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流浪漢的潦倒模樣，戴著棒球帽，穿著破舊的乞丐裝，在拉斯維加斯的游民收容所待了一天一夜，隔日又到雷諾城做同樣的事。小說站
www.xsz.tw無論你寫多少關于百憂解和所有可治愈憂郁癥的神奇藥物的文章，對游民都沒有什麼幫助。”雷德在貧窮家庭中長大，父親死于自殺。“我後來意識到，只要有個人願意和父親說話，再加上藥物治療，他可能就不會自殺。但我們目前沒有這類的立法。”
我和參與心理衛生平等法提案的多明尼西議員會面時，提供了幾項我已查證過的故事和統計數字，然後闡述證據十足的趨勢，這個趨勢可明顯從這些故事中看出。“假設，”我說︰“我們要是可以整合這些證據，那麼所有充滿偏見、漏洞百出的資訊和派系爭斗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要是我們說，為貧困的憂郁癥族群提供充足的心理衛生醫療有許多優點，對美國經濟、對退伍軍人管理處、對社會因憂郁癥未獲治療而蒙受重大損失的納稅人，和這項投資的受益者，也就是活在痛苦中的人都有好處。那麼，難道不應該進行這項改革”
“如果你問的是，我們是否可以只因為在經濟利益與人道主義方面的好處，而要求更積極的改變，”多明尼西說︰“我要很遺憾地告訴你，答案是︰不行。”有四項因素阻礙聯邦照顧貧困者的計劃。第一項，也是最難解決的一項，是全國預算的結構。“我們現在是每項計劃有它自己的經費，”多明尼西說︰“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你所提的計劃是否需要增加專款，而不是考慮它能為國庫省多少錢。”你不能馬上減少其他經費；不能因為要支付新的心理衛生服務經費而在一年之內削減掉監獄與社會福利的經費，因為這項服務的經濟效益累積很慢。“我們評估醫療服務輸送系統，並不單以支出為依據，”多明尼西證實了這點。第二項因素是共和黨領導的美國國會對指導醫療業並不熱衷。“那就變成了命令，”多明尼西說︰“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這項立法，但是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也不贊成對州政府、保險公司和任何人下命令。”聯邦法中的麥卡倫佛格森法，把健康保險的管理工作留給州政府負責。第三項因素是，如果你的政見只鎖定在改善長遠的社會基礎設施，而不是提出選民立即可見到結果的炫目政見，相對來說你不容易當選。第四項因素，以威爾斯頓議員遺憾又譏諷的話來說︰“我們活在一個急功近利的民主制度里。議員捍衛的是選民關心的事。患憂郁癥的窮人在投票日那天是蒙著頭躲在家里的床上這表示他們在這問題上沒有多少發言權。貧困的憂郁癥患者不是你願意賦予權利的團體。”
和徹底失去權力的族群相處之後，再與位高權重者相處，內心感受會很復雜。對國會議員進行訪談之後，我內心激動的程度並不下于與貧困憂郁癥患者的訪談。心理衛生平等法是跨黨派的議題，以多明尼西的說法，共和黨和民主黨“爭相表現對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的關愛”。國會一致贊成投入比預算更多的經費給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克林頓總統在1999年批準了八億一千萬美元的經費；約翰波特議員是預算評審委員會中的主席，已連續當選十一屆，還全力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國會在他的領導下，把經費提高到八億六千一百萬美元。在2000年的行政事件中，國會將“社區健康服務整筆撥款”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達三億五千九百萬美元。總統要求總統辦公室為找工作的精神障礙患者保留職位。“如果我們要成為溫情保守主義者美國共和黨在2000年總統大選喊出的口號，”露凱瑪說︰“大概就是從這里開始。”每項重大的心理衛生議案，都可以得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支持。小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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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節︰議員背後的故事1
議員背後的故事
在國會中為精神障礙者爭取權益的議員，多半有自己的故事，促使他們進入會場挺身直言。雷德議員的父親死于自殺、多明尼西議員有個得了嚴重精神分裂癥的女兒、威爾斯頓議員有個精神分裂的兄弟、里沃絲議員有嚴重躁郁癥、露凱瑪議員和一位精神科醫師結縭五十年、鮑布威斯議員大學時，曾在暑期到精神病房進行公共服務，與精神障礙者結緣。“事情不應該是這樣子，”威爾斯頓說︰“我希望我個人能通過對倫理的研究和反思了解這個議題。但對許多人來說，精神障礙問題依然十分抽象，只有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親身遭遇這個問題，才能感受到它的緊迫性。我們需要用教育來為立法鋪路。”
