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傻地立在那里，思绪万千，久久不愿意离开
6第六章鸿雁传书
与杨伟见面之后，我猛然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始逐步有了变化，似乎不再是平日里的一个人，脑海当中又多了另外一个人的身影。栗子小说 m.lizi.tw在闲暇的时间里，我会尽情去想像遥远的云南边陲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画面，想像杨伟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有时想得太多，头脑会不自觉地感到累。
时光不知道为什么过得那么慢，好像老天爷在有意地折磨着自己。好容易熬了一个星期，我估计杨伟应该已经回到了昆明部队，正在我十分牵挂他时，一个星期天上午十点多钟，邮递员小高在我家走廊上高喊：“18号，黄秀兰的信。”当时，我母亲正在厨房里准备饭菜，当她听到有人喊18号黄秀兰的名字时，她第一时间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向小高询问是谁的信。当确认是我的信时，母亲走到我房间门口高声地喊：“秀兰，秀兰，你的信。”
当时，我在房间里打扫卫生，也隐约地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当听到母亲的喊声时，我急忙把手中的抹布往桌上一放，从房间里飞快地跑出来，心急地问小高：“谁的信”“你们家黄秀兰的信。”我急忙从小高手中把信件接过来，并高兴地说：“那是我的信，谢谢你啊。”拿到信后，我的眼神一下子定格在右下方的通讯地址上，原来是云南昆明部队杨伟寄来的。我顿时心里惊喜不已、高兴万分，心想终于等到他的来信了。
拿着自己日思夜想的信，我进房间之后，把房间门轻轻地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又很快反锁起来。然后，快速地把信件打开来认真阅读。哇塞，真厉害杨伟这家伙第一封信就写了八张信纸，每一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其间激情充溢字里行间。时光虽然度过了近四十年头，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伟给我来信的内容，它一直铭记在我内心深处。
“亲爱的，秀兰同志，你好。我们在南京见面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你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回苏州第二天，我把你的情况向父母亲作了祥细地阵述，父母没有意见，叫我自己决定。你如果没有意见的话，现在我决定和你正式来往。我们两人虽然相隔千山万水，距几千公里之外，但阻拦不了我们友谊的发展”
杨伟如此热情洋溢的来信使我难以入眠，第二天我便提笔给他回了信。
“杨伟，你好来信已收到，我找对象的条件一直都是部队干部，革命家庭，大学文化，特别是要学理工科的，有一技之长。你的基本条件均可，但文化程度偏低，这是不足之处。但你是部队干部，又是干部家庭，人长得精干、英俊，其他条件我就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你谈及目前你不是党员，就这一点而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不是党员不等于将来不是党员，只要自己努力工作，热爱学习，政治上要求上进，积极靠拢党组织，你年轻，将来会成为一名**员的。”
我们之间的每封信都有说不完的话，倒不完的情，我每个月都在苦苦地等待着他的来信，每收到他的信，我如获释宝、心喜若狂。而从杨伟的来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在遥远的云南边疆昆明部队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时时刻刻地盼望着南京的来信。
在那个信息来往主要依靠信件沟通的年代里，我和杨伟都将自己最为真挚的情感逐一放进了信中，遥寄对方。这份感情晶莹剔透，没有一点杂质。
7第七章遇到思想挫折
一九六七年，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前，中央军委就有明确规定，部队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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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杨伟的信件中，发现他的心情比较痛苦，情绪低落，在信中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站错了队，和科里其他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根据上级有关的精神，各部门都要对站错队的同志进行帮助。
后来，领导叫我们写检查，在小组会上“斗私批修”，找思想根源，若检查不深入者，其他同志帮助你找思想根源，一次检查不深刻，还要进行两次，甚至三次，直到领导认为你“斗私批修”深刻为止，不然不能过关。现在我们部队正在开展这个活动，我经过“斗私批修”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已经基本上过关了
