现象；但是大权独揽，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自然就会现决策失误，而且在事涉经济项目和其它诸方面利益时，便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务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p15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简言之，双重领导和大权独揽，都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降低效率，损坏公平，而在我们固守的范围之内，又不能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完全民主化的管理制度。小说站
www.xsz.tw稍有制度设计经验的人都知道，民主制度完全实行的是那种仿生学意义的制度设计，即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有免于受约束的豁免权，也就是说它没有横行霸道的权利，因为自然界是一个天然的“调节阀”，除非出现像恐龙灭那种极端的外力因素的干忧，或许会打破这种生物链的平衡。而像我们的制度设计是金字塔型的，虽然你可以说，“双重领导”可以互相监督，但由于整个制度采取的是人治，那么总有人最终不受监督，即可以获得天然的免于制衡和质询的权利，就会出现孟德斯鸠所论述的那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教育作为文化行为，有其延续性和相应的积淀，正因为如此，它比其它领域更多了一份难以变更的滞后性，那么教育体制的改革就更由于被规定到意识形态圈里，比经济改革有更大的阻力，因为经济改革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容易被利益驱动的人所接受，而教育的革新是看不到这种显在的效益，相反倒是有可能对加固意识形态的统治不利。鉴于此，教育体制改革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似乎只好接受它继续僵化下去的现实，但实际情形也绝非这样悲观。
首先教育体制和其它作为我们政治体制的“子体制”，都通过“单位”这种形式便于将人集中到一个模子里面来，从而易于让别人识别你的身份，易于上级对下级的垂直统治，同时也易于对人身自由的束缚。几千来，我们生活在宗法一体的社会组织体系之中，而1949年后，“土改运动消灭了较多保存家族制度的封建地主家族，随之而起的集体化运动更抽去了家族制赖以生存的土地及其自给经济。这样，构成中国基本人口成份的农民都组织在统一的政社合一的单位中。在城市中，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推行，全部城市居民也被组织在各自的单位中。”曹锦清、陈中亚著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p64，海天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而“单位”对个人的束缚是不言而喻的，从大的方面看，你所处的“单位”在所在行业的大金字塔系统处于什么位置，另一方面就是个人在自己“单位”的小金字塔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来确定你自己的权利与身份，这样经纬相织的“金字塔系统”就把人像一颗螺丝钉一样使劲被巨大的机器铆住了，要脱身只有等大的机器锈损，恰如一个犯人要逃跑必须建立在镣铐锈损，围墙垮塌，监狱管理系统出现自身紊乱才能脱逃一样。而“单位”之彻底解体，得依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完全转变经济学家强调的，从封闭走向全面的开放社会学家所强调的，从集权制度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度法学家所强调的，可以说至今我们改革的许多难题，在于我们的制度所铸造的特殊“城堡”单位尚有极大的利益“魅力”有关。
教育体制里，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学校甚至到教育的研究机关和行政部门，都实际上处于死水一潭的“单位”的圈定之中，这样才形成了汤森、沃马克所说的“纵向领导”和“双重领导”。每一所学校尤其是大学，都是一个固定的“单位”，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可以在自己的“单位”解决，完全类同一个几乎不需要与外界交往的封闭的城堡，也才会出现脱离社会实际的“死人教育”，书本上的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完全与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个性，尚空谈，实际工作能力差，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注入更新的活力。上述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强调单位的解体，只不过都是看待同一问题不同方面，同时也透露了单位之解体的巨大阻力与困难。比如机构改革、精简人员的巨大难题就在于单位在目前的体制下，还有着难以抵御的利益诱惑，同时也是对我们不完善和不稳定的制度，从骨子里面的担忧和惧怕，害怕一旦失去庇护，以后将会像一个孤儿一样再难找回自己的父母，难以收回自己因此而丧失的利益，以至于因放弃单位而得不偿失。栗子小说 m.lizi.tw关于此点，在以培养“成品型”人才的高等学校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1949年以后形成的高校体制，到现在已近半过世纪，已经变得极为僵化而呆板，扼杀人的思想，限制人的创造力，其基本症结确如学者孙美堂所说：“教育行政化，高校不是或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而是行政体系广义的行政体系，包括党、政、团、各种“群众”组织等官僚队伍及准官僚队伍在高教系统的延伸。其主要特征是：庞大的行政队伍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内部的是支配和支撑高校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高校运作的根本的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和价值根据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孙美堂沉重的“教改”话题，见方法1998年第9期。