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保长同来的李三，游气十足地坐在墙边的凳子上，大腿翘两腿，不时地抖动着，嘴里还叼了一根香烟。栗子小说 m.lizi.tw
我母亲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多少有了一点数。男胖子对我母亲恶狠狠说：“你丈夫离家多年，是不是投靠了新四军”我母亲不动声色地回答：“他走了多年，从来没来过封信，他在哪里，死活不明，我也不清楚。”男胖子单刀直入地问：“你们村有人举报你，你是**。你是不是参加了地下党要老实交待。”
我母亲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一位农村妇女，只管种田吃饭带孩子，别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男胖子绞尽脑汁，始终问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怒发冲冠，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屋里受刑的人，对着我母亲大吼道：“你自己再不老实交待，你就和他们一样的下场。”
我母亲朝着男胖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几个暴徒正在给**嫌疑分子施刑。他们被打得浑身是血、面目全非，残酷程度可想而知，有的用点燃的蜡烛烧胳膊的液下，有的搞“老虎凳”等，喊叫声、痛疼声，声声入耳，汇集在一起。面对眼前这一切，母亲不但没有紧张，反而更加镇定、冷静。
随后，男胖子指着目呆地站在旁边的李三说：“他妈的，你过来，你不是指认她是**吗”李三听后，心里一惊，抖呼呼地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高粱地里，地下党开会时，那天是阴天，月色蒙蒙的，或亮或暗，没有看清她的脸庞，她到底是不是**，我也说不准。”男胖子听了这番话后，气不打一处来，指着李三，对施刑人气凶凶地说：“给我狠狠地打，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报假案。”施刑人受命后，兽性大发，把李三拼命往死里打，经过半个小时的毒打，李三被打得奄奄一息，不省人事。
男胖子感到无计可施，最后，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好把我母亲释放回家。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她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地下党，任妇女主任等职，她在战争年代里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一定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零年，她又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为部队建设出了一份力。一九五四年，部队精减女兵，她复员后放弃了上海市民政部门安排的国营大厂工作的机会，成为一名家庭妇女。
几十年来我母亲艰苦奋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悉心培育儿女，是一位极能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11第十一章我和妹妹在南京
因为我父亲在部队的工作经常会调动，时常会在我读书到一段时间后，因父亲调动而转学，往往插不进班级，有的时候会出现读两次二年级，从而影响我们正常读书，我父母就把我和大妹妹从遥远的江西向塘安排在南京上学，小妹妹安排在离家不远的南昌八一小学住校。解放初期，我们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所属的干部子弟小学――小营小学读书，一直读完小学，当时就读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空军中高级干部子弟。
平时，我就听老师和同学说，我们学校五年级某某人的父亲是南空司令部的司令员，这仅仅是听说，但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父亲的长相，我认为他应该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动自豪。
一九五五年迎来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聂风智将军委托有关人员，给我们学校送来了他自费购买的三百多本，适合小学学生阅读的连环画以及不同形式的文艺读物。将军的这一举动，震撼了我们。他如此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都倍受感动。同学们及老师得知这一喜讯后，都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大家都沉浸在感激和幸福之中。栗子小说 m.lizi.tw
聂凤智司令员不仅对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接班人――小朋友们倍加关心他们的成长，另外对部队的干部家属呵护有佳，在他百忙的工作中，抽空去探望他们。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底，我们家住在南空司令部鼓楼大方巷招待所。