当我阅读过他的来信后，心情起伏不安，在科里小组会议上“斗私批修”检查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政治上原则问题，还是仅仅给领导提提意见属于一般性的问题尽管我们相隔甚远，我们只能从信件上交流、沟通，了解一般的情况，别无选择。在那个年代，对一件事情的真相，地方上这帮“造反派”头头上来，一个问题这样说；过段时间，那帮“造反派”头头上来那样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群众不知道真相，有时确实难以判定、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当时，我认识杨伟时间不长，看到这封信后，我的心情七上八下，很不是个滋味，不知道如何是好，经过反复考虑，在回信中我这样写道。
“杨伟，你好知道你们部队在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对站错队的同志进行帮助，你讲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科里其他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科里出现了观点不同，意见分歧的两种倾向。我认为既然站错了队，言语不妥。领导和同志们给予帮助是应该的、必要的。自己认识不到的地方，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帮助是件好事，能从根本上帮你找出思想根源，认识会更清楚，有利于以后成长和发展。我真诚地希望你，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参加斗私批修活动，早日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谅解。”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南京已经进入了深秋，秋叶飘零，这时我突然接到杨伟沉甸甸的来信。
“秀兰，你好我近来工作和学习都很正常，身体前段时间因感冒发烧住了几天卫生所，现在也治愈了，身体康复，已投入正常工作，请你放心我母亲一九五六年在苏州一家纺织厂工作，由于当时我小弟弟生了一场重病，情况比较危急，其他人害怕担风险，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助照顾，她只好辞职现在她是一名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生活来源，等我父亲百年之后，我母亲的生活要由我们兄弟三人共同负担”
阅读完这封与众不同的来信，我经过思考给杨伟回了信，信里我这样写道。
“杨伟，你好。你在信中所谈及到的顾虑就不必太多，你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你把你母亲的情况事先告诉我是应该的，至于你母亲的生活问题，到了将来你母亲年纪大了，没有生活来源，我们大家应该关心她老人家的生活，安排好她的一切，让她安度晚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封回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发现杨伟在之后的通信之中，没有了悲观的情绪，取而代之的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8第八章在“文革”中母亲被误认为叛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下，杨伟远在云南部队工作，而南京我们家又出现这种状况，作为家中长女的我，一时之间也是有点不知所措。我的父亲是位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一位从福建前线部队转业的老干部。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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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家里生活太艰难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接不上下顿，讨饭也一年比一年困难。就这样，不知道折腾了多少个年月，为了寻找生计和改变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我的父亲和村上的几位热血青年含痛离乡，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上革命的道路，去寻找**，寻找人民的军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机关内某些人怀着私心杂念，抱着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肆意怀疑我父亲参加了全国性的“5；16”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了一年之后，1968年下半年，我父亲随省级机关组织的干部支援队，到苏北农场支援工作，自从他被怀疑是“5；16”分子后，组织上就派他在当地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他回南京探亲，基本上与家庭失去联系。在此同时，也免去了他的领导职务。
