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憂郁的飛行員不敢接受治療，我覺得服用百憂解的飛行員相對更能夠保障乘客的安全。栗子小說 m.lizi.tw有人說，一個人可以突破重重難關、醫藥可以給他意志力，但復原力總是有限。我不會把票投給脆弱的總統候選人，雖然我不願意如此，若掌管這個世界的人可體會我的感受，那就太好了。我當不了總統，如果真的讓我當上總統，恐怕會天下大亂。但也有少數例外林肯和丘吉爾都曾得過憂郁癥但他們的特種憂郁癥不會讓他們在緊要關頭動彈不得，謹慎、戒懼成為他們領導能力的基礎，而且他們還有非凡的人格。
從另一方面來看，憂郁癥並不會讓人變成廢物。我第一次聯絡上保羅貝里梅森時，他正處于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憂郁，事實上，那天是他第一次接受電擊治療五十周年紀念日。他的一生充滿精神創傷，當他在青春期表現出“紀律問題”時，他母親找了幾個友善的三k黨黨徒來教訓他。後來他被迫進入精神療養院，在那里差點被打死，最後他在一次病人暴動中逃走。他領取全額社會殘障福利金將近二十年。在那段時間里，他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在近七十歲的時候，年紀與病史成為他身上的兩個包袱，想要別人幫忙找個工作，但所有官方人員都說，像他這樣的人沒有地方會要，還是省省力氣吧。我知道梅森會是有生產力的工作者，因為我讀過他寫的長信，包括寄給南加州他住在那里的康復訓練部門、政府官員和所有他想得到的人，他把這些信都拷貝了一份給我。在持續服藥的情形下，他大部分時候都很正常，那大量的文字十分動人。梅森得到的回答是，適合他這種人的工作都是體力工作，如果他想得到腦力工作，得自己想辦法。他找到了兼職教師的工作，多半都要轉好幾班車才能到達上班地點，為了要保持身心的良好狀況，他寫了數百封信說明自己的狀況，為自己辯護，希望得到協助結果只是得到一大疊統一格式的回信。讀著這些信件，我懷疑保羅的信根本沒有送到可以伸出援手的人手上。“憂郁癥會造出一個牢籠，”他寫信告訴我︰“我蹲在公寓里勉強撐下去，並努力請人幫我找工作。去年聖誕節我受不了寂寞，于是出門坐地鐵繞著亞特蘭大市跑。那是我在眼前處境下最接近人群的時候。”我遇到過的很多人，也都有過同樣的感傷。有位因找不到工作而覺得被社會孤立的女士寫道︰“失業的壓力令我喘不過氣來。”
理查巴隆是國際社會心理康復服務協會的非固定成員，這個機構由非醫學精神治療工作者所組成，目前有近兩千名會員。他寫道，憂郁癥患者自己“開始發聲，嚴重關切因活在缺乏自我建設、社會建設和工作收入的社群里而造成生活空虛，並說明穩定的工作為復原過程的重要基礎之一”。有一項關于目前社會援助計劃的研究分析，揭露了憂郁癥患者所遭遇的嚴重問題。在美國，自願被歸類為殘障的憂郁癥患者才有資格得到“社會殘障保險”和“社會補助金”；一般來說，他們也符合“低收入戶醫療補助”的資格，以獲得較昂貴的醫療補助。領取社會殘障保險和社會補助金的人害怕找到工作會失去這兩項福利；事實上，得到社會殘障保險和社會補助金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零點五會放棄重入職場。“嚴重精神障礙者的次文化族群沒有一般常識”，巴隆寫道︰“這種觀念難以撼動而且大錯特錯，如果重回職場就得立刻取消全部社會補助金，而且永遠不能再領取。心理衛生制度承認以受雇為目標的重要性，但在提供康復服務補助上，依然停滯不前。”
雖然醫藥產業內已完成了最直接實用的研究，但在美國，大腦構造的重大發現卻是由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提出的，這個機構位于馬里蘭州貝瑟斯達廣大遼闊的園區內。栗子小說 m.lizi.tw大腦構造是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預算下的二十三項細則之一，另一項細則的“藥物濫用與心理衛生服務管理局”也做一些有關憂郁癥的研究，但不隸屬于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和藥物濫用與心理衛生服務管理局，二者借由基礎研究所累積的人類知識，附帶得到實用性研究的即時效益。“如果解開了這種疾病的奧秘，”眾議員約翰波特以實際的角度解釋︰“就有更多防治的方法。如果投入經費于研究里，最終就可以拯救生命、減少悲劇。人民將可看到，我們得到的好處比投入的經費多得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國會曾要求六位醫學類諾貝爾獎得主提出一項專攻的研究主題，六位中有五位選的是大腦。國會宣布1990年至2000年為“大腦的十年”，並投入大量資源于大腦研究中。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議員鮑布威斯說︰“歷史將會記住國會通過的這項提升人類自身知識的重要法案。”在“大腦的十年”里，精神障礙的經費大幅提高，而且“人們開始了解到，精神障礙和其他疾病是一樣的，”波特說︰“以前大家都以為精神障礙是無底洞，需要永無止境的治療，計費表跳個不停，卻不知道改善了多少。新藥劑改變了這一切。不過，現在我擔心我們會開始忽視藥物治不好或不能用藥物治療的人。”