威爾斯頓一談到精神障礙就十分激動，好像病患是他的親人一樣，當1996年保險平等法在議會中被討論時，他以令人動容的口才敘述了自己的經驗。多明尼西絕非多愁善感之人，在他簡短地講述自身經驗後，有幾位議員也上台述說了自己親人和朋友的故事。那天的議會比較像在進行實證支持治療而不太像政治辯論，“大家在投票前走到我身邊”，威爾斯頓回憶道，“對我說，這對你非常非常重要，對不對我說︰沒錯，比任何事都重要。那就是我們贏得投票的原因。”這是一個開始，一項象征性的法案，而非帶來重大改革的法案，因為它把是否要提高整體治療經費的決定權交到保險公司手上。這項法案無法改善病人接受醫療的品質。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大部分社區健康計劃的經費都遭到刪減這些計劃經常因為未得到適當醫療的人發生暴力行為而遭受譴責。這些計劃如果能讓大家都平安無事，才算功德圓滿。但社區健康計劃在保健功能上的不足，遭到媒體的痛斥。這些計劃是否照顧到了健康的人，這種問題常被提起；卻很少有人問到是否照顧到了其目標社群。“大量的聯邦稅金收入投注于這些計劃，”露凱瑪議員說︰“有證據顯示，錢都被分散到各種無關的地方計劃里。”威斯議員把克林頓1993年的健康醫療辯論會評論為“本身就是一種令人沮喪憂郁的經驗”，並指出，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並未提供可顯示出整體平等法有利于地方商會的具體資訊。社區心理衛生診所的確存在，但他們較常處理的是像離婚這類相對較簡單的問題。凱普特議員說︰“社區心理衛生診所應該為各方面的癥狀提供藥物治療、後續追蹤和口頭咨詢。”
強制入院制度是法律社群與立法社群之間的爭論點，前者主張維護公民權利，後者認為不強制治療發瘋和受病痛所苦的人就是一種罪行。“對這件事采取極端觀點的公民權運動者，沒資格談這個，其意見也不足取，”露凱瑪說︰“他們披著公民權的外衣，其實是在對人民施以異常殘暴的酷刑，完全不顧這個社會有治療技術的事實。不強制入院治療就是虐待。如果我們對動物進行收容治療，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會與我們站在同一條陣線。如果病患不願服藥，不願接受適當的治療，就應該強迫他們進行入院治療。”這種政策已有先例，像肺結核即為其中之一。如果有人得了肺結核，不願守規矩按時服藥，到了某種程度，護士就會每天把抗結核藥送上門來。當然，肺結核是有傳染性且無法抑制的疾病，會發生突變，造成公共健康的危機。但是，如果精神障礙是有害于社會的話，采取肺結核模式的強制手法就有道理。栗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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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入院法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大議題，當時是這種收容所的全盛時期。現在，許多想接受治療的人卻不能如願︰大型收容所關閉、短期療養院強迫還沒復原的病人出院。“現實是，”1999年春季號的紐約時代雜志上說︰“醫院沒辦法快速醫好病人。”雖然有這種問題存在，但還是有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入院。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說服他們入院，而不是強迫。此外，更重要的是，訂出必須采用強迫手段的共通標準。若是水平不夠或不懷好意的人得到權力，讓他們決斷誰有病、誰沒病，不依程序強制病人進入收容所，就是最糟糕的權力濫用。
病人可以進入開放的收容所療養。長期療養院里，大多數病人可以自由外出和上街，只有少數人需要二十四小時的監視或監禁。療養機構和住院病人之間的契約是自發性的。法律學者比較支持讓人自己過自己的生活，就算他們有破壞傾向也一樣，而社會心理工作者和任何曾直接接觸到精神障礙的人，都傾向于強制治療。誰來決定誰何時可以有自由意志、何時不可以有廣泛地來說，右派認為發瘋的人就該關起來，以防他們危害社會就算不構成威脅也一樣。左派認為一個人的公民權不應受到人民基本權力結構以外的人侵犯。中間派認為有些人真的需要強制治療，有些人則相反。由于抗拒受診和放棄接受治療是精神障礙的癥狀，強制入院依然是治療中必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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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節︰議員背後的故事2
