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试无关，而且认为该考生从已考的题来看，若再做下去，完全可以及格。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可怪的是，对系里的申诉，校方不作答复，因而田永继续按时报到、办理注册、交纳学费并完成学业，但在1998年3月18日，事情突起波浪，校方通知物理化学系，要求为田永办理退学手续。于是物理化学系、应用科学学院包括7名博士生导师在内的30多名资深教师联名上书校领导及原国家教委，强烈要该副校长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更改对田永的处分。原国家教委教育司也就此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他们制定的对作弊学生处分与教委1996年13号文件不符。
但就是这位副校长置民意和法规文件于不顾，甚至态度粗暴地说：“我不管什么教委1996年13号文件，除非我不当校长，否则此案永远不能翻”，他甚至荒唐地说：“保留田永4年的学习成绩，让他重新参加高考，考取后立即发给毕业文凭。”成都商报
1998年9月23日。他这个补充性的条款，不只是蛮横无理，他置教委的文件法规于不顾，却偏偏要自行其是，让田永再参加高考后即发给文凭，请问他的这种决断有何依凭，如无根据，一校之长，该受过相应的教育，为何将自己的意识凌驾于民意和法规之上，是谁使他这样得意猖狂这种咄咄怪事，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田永毕业论文答辩得了91分，全部大这课程排名全班第9名，被系上认为“历来表现较好，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不意竟栽在这种昏庸粗暴的手下，真是比窦娥还冤。要培养像田永这样一个“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个人和社会将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其成本之高，对于我们这个教育贫弱的国度，可想而知。像这样的校长执掌高等教育会做什么样的成绩，读者诸君自不难判断。有点良心并遵规守法的公民自不可能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以梅先生的要求，这位北京科技学的副校长，岂止不够资格当校长，实在连商贩应具备的温和的服务态度都没有。而今日大学的校长竟能如此一手遮天，这不仅表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已不适应新时代之教育，同时亦深刻暴露了校长任命制的弊端，那些任命校长的行政官员是以一种什么态度来任命，是以教育的未来作想呢，还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恶劣结果。而校长虽不必全盘照搬西方式的校董任命制，但民选、广泛听取民意并考察，终行任命，总可以进行试点，或许可以稍减那种武断任命之恶果吧。但是至今为止，不仅没听到这位副校长被有关方面惩处，更没有听到荐此人任校长的人，得到了乱荐人才的什么处罚，说不定他还有可能因此高升呢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有良知之人闻听此点，除了要求加紧改造不公平之社会外，还禁不住暗中抚膺痛哭吧。
当今大学里的校长，就连最称职的，也只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而已。他们的知识有着极大的缺陷，甚至没有足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更不用说对社会诸多弊端有清醒的批判和不屈的怀疑。一校之长丧失掉此种**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路线，就不可能保护教师**研究，不受强权意的干扰，也不可能爱护学生自由之思考，甚至心怕学生的创造力和**思考超过了权力所能允许之范畴。自然这与校长之被当作官员任命不无关联，既是官员，也只过政治系统之附庸而已，哪里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不可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发见。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就拿执中国大学之牛耳的北京大学来说，我们随意点出几位校长，便可看出一个大学校长权力到思想逐渐弱化的轮廓，教育家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建立了一种至今仍为人们所崇仰的北大精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对“北大之所以为北大”作过精彩的阐释并意欲追随之：“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见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p171蔡元培先生不只是北大走向现代教育进程的奠基者，而且也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难得的精神领袖。依我看来，倘若北京大学已不残存这点难得的精神，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中国众多平庸大学当中的一所罢了。胡适先生亦是一教育家，其思想既承杜威实用主义的进步教育，又赓续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把学生和教师的地位，以及学术的尊严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胡适先生在许多方面特立独行的见解，兼以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范，实应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包括教育界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绝非那种好贴政治标签，近乎骂娘的所谓对胡适学问思想的指陈，所能够骂倒其在教育文化界的业绩的。
到了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执掌北大，他虽自知无法抵挡五十年代对高等学校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改造，对学校办学方向的影响已渐趋式微，但他仍以个人的勇毅续写了他倡导的“北大主义”即为“牺牲主义”的观点，后终因提倡“新人口论”而获罪。但并不就此屈服，“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这实在是北大精神要害之所在，也是中国知识当以此为榜样的社会良知。现今之北大，即便像陈佳耳先生这样的中科院院士当校长，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与马寅初先生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解放前的学理工出身的大学校长非常多，“如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浙大的竺可桢、云大的熊庆来、中央大学吴有训等等，这些人都理工科出身，但在他们手里，都把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这些校长本人是专家，但同时又都是教育家，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才教授、对学术、对学生、对思想、对自由，大体有固定的看法。”谢泳著学人今昔p95，长春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这自然不能完全怪陈先生，或许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校长个人思想可以发挥的余地甚少的缘故。