美國政府內部，明尼甦達州的民主黨議員保羅威爾斯頓和新墨西哥州的共和黨議員彼特多明尼西是最不遺余力地鼓吹改善心理衛生法的人。目前，政治爭斗最關注的主題是保險的平等。雖然美國人已有包羅萬象的保險項目，但心理衛生的保險依然有限︰事實上，美國百分之七十五的健康計劃對精神障礙的保險範圍比其他疾病少。無論是終身保險還是年度保險，心理衛生保險給付額都比“一般”疾病少百分之五。從1998年初起，員工超過五十人的美國公司若降低心理衛生保險的上限，就是違法，但是這些公司仍然可以讓心理衛生的部分負擔額保險公司給付之外的病人自行負擔費用用于其他病癥，所以精神障礙的給付實際上還是比較少。“在相同的基礎條件下，大多數的保險公司可接受癲癇癥卻不接受我女兒的憂郁癥，這太荒謬了，”蘿莉福林是美國重要的鼓吹團體“全國精神障礙聯盟”的領導者，她說︰“我的風濕性關節炎可以得到有利的部分負擔額，因為那是真的病，但我女兒的病難道不算病心理衛生很難定義，很少有人的心理衛生是完美無缺的。我們的社會沒有義務，也無法負擔我個人快樂的保險，但精神障礙是非常直接的東西。只有加入弱勢族群團體，才能站起來要求公平的權益。”美國殘障者法案保護“身心殘障者”，但精神障礙依舊是法案實行的最大阻礙，對精神障礙者的歧視十分嚴重。“仍然有一種看法︰如果你真的是堅強的人”，福林說︰“就不會得這種病。如果你生活正常、教育良好、舉止合宜，就不會踫到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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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節︰艱難的政策改革2
和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憂郁癥的政治權利也要在過度簡化之後才得以實現。“憂郁癥是種化學不平衡，就像腎髒和肝髒一樣，”福林說。事實上，這麼做有兩種目的︰期望得到治療和期望得到保護。“我們已制定出五年計劃，以終結差別待遇，我們要讓人們了解，這種病就是大腦失調而沒有其他的問題。”但問題是，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憂郁癥除了是大腦失調，也包括其他的問題。栗子網
www.lizi.tw羅伯布爾斯廷是躁郁癥患者，也是全美國最著名的精神障礙者。他現在已成為精神障礙議題的發言人。“有些參加這場運動的人，”他說︰“听到發瘋這個字被錯誤使用，真的會發瘋。”
健康保險機構最近美國十分流行的管理式保險制度，保費低廉，並與醫療機構簽約，提供受保者醫療服務譯者注並非憂郁癥病患的新福音。席維亞辛普森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醫生，時常要在工作時面對健康保險機構，由此遭遇了不少荒謬的事情。“我得花愈來愈多的時間打電話與管理公司的代表溝通，努力證明病人住院是有道理的。當病人的病情還非常嚴重的時候，若是他們還沒有嚴重的自殺行為，管理公司就要我讓他們出院。我說他們應該再住一陣子，管理公司只回答︰我不同意。我叫病人家屬去打電話、找律師、抗爭。病人自己當然沒力氣做這些事情。我們覺得要讓病人呆到可以轉去其他地方為止。所以家屬就收到了賬單，如果他們付不出來，我們就注銷賬單。我們這樣很難撐下去，而且漁翁得利的是保險公司。”
缺乏經費和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醫院不太可能自行吸收病人的欠款，憂郁癥病患也沒有力量為自己向保險公司爭取權利。“我們听過一堆這樣的例子，”福林證實了以上說法︰“病情尚不足以出院的病人，因健康保險機構的命令而被迫出院，後來自殺了。他們的死是這種保險造成的。”“如果你拿槍頂著自己腦袋，”吉茵米蘭達說︰“你就可能得到賠付。放下槍，又沒人理你了。”
