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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sz.tw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政治之灵魂也。”1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之弊”。2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
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3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4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5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19171921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6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7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8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小说站
www.xsz.tw9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10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1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2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3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4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5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6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7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8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9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10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1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2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3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4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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