事实上，不只是以前的大学校长多半是教育思想家，就是以前的中小学校校长，也有不少教育思想方面的卓越者，有的甚至是开某种教育方法之先河。计有晓庄师范的陶行知、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炎培、成都树德中学的校长吴炜、江西幼师校长陈鹤琴等等。国外的亦有前苏联克留科夫铁路职工子弟学校长和波尔塔瓦市立学校校长马卡连柯、乌克兰巴帕雷什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莫斯科第110中学诺维可夫诺维可夫曾著有校长手记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不过现今看来，语多不经，观念陈腐。见新潮书店1951年7月初版，译者耒井从英文转译今日有多少校长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的能称得上是教育思想家呢，吾未之闻。我们即便再有睁眼说瞎话的绝妙技巧，也不能把上饶镇全德小学、康东小学的校长及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看作是一人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吧，遑论他们是什么教育思想家啊。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如果你硬要探究一下现今为什么不肯出教育思想家的原因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星可窥其幽微的蛛丝马迹，五十年代蛮不讲理地大批狠批行乞兴学的武训，以及被称之为人民教育思想家的陶行知，你就会明白还有谁愿去做使他倒霉的、特立独行的教育思想家呢算了罢，传声筒要保险得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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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教育家陈衡哲先生曾就升学与考试，发表过自己精辟的见解：“一个人才的造成，单靠知识是不够的；知识的获得，单靠书本是不够的；书本的了解，单靠数里的功灌注是不够的；数量收入脑海中的程度，单靠考试是不够的。在这一连串大小轻重的关系上，不但会考的一件事，只等于一个不足轻重的陪臣；就是读书的本身，也不过等于一个爵爷罢了。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的呢”青年的健康问题，见衡哲散文集p213，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切实地注意到“人生”这个君王呢，他们只注意“会考一件事”，自然并不是他们喜欢会考，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注意，因为通过会考的筛选，走过高考的“独木桥”，个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及发展的机会，人生的选择余地也较原来增大。固然也有书读得多的高学历人士失业无工作，但就漫漫人生长路来说，总体上无疑较所受教育有限的人来说，改弦更辙和寻找出路的契机总是会更多，因此无论是长期考虑还是短期打算，人们总是竭尽所能争取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受教育的机会，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国度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尽管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人的权利的一种，列入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追求的理想。我们常常说人权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说法尽管对人权有以偏概全，甚而偶尔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内核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要做到也并不是那容易的。因为一个人要生存和发展，那么必要的教育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倘使一个人是文盲，那么他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和竟争能力，在起步上就吃了亏，就更谈不上追求生存的质量。可以说，由于各种因素，基础教育在政府提出的的2000年内还得不到普及，我们连人权内核中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都还做许多切实可行的工作，以期逐步得到改进。
而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为解决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光有法律，经济发达程度不够，同时又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即便投入了相应的资金何况我们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管理不善，教育资源浪费严重，甚至教育官员的贪污腐化层出不穷，那么我们的义务教育教育法更多的时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事实上，作为义务教育最基本的规定，所谓免除学费，可以说在很多地方都未能实现，而且很多学校是更变本加厉地乱收，使得学生家长不堪重负，这说明政府和法律在限制及处罚学校方面是不力的。作为想受教育而又没有能力的人，政府若不能使其受到教育，那么义务教育法只不过是画饼充饥，仅仅有一种向国外做姿态的作用而已。政府都没有因不能做到真正的义务教育，而受到处罚和批评，还有谁把这个义务教育法放在眼里呢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贫困，主要是没有认识到这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父母很有些时候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这里面最为棘手的便是法律中对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的惩处不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会牵连我们国家在实施法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司法**的问题。当然，还有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修改和完善的问题，“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对各类义务教育法律责任问题，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不够具体，不便于操作，有些行为虽有规范，但无具体处罚规定。”教育政策法规p172，李承武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同时义务教育法及“普九”教育的全面贯彻实施，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着一个更为庞大的待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加之教育经费的落实与管理又存在许多弊端，面对众多的受教育人口，就形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人口众多，世界第一，已是妇孺皆知的事。不过，这个轻而易举的世界第一却非什么光荣，反而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负担。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单枪匹马的挑战，最终还是被淹没在强权话语的洪流之中，他那**孤苦的呼喊，细若游丝，仿佛已变作日后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众的低泣。现今有谁没被动地分担因人口过多而带来的，如就业、上学、脱贫、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呢