得憂郁癥是花錢如流水的恐怖經驗。第一次崩潰耗掉我和保險公司五個月的工作時間；看精神科醫師花了四千美元；談話治療花了一萬美元；買藥花了三千五百美元。我自己當然是省了很多錢，我不打電話、不上餐廳、不買也不穿新衣服，住在父親家里甚至連電費都省了。但經濟仍然很難維持。“假設保險公司付給你一半全年看精神科醫師的費用，”羅伯布爾斯汀說︰“加上一千美元給你付掉藥費的百分之八十。這是相當好的保險了。誰負擔得起這種保險呢當我第二次獲準入院時，保險公司說我的保險賠付已經用到上限了，我弟弟必須用他的信用卡繳付一萬八千美元才讓我獲準入院。”布爾斯汀後來控告保險公司，才獲得和解金，但應付這種訴訟的方法實在是少之又少。“現在我每年在保持心理衛生上花二萬美元，還沒有住院。即使是最簡單的憂郁癥治療，每年都要花掉至少二千至二千五百美元，而三周的住院治療起碼要一萬四千美元。”
事實上，美國醫學會期刊最近估計出美國每年因憂郁癥的損失達四十四兆美元，十三兆是直接損失，三十一兆是間接損失。其中因為潛在勞動人口過早死亡的損失為八兆，工作場所因缺乏或失去生產力而損失二十三兆。這表示因雇員的憂郁癥，每年每位雇主平均損失六千美元。“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美國醫學會期刊說︰“低估了真實的社會損失，因為研究不包括痛苦、災難的結果，以及生活品質的問題。此外，這項估計較為保守，因為本研究並未將額外的家庭現金花費、由于憂郁癥的非精神障礙入院治療花費，以及憂郁癥為病癥主因時，花在一般醫療診斷測試上的費用。”
威爾斯頓議員于1996年首次將心理衛生的立法帶入議會，掀起了改變心理與生理疾病之間不平等的戰爭。雖然這一平等法案尚未定案，但是生理與精神障礙不同的觀念已經破除，堅持生物學的觀點，通過人體化學的理論來減輕個人的責任，使精神障礙得到與生理疾病同等的地位，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手段。多明尼西議員說︰“若是對拒絕保險平等的保險公司提出訴訟，並以平等保護法為由，說精神障礙就是生理疾病，那會很有趣，如果你們提供醫生確診的生理小病痛的保險，就不能拒保精神障礙。”初步的平等法已于最近通過，這項法令就如俄亥俄州民主黨議員梅西凱普特形容的，是“一罐有很多漏洞的通心面”。員工較少的公司不適用、允許降低整體保健補助的上限、允許保險公司對住院和精神障礙門診服務設下嚴格限制、允許保險公司對精神障礙設下比生理疾病更高的部分負擔額和自負額。雖然這項立法的精神令人振奮，但對現狀的改變有限。威爾斯頓和多明尼西希望能訂定出更嚴格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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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節︰艱難的政策改革3
國會中很難找到在原則上反對醫療精神障礙的議員，“反對就是對抗，”議員彼特說。雖然國會記錄中堆積了大量關于自殺的悲劇性格與精神疾病之危險性的證詞，但與這些統計有關的法案不太容易通過。保險範圍一旦增加，保費也會跟著提高，以目前美國社會來說，這表示得到醫療保險的人數會減少。保費每增加百分之一，保險者就會減少四十萬人。所以，如果精神障礙平等法增加醫療保健費百分之二點五，就有一百萬人不能參加保險。平等法的實驗顯示，其實保費不需要增加到超過百分之一，得到適當心理衛生醫療的人會注意飲食和運動，而且會定期看醫生，好讓預防的醫藥發揮作用，所以心理衛生保險是值得的。此外，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重度憂郁癥者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得到其他疾病包括傳染病、癌癥和心髒病，心理衛生醫療因而成為社會生理健康經濟嚴密計劃的一部分。在平等法實施的地方，家庭保險在第一年的花費增加不到百分之一。保險業界一直擔心花費會失控地增加，而從國會里的爭論也可看出，許多人對心理衛生保險的財務情況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因保險的限制而延後實施平等法並不能省錢，”紐澤西州共和黨議員瑪格露凱瑪強調︰“你反而會付出更大的代價。”議會已組成心理衛生工作委員會原來是叫做不太好听的“精神病工作委員會”，露凱瑪議員和凱普特議員擔任主席。議會中的討論將平等法視為公民權的問題。“我本身其實是個商界人士，”多明尼西議員說︰“但若我們集合成大集團對病人說︰嗯，你們自己想辦法吧，就是侵犯了公民權。我們不能把精神障礙者當成是怪物。內華達州民主黨參議員哈利雷德說︰“若是小姐月事不順，我們會讓她趕快看醫生，或是年輕人氣喘，也會讓他盡快就醫。但若是這兩位年輕的小姐和先生不跟別人說話，身高一百五十多厘米卻重一百三十公斤，你會想，誰管他們那麼多我最近發言說︰主席，我認為我們應該辦一場關于自殺的听證會。我們花了一把又一把的錢在確保駕駛和飛行的安全上。但我們對每年三萬二千名自殺者做了什麼”