“你必須把這些人當成人，尊重他們的**性，但要讓他們與主流社會保持聯系，”凱普特議員解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采取了溫和的立場，他們曾經發表過一份聲明︰“若是目前治療法還有合理的治療效果，那麼，流浪街頭、精神異常、生病、墮落和不接受治療的自由，就不能算自由，而是放縱。”問題是，選擇常在完全強制與完全放縱之間搖擺︰目前的體制是建立在可歸類的精神疾病上，大多數憂郁癥極缺乏所需的中庸治療方法。我們應該注意在街頭喋喋不休自言自語的人，評估他們不穩定的自殺傾向，判斷他們危害旁人的可能性然後推斷哪些抗拒治療的人會在復原之後，感激他所接受的強迫治療。
沒有人願意得憂郁癥，但也有些人不願被迫得到我所定義的復原。他們執意逞能，社會能有什麼選擇我們可以讓他們縮回到疾病中嗎我們要為他們拒絕就診而給予社會補助嗎我們該采用什麼樣的適當程序決定這些條件官僚的力量十分可怕，需要治療的人得經過復雜的斡旋，這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承認不可能有完美的制衡，就要從兩種狀況中選擇其一︰監禁該釋放的人，或釋放有可能自毀的人。問題其實不在于是否要對人進行強迫治療，而是何時進行強迫治療和由誰來執行要談這個問題，我不能不提到席拉赫南德茲，她是令人同情的艾滋病毒帶菌者，抗拒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遭到強迫治療，寧死也要得到自由；現在她已開心地得到重生，成了整天手機響個不停的大忙人。但我也想到那位腦麻痹的韓國男孩，身染多種失常的毛病，包括使他無法自殺的身體殘障，被迫過著沒有快樂也無法解脫的生活。雖然有這麼多權衡與思慮，我還是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暴力攻擊事件促成自衛法律的訂定，雖然有暴力傾向的憂郁癥患者不多，但他們在法律地位上與精神分裂者相同。精神障礙有許多面貌，法律的一視同仁造成了極大的災難。1972年，有一家名為威洛布魯克的低能者收容所對無知的病人進行人體實驗，經過這次事件後，政府提出了“最低限制安置”以亡羊補牢。精神障礙者會因暴力行為而被剝奪權利，也會因為政府動用“國家親權”指國家是兒童及青少年的父母親的立法概念，像對待年幼者一樣，采取保護的立場而剝奪其權利。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認為國家親權不應擴張，而國家親權的概念也的確在一些國家遭到濫用，這個名詞總讓人聯想到**。但是，為了捍衛這種法律原則，我們得忍受多少苦難
位于華盛頓特區的治療宣導中心在治療方法上是最保守的團體，其立場是，不管患者有沒有明確眼前的危險，都應該監禁起來。該中心的副總裁喬納森斯丹利抱怨說，會被治療的只有犯罪分子。“人們被推到火車底下的機會只有兩百萬分之一，但在某一天走進中央公園踫到二十個精神障礙者的機會有百分之百，可是大家卻比較關心前者。”對史丹利來說，取消強制入院制度只是公民權保護了“不該保護的人”和政府胡亂削減預算的不幸結果。原本以為取消強制入院可以換來多樣化的社區醫療，但事與願違。取消強制入院制度的結果是消滅了多元的治療系統，慢慢地把病患丟回社區︰病人入院就遭到徹底的監禁，或出院就完全無人照顧，這種事經常發生。政府尚未想到要提供完整的社工大軍，解救人民的痛苦，恢復身心健康。治療宣導中心強烈支持坎德拉條款這類的立法，坎德拉條款是紐約的法律，允許對未能接受藥物治療的精神障礙者提出訴訟，使精神障礙成為罪行。憂郁癥患者被帶上法庭、罰款，然後回到街頭自己想辦法過日子，因為沒有空間或預算可以提供更大範圍的治療。如果他們惹了太多麻煩，就該被監禁︰從許多例子來看，取消強制入院只是把病人從醫院趕到監獄里。而且在監獄里，他們得不到足夠和適當的治療，因而造成極嚴重的困擾。“最需要心理治療的人，”斯丹利認為︰“恐怕是獄警。”
華盛頓特區的巴烈隆中心是這個領域中自由派的代表，它認為入院治療都應出自病患的意願，並將精神障礙定義為需要詮釋的疾病。“人們認為病患缺乏對自己的深刻認識，”他們曾說︰“但他們通常只是懷疑治療者的專業能力而已。”有時候是如此，但並非全然正確。