在南京，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材料母亲又被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误认为“叛徒”，一段时间以来，“揪出叛徒”、“有问题必须老实交待”、“不彻底交待死路一条”等标语突然贴在我们居住的一楼楼梯口处。每天我上下班经过楼梯口处，都会看到用红色、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的广告纸写的长幅小标语时，我内心感到祸到临头，有不祥之兆。
我从小听母亲说，她在年轻时代就参加革命，其间吃过很多苦，特别在我父亲离家参加新四军时，家中一切生产和生活重担都由我母亲一人承受。
记得自从我父亲离家参加革命以后，家里严重缺乏劳动力，没有帮手，一切农活和重活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扛着。再加之，老家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是远近闻名的灾害区，遇到灾年，老百姓在家都蹲不住，都会想尽办法外出，寻找出路，维持基本生计。很多年来，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绝收的时候，农民们都会纷纷携老牵幼出去，到远处讨荒要饭。
解放后，据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没有参加革命前，她也和我父亲一起到外乡要过饭，当时我年幼，把我安排在奶奶家，托人照顾。当时，讨饭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要想较长时间地解决生计问题，光靠要饭也不是个办法。还得另外想点子找出路。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仅靠我母亲一人支撑这个家很困难，听说村里农户家的男子汉们都跃跃欲试，准备离家到一百多里外的山东境内去推盐，贩回本地集市来卖，我母亲也加入了。
第二年开春后，春寒袭人。母亲得知村上有几户人家的男人商量准备近期，到山东境内去推盐一事。回家后，她左思右想，觉得不出去找其他出路，光靠农田收成，生活维持太艰难了，决定随从他们一同前往山东。要去推盐，必须首先要准备一笔不小的货款，目前家中仅有几块大洋，缺口很大，不把本钱凑足，去了也是白去。
问题是在当前，各家各户的生活都很拮据，向哪家借都不好意思开口。怎么办呢经过她反复思考，决定回娘家向我姥爷和姥姥开口。我姥姥家除种田外，舅舅们还利用空余时间织白布卖。经营数年，多年来生意还不错，全家人不愁吃、穿，日子过得还较宽裕。
我母亲决定回娘家去借钱试试，姥爷和姥姥出于对自己女儿的疼爱和关心，再说，从家中拿出一笔钱款来，资助女儿投资做生意，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母亲很顺利地借到了这笔货款，有了一笔款之后，就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推盐，母亲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9第九章母亲卖盐
回家后，准备好了路上吃的干粮，如煎饼、窝窝头、咸菜等，做好了简单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她和大伙们推着独轮车，马不停蹄地走了一百多里路，在上午九点多钟，到达了山东境内，他们以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盐巴，把装好盐巴的麻袋捆在独轮车上，又立即推着独轮车往江苏老家赶去。赶到中午时分，他们饿了，把车子停在路边，就在田间小道边喝上几口冷水，吃上二张煎饼就咸菜。休整片刻后，又继续往前赶路。在进入山东和江苏交界处时，大伙们憋着劲，拼命地推着车向前驶去。
就在这时，突然，我母亲发现小道的远处约有一百多米的地方，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两个男人各骑着一匹高大的马，鬼鬼祟祟地正朝着他们的方向疯狂的奔来。我母亲心里一惊，平时听老人们说，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土匪出没，专抢老百姓的钱财。
想到这里，她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并对其他人使了一个眼色，顿时大家都警惕起来了，骑马的人在远方就吆喝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还未等我母亲他们答话，其中有一个骑马的中年人，首先从马背上跳下来，蛮不讲理的说：“把包打开来，让我看看。”不管大家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大家只好打开袋子，抓了一把盐，捧给他们看。骑在马上的另外一个中年人看过后，气势凶凶地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要，但要给我们过路钱。”我母亲说：“我们都是穷人，是出来要饭的。”中年人说：“那不行，不然把你们和货全部扣下来。”我母亲低声地问：“那要多少呢”“要二十块大洋。”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无可奈何，几个人只好掏尽内袋，勉强凑齐交给他们，这样才算了事，他们勉强愿意放行。
那时，从我老家去山东的路，没有什么像样的路，老乡们为了绕近路，都是走人们在田间踩出来的泥巴路。泥巴路高低不平，晴天风一刮，灰尘满天飞，人们的眼睛往往被迷得睁不开。石子及大的土块，横七竖八地躺在道上。人空手走路都很艰难，不要说是推独轮车行走，简直像走钢丝，极不容易，一不小心，轮子就会被石子和土块拦住，使车子失去重心，往一边倒。