记得一九五六年夏季，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的炎热。中午睡过午觉后，我和我父亲下楼到院子的大树下乘凉，我发现从院子里东边的远处，走过来一男一女两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两位下身都穿着深兰色的空军军裤。看得出，这两位中年人应该是一对夫妻，都是南空的领导干部。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的、身材均衡、梳着两条一直拖到腰部的粗辫子，粗辫子上还扎着两个彩色的结子的漂亮的女青年。女青年左手搀着一个四、五岁，穿着一身鲜艳的花裙子的女孩子，俨然她们是一对母女。大人们边走边低语，几个人一同前往大院子门口走去，当走到离我们二十米处时，我看到那个男同志正以谦虚和气地口吻和女青年交谈着什么，感觉很亲切。
当时，我正当少年，根本不认识眼前的这位解放军叔叔，当他们走出我们的视线后。我父亲悄悄地对我说，他就是南京空军司令部的司令员聂凤智，这位年轻的女同志的爱人原是我空军部队某飞行师副师长，飞行数年来，飞行技术精湛，为国家和部队作出了显著贡献，在去年执行飞行任务中，不幸飞机失事，光荣牺牲，时值壮年。这次聂凤智司令员夫妻俩是特意来看望飞行师副师长家属的。虽然干部牺牲了，但他们的家属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聂司令员都惦记在心中，积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逝者安息，让生者能幸福、安康。
听父亲说，在南京空军官兵中，都一直传颂着聂凤智司令员关心官兵的佳话，他工作再忙，都想尽办法挤出时间，他每一年都要抽空去看望飞行师副师长家属母女俩，问寒问暖，使得家属们时时刻刻体会到，部队的工作以人为本，让组织的关怀温暖家属的心田。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零年十月份，秋高气爽，一个星期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在空军司令部大院里北院玩耍，远远看见一位身材不高、脸色黝黑，但精神抖擞，身穿一身将服，在南空司令部大道上由南往北正步行走，当我正在犹豫这个人是谁呀，突然听到旁边的一位解放军叔叔自言自语低声地说：“这是聂风智将军。”我吃了一惊，终于目睹了聂风智将军的风采，要知道他可是我心中的偶像啊。
我以敬佩的眼光，崇拜的心情多看了两眼，原来那个一直以来关心我们少年儿童成长，送文艺书籍给我们学校的将军，是我们一位校友的爸爸，他是一位经过战争洗礼的慈祥的老人，他走起路来，是那样的坚强有力，虽事隔四十四年，但当时的聂风智将军的形象，至今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薪、历历在目。
母亲把爱都铺洒在这个家及儿女身上，怎么今天又突然被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扣上了“叛徒”的帽子，竟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成了一个“坏人”，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母亲小时候家境贫穷，没读过书。当时，每当她买菜和外出回来经过楼梯口时，墙上到处贴着红色、绿色、黄色的小标语，到底写的是啥意思，和我们家有无关系，母亲都并不知晓。家中独有我一人知道。我母亲每天走过楼梯口，都很坦然，总是以坚实的脚步，平静的心态，欣然地走过。在那时，我是我们家唯一最大的懂事的孩子，深知标语的“含义”有多么沉重。
当时，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打击报复我父亲参加所谓的5；16反革命组织的政治问题，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恶意的把不切实际的结论随意寄到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校、单位去，使我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苦，受了很多不应该受的委屈，造成他们升学、入党、提干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和影响。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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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初中即将毕业的妹妹仅有十五、六岁，当时大妹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完全可以留城继续升学，但因某些政治问题的牵连，拒之学校之外，不能继续上学，无奈地离开南京赴农村插队。而三个幼小的弟弟年幼无知，在大院里“打弹子”和作“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天真的玩耍，全然不知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个年代，我只能深深地把标语的“含义”悄悄地吞入肚中，永远把它埋藏在心底。
记得四十年前，一九六八年十月份左右，我白天上班去了，记不清是哪位同志到我家送来了一张纸条交给我母亲。我晚上下班回家，母亲立即把纸条交给了我，意思让我带上纸条去找纸条上的这个人。我接过纸条仔细一看，纸条上写得很是简单，只有两排字，第一排上写道：请到新街口南京市燃气公司地址，第二排上写道要我去找的这个人的名字。
12第十二章信念的力量
拿到纸条的第二天我特意请假，一人悄悄地径直到了地处新街口南京市燃气公司办公楼，这个单位工作条件不错，是一座圆形水泥铸造的楼盘，总共有四层，整个楼盘不大。在当时来说，这个单位的办公条件已相当优越。
