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栗子网
www.lizi.tw胡适读书做学问，堪称勤奋，刻苦而不以为苦，而且常能从书山学海的跋涉中获得乐趣。这对一个忠诚的学人来说，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尽管也有错失，后人看去也难免有浅薄之嫌。但他的成绩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在学问方法方面，也能给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鉴。他的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以学问为乐趣的精神，堪为学人楷范。
1 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241242页。
2 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第225页。
3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12页。
4 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07、511512页。
5 跋红楼梦考证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171页。
6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20323及325页。
7 即跋红楼梦考证一，原载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8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267页。
9 参看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及胡适的跋，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三，第323332、3934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1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2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4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小说站
www.xsz.tw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5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ge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6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7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8
1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2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3 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4 同注3。以下皆三版注
5 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6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7 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8 同注3，第1011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1
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1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
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2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3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4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
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
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5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struntalis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6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
，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
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7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8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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