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罗马尼亚人作战,保加利亚人跟塞尔维亚人开火,而在所有那些竞争中,作为最弱者的小小奥地利却跟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台湾小说网
www.192.tw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城市伦敦,所有人都不会觉察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要先后被希特勒公然并吞。他们不会觉察到纳粹主义能够用维也纳依
靠维也纳的特殊组织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
起,翻个个儿。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怨恨激起的**驱使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那座城市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的见证人,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分进入那座城市。
因此,每当我匆匆去一下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回来时,我总要舒一口气:“幸亏这一次希特勒还没有来”,而回头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了灾难的来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自信地拿起报纸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害怕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唉,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
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
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素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1普尔曼一八三一一**七是美国铁路工程师。此处指普尔曼公司制造的高级车厢。
2西班牙河名。
3西班牙城市。
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态惧的自发表现。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我的老母亲去过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波有事干；更没有什么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1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在那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
其中也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出卖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谈判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们奥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内容归纳为那几点的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印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纸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帮助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那份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确实,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个人对那个想法吃惊非小,就是说,希特勒和英国已经在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我今天不羞于说,当我拿着那份报纸时,我的手颤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几年来我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
我马上回转身,跳上第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明天早晨的机票。小说站
www.xsz.tw因为我还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巧极了,我得到了一张机票,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进箱子,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1。说我是不是不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1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edkllndleywoodhalifax一八**五九,英国政治家。一九三五年任陆军大臣。一九三五九三八年、一九四○年任掌空大臣。一九三**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年任驻华盛顿大使。
1旧约中的先知。
岑格鲁贝尔1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
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告别,永远的告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进了火车站,我都没有下来一下。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象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象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我以为,当希特勒将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和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那
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那座城市维也
纳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欧洲都成了**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我本人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个人的想象,是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怯弱、多么可怜现在假面具撕下来了。小说站
www.xsz.tw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残暴不必再顾忌任何道德的约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世界还算得了什么利用应该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那种虚伪的借口了。现在已不单单是掳掠抢夺,而是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些年轻人把大街上无辜的人象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走,要他们打扫冲锋队营房的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个黑夜里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里发泄出来了。他们冲进居民的住宅,从发抖的女人们那里抢走耳朵
上的装饰珠宝类似这样的洗劫城市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时期也曾发
生过；不过那种公开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花样翻新的侮辱
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到了一个比较平静、不象我们今天这样道德已经沦丧的时代,人们将
会毛骨悚然地读到那些记录: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的那座文
化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胜利,那样一个家伙竟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害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设想的,人们当时还把没1安岑格鲁贝尔ludwiganzengruber,一八三九一八**奥地利作家。
收财产明白无误地称之为抢掠。可是现在,在又一个接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1的夜晚之后,在冲锋队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以后,还谈什么非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非常适应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和野蛮粗暴的行为了,那是几百年前所没有的现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哝了几句。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从祖国传来的尖叫的呼救声；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今天,我不羞于说,当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当时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没有悲哀时代已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已不会再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住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们曾经想,再过些时候通过什么办法能将她接到国外。然而很快,在发布的维也纳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八十四岁的她,腿力已经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费劲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城大道旁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歇一会儿。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
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
的一条。不管怎么说,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总还有一点他们自己的逻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把那些已空缺的职位赐给自己人,奖赏给老部下；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妇或者一位精疲力尽的老头坐在一条长凳上喘一口气,那也只有二十世纪和那个家伙于得出来的事,而千百万人却把那个家伙敬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不用长期忍受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一定不会发主。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被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过不了那个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兄弟正好都不在身边,当然是回不来了,因为即使回到一位临终的母亲的床边,对德意志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决定在那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场。
我们那位堂兄当时已六十岁,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房间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说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遗憾得很,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留在要死的人旁边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是在一位要死的老太太身边,也是不可以和他在同一个住1圣巴托罗缪夜晚为巴黎屠杀新教徒之夜。法国国王亨利第四未即位前为渐教徒首领,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为其在巴黎举行婚礼之日,新教徒被诱。当日尽遭屠杀,亨利也被拘禁。
所里过夜的按照那位挑剔者的心理,一个犹太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不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说,当然,我对那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但她必须遵守那些法律。于是,为了能让女看护守留在我要死的母亲身旁,我
的六十岁的堂兄被迫于当晚离开了那所房子；人们也许现在能够理解:我为
什么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在那些人中间长命下去。
奥地利的那种局势也给我个人生活带来变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
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
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没有经历过那种事的我当时还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几句,不过,面对那种国际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说也无济于事。但是,当我后来自己的书从德语界消失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为我写的那些书只能通过翻译、即通过冲淡了的、改变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样,我在那一瞬间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的长凳上坐等了一阵子之后,正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分证意味着什么。因为以前我曾有权要求得到我的奥地利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官员或者警察局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填发护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分证,我必须去申请。那是一种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还是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顾。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我的外汇并纳税,现在我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我被降至即使还不是不名誉的那类少数人中间。此外,从此开始,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分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突然属于“那类”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留住时间太长,必要时,我们就会被驱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国家,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
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
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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