我走进去后，起初心情还有点紧张，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当时政治气氛很严峻。父亲在兵团接受审查，一直不给回家，又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得很历害。从公司大门口一直到办公楼里，每层楼的墙上贴着大字报，我到了三楼楼梯口，正巧遇到一位工作人员，于是我就问：“赵伟成在哪个办公室”她指着前方一间办公室说：“他在这里。”我轻轻地推开了门，见到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同志，正在看报纸。我走上前小声地问：“赵伟成同志在吗”“我就是，你是黄希望的大女儿吗”“我是。”赵叔叔急忙招呼我坐下，他也就座在离我不远的单人沙发上，并把沙发往前拉了一下。
办公室很大，空荡荡的，别无他人，办公室外也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气氛过于紧张。我焦急地问：“赵叔叔，找我有什么事吗”从外表上看出，他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很沉稳。他不慌不忙地压低声音地对我说：“你爸爸在兵团接受审查，他们怀疑他是5；16分子，一时不能回南京，你回去转告你母亲，叫她不要太担心，我了解你父亲，他不会参加反革命组织的。你是你们家最大的孩子，告诉你心里有数就行了，正常生活。”
果真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号左右，我父亲终于回南京探亲了，所谓参加5；16反革命组织的问题终于澄清了，实属子虚乌有。事隔数年，当我把赵叔叔和我谈话的事告诉我父亲时，他把他是如何认识老赵的经过告诉了我。
那时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阶段，南京大街小巷及单位，都卷入了大字报的海洋，省市各机关单位都不能正常上班，我父亲就喜欢往新街口方向去看看大字报，身上不带什么钱，到新百、中央商场转转。父亲在部队里长期干政治工作，在这个非常时期，他知道该如何适应目前的政治状况。
有一天，他九点多钟就到了新街口大圆盘，到处看看大字报，结果发现一位像领导模样的老同志，在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刮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怕大字报贴在墙上不牢，在墙上涂了很多浆糊。大字报贴在墙上非常结实，要想在短时候内把大字报刮干净，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赵叔叔在那里用湿抹布沾水，渗透片刻后，再一刀一刀地小心地刮，我父亲走上前去，小声地说：“老同志，你用刀好不容易把大字报刮掉，一夜过来，造反派又贴上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赵叔叔说：“没有办法，造反派叫我这么干的。”“那你是领导干部了”“现在我是走资派，正在接受审查。”
经过多年的接触，大家都很熟悉了，后来经过交流，深知赵叔叔也是一位一九四零参加革命，部队转业的干部，现在是市属南京燃气公司的领导。老赵是山东人，人很爽直。虽然两人之间，来往时间不是太长，但两人的心是互通的，遇到一起谈话，都很投机，而且互相之间都很信任，所以就出现了前面所描写的那一幕。
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以前一直以来生活在平静的环境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动荡的场面，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紧张、恐怖、好像天要塌下来的不祥感觉，使家中唯一懂事的孩子――我，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之中。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我反复告诉自己说，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哪怕是内心再害怕，也只能放在心中。毕竟当时弟妹还小，在他她们天真活泼的心田里面，装载不下与弟妹年龄不相符的东西。而母亲天天在家里家外忙碌着，从来没有太多的话语，那时家里一种无形的压抑时常伴随着我们左右。
13第十三章私定终身
一九六九年初，杨伟在来信说，他今年上半年准备回家探亲，他希望同时借此机会想把个人问题解决。这样一来，部队可以照顾夫妻关系，享受到更多一些时间的探亲假，当然我同样也可以去云南部队探亲。
事实上，我们两人已经通信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互相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经过了多次反复地沟通和交流，基本上达到了共识。另外，加上前段时间，我也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我和杨伟的事情，而且请求领导以单位名义发函到昆明部队，在不让杨伟知道的情况下，再深一步了解和确认杨伟的工作身份、单位表现及家庭状况等现实问题。
很快部队在半个月之后回函了，函件中所描述杨伟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本人说的基本上一致，工作表现部队领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这一切都使我较为满意。因为是通过组织上出面调查了解情况的，因此更加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所以我心里比以前更为踏实了。
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里，我时常会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那时，我的父亲还在江苏省建设兵团苏北如东二十一团边劳动边接受审查，母亲和我们六个孩子在家里，母亲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忧郁，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在这种不寻常的气氛中，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把我和杨伟今年上半年准备结婚的事情告诉母亲。其实，对于我和杨伟交往一事，父母亲一直都是知道的，平时父母亲没有明确表示出什么反对态度，我个人主观上认为父母亲对我的婚事会表示认同，最起码不会持强烈反对意见。