推车子的人，如果不及时把把手用力握紧压住，车子东倒西歪不用说，整个车子上的盐巴都有可能全部翻在地上，出现盐巴散落在地上的尴尬局面。男人们推车推得都很吃力，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内衣。又何况我母亲一个女子，要付出像男人一样的体力，真是可想而知啊。
我母亲就这样不停顿地推着小车，向前跑，顾不到休息，一直推到晚上9：00多才到家。晚上到家后，顾不上吃饭，又马上把盐巴一包一包地搬到屋里，堆放好。
待事情全部办妥后，我母亲累瘫了，她顾不及脱去外衣，一下子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头来，天仍然是灰色的。我母亲又趁早推着满载盐巴的独轮车去赶集。一路上独轮车发生“吱呀，吱呀”的响声渐渐地消失在田间的小道上
我母亲在早上7：00钟就赶到土山集市，那里当地的农民们都非常的勤快，人们都有起早的生活习惯，赶集市、下地干活和在家里搞家务等都喜欢赶早，当地农民及镇上的人们对大粒子的盐巴都倍加喜欢。例如：炒绿色蔬菜、淹盐豆子、淹箩卜干等，都缺少不了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少的必需品。
那天，我母亲早早地赶到集市后，在这个地方，她寻找了一块地势优越的、人流量大的十字路口，把从独轮车上装盐的麻袋，用力地搬下来，摆在地上，一袋一袋地紧靠着摆稳。然后，敞开麻袋口，供路过的人群观看选购。
随着时间的推移，赶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向潮水一般似的。有的人是卖商品的，有的人是购买商品的。有的人挎着满满一篮子的新鲜的、红壳子的鸡蛋，有的人挑着干粉丝、辣椒、粉皮还有的人挑着自家制作的豆腐干、豆腐果和老豆腐等，品种多种多样，热闹极了，使得你眼花缭乱。这时，集市的上空，吆喝声、谈笑声、讨价还价声等互相交织在一起，像在剧场一样，热闹非凡。
当时，我母亲在山东省境内购买的盐巴的时候，由于他们人多，购买数量大，老板们在价格上给予他们最大的优惠，最后以最低价成交。
另外，盐巴干净、杂质少，粒子又大，颜色呈白色，个个看起来既闪闪发光又很漂亮。许多人，从我母亲的摊子面前走过，都不知不觉地抓起一把盐，细细观看，久久舍不得放下。
我母亲由于购进来的盐价格比较低，她在原价格的基础上翻了一翻，每斤盐巴的价格仍然低于市场上同种盐巴的价格。她一边细心地向顾客介绍商品，又一边高声的吆喝：大盐、大盐，市场最低价，价廉物美，快来选购。
这一吆喝真是管用，不少想买盐的农民和镇上的人们，一下子都从四周涌上来，把我母亲围得水泄不通。“我三斤盐”“我五斤盐”很快到下午4：00多钟，太阳还挂在半山腰，两百多斤盐就全部销售完毕。卖完盐之后，我母亲在集市上又购买了家里急需用的日用品和孩子穿的花布料。母亲轻松、愉快地推着独轮车，带着满脸的喜悦，往黄庄的路上返回。
10第十章虎口脱险
母亲年轻的时代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积极联合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和全国人民，为解放全中国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全国各地形势很好。
徐州邳县的人们爱国热情和全国各地一样高涨，农村热血青年积极参加**，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出力。我母亲也背着家庭，经他人介绍也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当时，白色恐怖严峻，加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存在很大的风险，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和牺牲生命的危险。
有一天，中午十点多钟，我们刚好吃过饭，我母亲正准备扛着锄头下地锄草。突然，从院子外钻进来两个一高一矮的男子，我母亲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矮个子的是我们村的刘保长，而高个子的是一个俺村一个是刚入党时间不长的地下党，名叫李三，但从来没有正式谋面。
我母亲上前主动和保长打招呼：“刘保长，请进来坐。”随手从屋里搬了两张小凳子，放在他们的面前，示意他们就座。但他们始终站在那边，没有想坐下来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刘保长脸色一变，板着冷漠的面孔，态度生硬地对我母亲说：“小高，跟我们到保委会走一趟。”母亲不解地问：“有什么事吗”刘保长不客气地说：“你不要哆嗦，去了就知道了。”我母亲把手中的锄头往门后一放，把家里的事简单地安排妥当后，并一再叮嘱我不要乱跑，把家看好。
他们把我母亲带到了村保会附近的一间大房间前，母亲站在门口，伸着头，定神地往屋里仔细一瞧，整个房间黑暗无光，桌子上、墙上都摆着和挂着各种刑具我母亲额头顿时溢出冷汗，深感情况不妙。另外，还有几个彪形大汉赤着大膊，手中操着刑具，对屋内的几个**嫌疑分子正在施刑，抽打声、喊叫声，不断地从屋里传出，室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和可怕。
刘保长把我母亲带进这个房间，交待给一个施刑的男胖子。刘保长上前弓着腰，脸上堆着假笑，贴近男胖子的耳朵低声地叽咕了几句。然后，刘保长挺起了腰，装腔作势地对我母亲说：“他找你，他问你什么，你就如实地回答什么，绝对不能隐瞒。”刘保长说完，就站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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