背负着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传统下老掉牙的遗教人多力量大，要用血肉之躯，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帝国主义及那些走狗列强，我们要用人多去赶超别人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能力，只好去学意念取胜法，即义和团用长矛大刀拚别人火力威猛的枪炮。真是悲壮得要命，因此我们必须多生猛生，加之彼时没有多少娱乐节目，人口自然也就在政策的鼓励下高产起来，男人和女人都很便宜做了一回英雄。高产起来，哪顾得上去检验“产品”的质量，加之贫穷的家庭没有能力使自己“超载”的子女上学受教育，即便现今，国家亦无完全实施“普九”义务教育的综合能力，如此，文盲的人数自然就不会少。在1988年，“我国10亿人口中95以上属于自报初中以下水平，其中文盲达23亿；在总人口构成中，30岁以下青少年占三分二以上，这种青春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教育机构的同步活力可能反而成为推进文明的不利因素”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p39，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就是按一些学者乐观的看法，他们也认为，“2000年基本扫除目前14546万大约是指按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但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及科学性有多高，目前因本人未找到其样本，不好评说文盲和半文盲，并且不再产生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并非易事。”田雪原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p71，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据最新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总人口的235是文盲，1997年底下降至121，其中年龄在15岁至40岁的文盲从185降至6。”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2日我们且不说这数据的水分，而且我国对文盲的认定标准普遍偏低这点将在后续诸章谈到，因此对文盲数字的认定，目前尚没有让人信服权威性论断，就是6的比例，也是个让人惊骇的数字。至于说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公民，我们完全欢迎政府有这样高远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于国情来讲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旦不实际，而“普九”目标又下达，形式主义就会泛滥成灾，有的基层政府并不是切实地去真抓实干，而是如何去在“普九”上造假做假，因为上级政府的监督不力，或者也是干脆走过场，这在敬一丹著的声音就有两封信很典型地揭露了“普九”的做假及上面虚假的检查。
既然基础教育的瓶颈这么多，要解决也非常棘手，加之我们在教育观念方面的落后，也就造成了现在基础教育围绕着分数，围绕着考试转的恶果，人为地形成了基础教育上的恶性竞争，或者是助长以分数判断一切的“精英教育”，把人人都有应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样普及全面教育的观念置诸脑后。与此同时，我们的职业教育和其它中等专业学校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的教育体系，不能使学生在接受初高中教育后，避免挤高考之独木桥，形成有效的分流；再者，我们对读了大学才是人才，而职业教育不是人才的观念，必须改变，因为市场越加成熟，越加需要一大批专业性极强地技术人才，这方面也将是以后市场需求的热点。复次，应在初高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的内容，以便有些学生并不须进高校就能出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在学位制上，承认高中学历在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
最后，减少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改变我们单一的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考试制度其中包括考题的命题方式，评判方式等等，这一方面目前已有政府的动议。同时还要改变我们以前较为陈腐的教育目的观，以及呆板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促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面向全面教育的观念。六十多年过去了，胡适先生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批评，音犹在耳，置诸当今的高等教育现状也不是无的放矢。他当时批评此种教育的弊端时，说无法培养合格的领袖人才，其时在我看来连一般人才也是不容易产出的：“这些新起的大学，东钞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西家餐的教员，”领袖人才的来源，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p122，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一版
总之，对于解决中国教育的危机，我们实在不可盲目乐观，应从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入手，逐步推进，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既能实施又有效率有关教育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社会各方面通力合作，尤其政府要花大气来抓，才有可能使最终改变现今教育的诸多弊端，显露一丝曙光。
第一章中国传统教育的贫困
冉云飞
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在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哪些是损害我们的命运和尊严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
爱因斯坦
多年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悠久，有种不加区分的优越感，并有着不用怀疑的超验意义上的自豪感。因此我们总是对那些邈不可追的上古时代，怀着不懈的热情，以及至死不休的迎奉。当顾颉刚先生得出“禹是一条虫”的结论时，那些还做梦想把中国文化的历史往上
推几千年的人，其怒不可遏，便可想而知。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哪管现在**与落后、贫病和愚昧。一个长期陷入自然经济的封闭地区，且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度，有着让人压抑、使人害怕的非人道的**主义传统，只能产生对过往经验的盲目崇拜
，并因此束缚人们的创造力，捆住民众的手脚。与当今那些积极向上，并且努力反省，清醒理智的文明制度相比，我们自然只会努力变态地朝后看，用过去的成就来做今天自卑其里，炫耀其表的外套，以掩盖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落伍与苍白，这是农业文明社会的心理经验在人们身上的典型投射，也毫不隐藏地显现在中国教育文化这条我们追随先人脚步的、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上。
众所周知，人类早期的教育，无疑更多的是经验的传递者。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抗御能力相当低下，经过相当艰难的努力所取得的面对险恶处境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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