在國會中，討論曾集中于精神障礙的危險性。許多與精神障礙有關的暴力情節已成為著名事件︰約翰辛克利槍擊里根、大學炸彈客、羅塞爾威斯頓槍殺兩名警察、精神分裂癥發作的安德魯戈爾茨坦把一名婦女推到紐約地鐵列車下、郵局槍擊案和最常見的恐怖校園槍擊案發生于利特爾頓、亞特蘭大、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勒岡州、丹佛和亞柏達。根據新聞報導，1998年有一千多件謀殺案的凶手是精神障礙者。憂郁癥不像躁郁癥及精神分裂癥那樣常與這類事件有關，但劇烈的憂郁也會讓人發生暴力行為。把注意力放在精神障礙者的危險上會助長憂郁癥的污名，強化大眾對精神障礙的負面印象。不過，這對獲得經費極有助益，許多人不願出錢幫助陌生人，但很樂意付錢保護自己，利用“那種人會傷害我們這種人”的說法才方便政治運作。最近英國一項研究顯示，雖然只有百分之三的精神障礙者可能會傷害他人，新聞中關于精神障礙者的報導卻有近一半是強調他們的危險性。“議會中的精英分子常抱著自以為是的心態，而不去弄清楚促成這些恐怖行為的狀況，”凱普特議員說︰“所以，在討論提高心理衛生經費的問題時，他們卻想以大規模增加警力來防範。我們防範那些人要花上兆美元，但幫助他們只要花少許經費。”克林頓總統曾為精神障礙者辯護，並支持高爾夫人的白宮精神障礙會議，他對我說︰“在利特爾頓、亞特蘭大校園槍擊案，與國會山莊的警察謀殺案的悲劇之後，我們只希望大家坐下來，關心這個急迫的問題。這方面法律的重大修改，是一次又一次的悲劇換來的。”
國會里的議員無論態度如何，都不願作決斷，因為“在某種抽象的道德觀上，他們是保守分子，”里沃絲議員指出︰“你必須讓它成為一般大眾的問題一般大眾問題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她是露凱瑪和凱普特所提條款的忠實支持者，就像這兩位議員一樣，如果議案中有不當的措詞，她便加以解釋。這項議案沒有使用合乎道義責任的道德語言。該議案是威斯頓在首都犯下槍擊案之後緊接著提出的，其中提到自我防衛。“精神障礙者無論是否有暴力傾向，都是我們想要幫助的對象”，露凱瑪對我說，“但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要得到相當的支持，必須讓大家知道這件事關乎他們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想辦法。我們得說，這是為了不讓他們或選民身邊隨時可能出現凶殘的犯罪事件。我們不能只是說，這可以發揚和彰顯人道主義精神。”經濟方面的論點相對較少提到，讓人們脫離救濟，投入社會工作中，這種看法對國會來說還是太模糊了雖然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重度憂郁癥者的工作能力會大幅下降，但開始藥物治療後，就會回到一般水準。另外兩項研究顯示，處理精神障礙患者的問題，在財務上獲益最多的方法，就是幫他們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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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節︰艱難的政策改革4
最近與憂郁癥有關的研究開始對立法者，甚至是對健康保險機構，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得了憂郁癥而不治療，會讓你更容易得傳染病、癌癥和心髒病，那麼忽略它就會付出昂貴的代價。已經可以證明的是，憂郁癥未得治療所需的代價愈高，那麼投入這種病癥的經費就會愈多。前華盛頓特區市長候選人約翰威爾遜曾自殺過，有一次他提到︰“我相信死于憂郁癥的人比死于艾滋病、心髒疾病、高血壓等其他病癥的人還多，因為我相信憂郁癥會招來所有這些疾病。”
爭論一直集中在保險對參保的社會各階層是否平等，卻沒有人討論未參加保險的憂郁癥患者。“醫療照顧計劃”和“低收入戶醫療補助”依不同的情況提供不同等級的援助，但都不提供向外延伸的援助，大多數貧困的憂郁病患無法自己尋求協助。我看來，為貧困憂郁癥者提供醫療勢在必行，于是我到國會山莊分享我在前幾年的經驗。我以一個臨時行動者加上記者的奇特身分到那里，我想知道他們目前已經做了哪些事情，還想說服美國政府進一步改善，這對國家和那些曾以自己的故事令我深深感動的人都有幫助。我想提供我作為局內人的經驗以供參考。雷德議員十分了解這種情況︰“幾年前，我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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