但意料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就我和杨伟结婚一事上，母亲代表远在农场父亲的意思，坚决不同意我和杨伟的这桩婚事。母亲还强调说明理由，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杨伟文化水平偏低，仅有中专文化；其二是杨伟干部级别太低，国家干部二十三级；其三是杨伟虽然是干部家庭，但经济负担太重等。
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好对象，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我的母亲自然也不例外。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女人结婚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说明了女人结婚的重要性，对于我和杨伟的事情，母亲之所以如此反对，我想是有她一定的道理可言的，毕竟长辈看得比我们多，经历的事情也比我们丰富。
母亲的意见让我感到很意外，当时心想：我和杨伟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互相之间都比较了解了，如果推翻再重来，既花时间又花精力，而且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全国各地学校停课、串联；工厂停产，工人回家，各省市的机关和学校及工厂都不能正常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我根本就无心再去找什么对象，而自己的年纪已经二十五岁了，再往后拖下去，可能会更加麻烦。
当时，在四人帮严重破坏和干扰下，各地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状态。在当时，我看到了社会这样混乱，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不断地延续，不知道这样的局面到那天才能结束，人们确实从心底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厌烦了、乏味了而我在单位和家，这两点一直线之间所定格的空间里生活，没有过多的想法。我是长女，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孩子，父亲的事情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下面还有五个弟妹，我应该给他们带个好头。
如果说现在我的个人问题还得不到解决，还不知道以后拖到何年何月。当时的我，心乱极了，由于年轻，头脑简单，甚至达到发昏的状态，根本听不进长辈的劝告。我把父母的意见掷于一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在给杨伟的回信中，我同意了他的观点，在杨伟四月份回来探亲的时候，我们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至今回忆起来，我都感到当时的我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在婚姻这么大的问题上，我竟然能公然违背父母的意愿，自己为自己做主，和杨伟私定终身。
14第十四章遇到初恋情人
正在当年，一九六九年三月初，单位专案组领导安排我和同事小朱到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外调，情况比较简单，我们利用半天时间，就把外调工作完成了。
当天星期六中午十一点左右，当我和小朱返回招待所时，途经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大门时，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两年前，我曾经独自一人到这里的警卫部队，看望过我的前男友，怀旧的心情依旧。所以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指着紧靠着门口的警卫部队宿舍大院对小朱意味深长地说：“这里有我一位老乡，我们已经有两三年时间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你看行不行”在小朱不知道内情的情况下，她爽快地答应了：“那当然好了，我就不上去了，在厂传达室等你。”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部队营区大院，见到一位小战士正在自来水旁边洗衣服，我上前低声地问：“小同志，魏军医还在你们部队吗”小战士回答道：“在的。”随后小战士停下手中的事，往前跑了几步，面对宿舍高声地喊：“魏军医，魏军医，有人找。”话音一落，魏军医急忙从宿舍的一楼里快步地走到大院，很远就看到是我，大方地说：“小黄，你来了。”我便急忙地解释说：“我在你们厂搞外调，顺路。”他说：“到我宿舍里坐坐。”魏军医正是我两、三年前由盐城公安分队政委我表哥介绍认识的，他是一九六四年徐州医学院毕业的，本科学历，大家都是苏北老乡。我的表哥是他的部队的直接领导，经过一年的恋爱，大家都非常了解信任。
我于是高兴地答应了，并和他一起来到二楼的宿舍。魏军医的宿舍面积不大，约有十五平方米左右，三边有窗户，采光很好，房间的最里面，铺着一张单人木板床，军被叠得整整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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