其实孙美堂这些概括都体现在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下的“单位”特征上，而且在整个官僚和准官僚系统中有一定的共通性。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认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概念，他认为：“有些事情，诸如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和本同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是与全国各地都有利害关系的。另一些事情，比如地方建设事业，则是国内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我把第一类事情的领导权集中于同一地方或同一个人手中的做法叫政府集权，而把以同样方试集中第二类事情的领导权的做法叫做行政集权。”在此我们只涉及与学校体制关系较为显性的行政集权作一说明，托克维尔在言说了人人皆知的“行政集权”的好处后，对“行政集权”的弊端作了如下阐释：“行政集权只能使它统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地区，集权行政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它可能对一个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p9697，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托克维尔的眼光独到而锐利，深知行政集权的后果有害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但他或许未审一朝一代、一党一派的行政集权，其追求的是短期繁荣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畸形效益，并非要为千秋万代的可持续发展着想，都有路易十四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的动物式的实用主义。孙美堂将高校体制的许多病症概括为主体倒错即行政人员控制业务人员，官员居于知识分子之上即科研教学人员之上、价值系统倒错行政系统的工作胜于学术研究和努力教学，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居于配角地位、不合格的和伪劣的现象严重指由于重行政轻学术科研，导致学术科研成了互相转卖稗贩，抄袭和根本没有含金量的作品屡屡出笼、机构恶性膨胀，冗员过剩其实这是官僚和准官僚系统在机构上的必然走向，因为官僚系统靠的是行政集权，而且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发展相对别的大学或社会的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即“学校办社会”。、以及由此而来的教育资源的浪费比如说人浮于事，不只是对人才的浪费，而且是对以人头费为主的教育经费的浪费等，还从恢复教师的主体地位、改变高校行政化的现象、张扬和确立教育的**价值、改变旧有的人事制度和官本位倾向等等，提出了许多中肯而乏实际操作价值的建议参见方法1998年第9期。其实除了以上诸条外，高校旧有的条条块块的分割制，形成重复建校，双重甚至多重领导，导致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力，徒耗有限资源。加上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容易造成党政不分，在学校里面形成造成党委压制行政部门的情况，校长的权力得不到充分的施展，扯皮推委的事时常发生；再者，由于价值判断体系的混乱，使得党员和行政工作人员比教师和科研人员更有权力和实力，因此导致不学无术的风气蔓延，有的甚至变成了党棍，或者专事以打小报告向上钻营的人，从中得到了职位和实利，严重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学术和科研实力。从另一方面看，许多为了管理而形成了的部委分割，事实上并没有想象的那般泾渭分明，因此隶属于每个部委又受制于地方政府的高校，不仅专业重复，而且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由于“婆婆”太多，而难以适应新的变革。因为一个专业的废弃与设置并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取舍，而是蕴含着互相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这样就会再无度的扯皮中再度丧失设置或废弃一个专业的时机，从而贻误学生的前程，比如有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之是即失业之期，这不仅是我们教育体制的讽刺，而且是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极度浪费。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采取权力下放，比如高校在拥许的范围内，自设专业，选择市场急需的人才而进行培养，避免人才市场的“隔口袋买猫”。而主管高校的教育行政部门要解决的是，要与人才市场需求部门联手起来，对未来人才需求的方向和质量进行规划与预测，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业设置和人才需求的宏观调控管理。在注重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同时，要避免高等学校全面市场化的危险，因为高等学校，并不是任何专业都可以纳入市场需求的轨道进行衡评处置的，比如一些对人才需求有整体平衡作用的专业，或者是少量而必要的基础科学专业，或者是研习对人类更长远而绝非眼前影响的人文学科，绝不能完全用市场来绳墨它，否则就会在学科发展上出现灾难性的危险，因此影响到人才的全面发展，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和民族整体的素质。不只是如此，高校以后拥有的招生权，应该扩大到其自行出题、招生规模、选聘教师、经营管理、毕业分配乃至让社会来办理后勤管理诸事，纳入市场调节的范畴。而学生读书则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的双重制度，贷款读书作为以后可以出现的专业银行“教育银行”来实施，避免学校为学生管得太多，一方面耗神太多，另一方面又因为处理事务较多而机构雍肿，徒耗不多的教育经费，使得教育经费“好钢用在刀刃上”，进而恢复到较为民主的“教授治校”。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恢复高校作为学术科研单位的学术科研的自由，高校要勇于向我们的时代贡献出它所能产生的卓尔不群的新思想，它不依傍于任何一个团体，不听从哪一个权威人物的命令和指挥。而学术科研绝非互相抄袭稗贩，拾人牙慧，需要的是教育的**与学术的自由。