退伍軍人管理處至今依然相信堅強的軍人不會得精神疾病，因此他們花在精神病研究的經費不到百分之十二。事實上，精神障礙可能是老兵最常踫到的毛病，老兵罹患創傷後成為壓力癥候群、游民和藥物濫用的幾率很高。納稅義務人在訓練軍人上花的錢有一大筆，但卻不太願意照顧他們，這造成許多問題，也更顯示出心理衛生政策在政治上有多天真。憂郁的老兵，特別是參加過越戰的軍人，是美國游民的一大族群。他們連續經歷了兩次創傷。第一次是戰爭本身，殺人、四望一片廢墟和身陷險境的恐懼。另一個是強制性的集體互動，許多老兵習慣了分工式的部隊規範，回到家鄉什麼事都得自己來，于是變得無所適從。退伍軍人委員會曾做過估計，入院的老兵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由于美國有一半以上的醫生曾在榮民醫院中接受某種程度的訓練，結果把這個機構歧視偏頗的壞風氣散播到民間醫院與急診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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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節︰議員背後的故事3
凱普特議員談到芝加哥附近一所榮民醫院的故事。她走進急診室時，警察送進來一個狀況很糟的人，值班的社工人員說︰“哦，是我們的老客人。”凱普特問她是什麼意思，她說那個男子是第十七次因精神障礙問題進醫院。“我帶他到這里、給他洗個澡、給他藥、放他走，沒幾個月他又回來了。”這種醫療系統到底是怎麼了“進急診室十七次”，凱普特說，“如果給他適當的社區醫療，使他不用來這里十七次，我們可以省下多少錢幫助其他人錯誤治療的代價比適當治療的高多了。”
我們似乎重新走向強制治療，回到了原點。現在的心理健康體制從對憂郁癥病患一視同仁的惡劣態度走向分散、多樣、有限制。“情況比舊體制好多了，以前只是把病患關在家里自生自滅。”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的貝絲荷露蕾斯說︰“但是，無論我們對精神障礙的病源和療法了解多少，公共體制總是會落後二十年之多。”現實狀況是，有些人沒有自己決定的能力，需要強制治療；其他有決定能力的人，即使患病，也不會受到強制。最好能夠提供多層次的醫療系統，對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不同的大規模服務，再加上積極向外尋找可能未得到應有治療的病患。設定適當程序的指導方針是必要的，所有需要強制治療的人都要經過相同的審視，其中一定要有督導與制衡。理想的程序需要把兩個條件列入考慮，一是病患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威脅，二是病人不必要的痛苦。哪些人該進監獄、哪些該強制進入精神病院、哪些該強制精神治療或自由決定精神治療等的標準，一定要建立起來。在明確告知和不影響他人的情形下，應留一些空間給不希望接受治療的人。還要建立有效、公正的機構來監察這些事。
琳恩里沃絲是美國國會中唯一承認曾與精神障礙搏斗過的議員。她十八歲結婚時就已懷孕，最早的工作是擔任食物調理和保鮮盒推銷小姐，以此補貼家用。憂郁癥是在生完第一個女兒後不久發作的。因病情持續加重，她開始求助于醫生。她的丈夫是汽車制造工人，買了“藍十字盾醫療保險”。“我以為保險夠我得六次憂郁癥，”她自嘲地說。接下來的十年里，她和他丈夫的全年薪水都拿去繳精神科的賬單。二十一歲那年，她已不能工作，害怕接電話。“太可怕了，好漫長的時光，憂郁癥發作會持續數月，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天睡二十二個小時。來看我的人都認為憂郁癥是陷入悲傷︰不管我跟其他議員如何解釋，他們都不懂，他們不懂那是怎樣巨大的空虛和無望。”
為了付治療費，里沃絲的丈夫接了兩份全職工作，還時常做第三份兼職工作除了汽車工廠，還在大學中工作和晚上送比薩。他曾送過一陣子報紙，在玩具店打工。“我不知道他哪來的體力，”里沃絲說︰“我們只是做該做的事情。要是沒有家人的支持，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憂郁癥還是太可怕了，如果這個家庭一直這樣”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有誰活得下去。他還得照顧我，我們有兩個小孩。我可以做一點事情，但很少。我們居然戰勝了現實，回歸正常。”里沃絲依然對自己的兩個小孩懷有罪惡感，“如果我是出了車禍，傷了脊椎骨，影響行動的程度也不會比憂郁癥糟，而且還會覺得休養這麼久是有道理的。但就算到了現在，每次小孩在學校出事或出了問題，我還是會覺得那是我的錯，因為我不在現場，因為我沒這樣做、沒那樣做。罪惡感總是揮之不去，我總是會對無法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惡。”
她最後終于在1990年發現了“最完美的藥物組合”，現在她服用鋰鹽劑量曾高達每天二千二百毫克，後來減少到九百毫克、去甲丙咪 和鹽酸丁螺環酮。她一好起來，就立刻開始了公共服務的工作。她充當了精神障礙研究的有聲活動廣告。“我證明心理研究是對的。如果你讓我當選，我就能為你服務。真的有許多人吃過這種病的苦頭︰他們只希望有機會成為有用的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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