那么目前高校为什么做不到此点呢的确与我们前面批评的体制有深切的关联。体制本是组织管理学里的一个概念，虽然各种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行政体制、领导体制等有所区别，但它们的“内涵在本质上必有其共通之处：即都是指组织中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等组织制度的体系化”，而“体制的概念可界定为：关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系统或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责权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田慧生主编中国教育的现代化p111，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那么教育体制，涉及的无疑就是教育系统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和责权划分等有关制度的条款和内容。教育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国家行政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一般说来，“按组织担负；最高决策及其责任的人数，可区分为：首长制和委员会制；按不同层次组织权限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可区分为集权制与分权制”田慧生主编中国教育的现代化p113，云南人民版首长制与委员会制、集权制与分权制虽然各有利弊，但实际必要的分权实在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当务之急，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中不是分权太够，而是统得太死，僵化呆板，毫无生气，所以分权就像一个大单位逐渐分权到小单位，让个体直接感受分权与自己利益的关系，这也是从整体走向个体的一种解放。因此最佳选择是达成分权与集权的有效结合与制衡，才能达成利益的共享，责和义务的共同担当。在教育体制中，就像崇尚分权的美国在某些方面也向集权靠近，崇尚集权的法国，也逐渐将自己的权力下放，让教育体制充满活力。
分权表明对原有的权力实行再分配，利益实施再划分，必然使原有权力拥有者、利益持有者在理论或实际意义上受损，但要求分权的势力，对权力拥有者具有实际的制衡作用，即制度本身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的大框架，那么通过一定形式，就不存在要求分权而分不到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理性而富于操作性，如果不分权，他拥有的权力和利益也要受损，这就迫使权力拥有者要对权力实施适当的让渡。而集权国家要在教育体制范围实行分权与集权混合，其改革必须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1993年中央公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即主张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也就是在中央确定的政方针下属宏观性行政管理工作，实行分层次决策、分级统筹、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属微观性教育行政管理。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我们长期处于集权式的教育体制的束缚之下，不易放开手脚，而且上面也不放心下面有这种实际的工作能力，更关键的是，没有形成制度化，容易受大权在握的人制肘，就会导致刚有分权的举措，即由于担心不易管束，便收回分权的实际措施，导致朝令夕改的局面。这就是上面的政策虽好，在下面却格外爱走调的原因，因为上峰喜欢的不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改革者，而是循规蹈矩听话的人。垂直有效的官僚体制，经过漫长的发展，从而固化，而成为自身难以医治的障碍，这就是官僚体制虽然表面有效，大多数时候无效的矛盾之处。
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无论是由集权靠近分权或者是由分权靠近集权的体制变化，国外的许多国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鼓励和允许整个社会来参与教育管理，在我国连这种观念尚没有，遑论参与教育管理的实际行动比如美国1986年公布的美国初等教育报告里规定，校长要取得家长和社会的支持，而且鼓励各学校建立家长和学生参加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或学校理事会。比如成立于1897年的美国家长教师会，拥有数百万会员，对推动全美儿童教育工作顺利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甚至涉及学校规划和教育经费的筹措等参见琳达布洛基贝克美国家长教师会，交流1990年第一期。。而我们的国家，家长只有把孩子送进学校的义务，却不能享受相应的权利，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家长与老师、校长、学校又不能沟通，达致教学与学生学习上的一致，家长就只有给自己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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