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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站 > 历史军事 > 风雨半支莲

正文 第19节 文 / 钟鸿

    我母亲和继父的家庭属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继父一级教授的月薪300余元,母亲是大词典编纂处的文员,一月也有60余元工资。小说站  www.xsz.tw当时核桃3角钱一斤,鸡蛋5角一斤,比较起来,他们的收入维持他们二人的营养本应是富富有余的。但由于定量配售,吃不好,他们饿瘦了。只好到饭馆去用高价饭菜补充营养。在饭馆吃饭,还得小心,一不留意,饭菜就可能被几只饥饿的手抢走。

    在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的我,常吃瓜菜代粮,报上也号召“瓜菜代”。可城里人连瓜菜都买不到,也无法“代”了。当时许多高校师生因饥饿而浮肿的比例还高,北京人见面爱问:“你吃了吗”那时见面就问:“你浮肿了吗”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瓜菜代可以减肥,可对当时缺肉无鱼而劳动强度又高的人们来说,则经常感到饥肠辘辘,因此我们也都在村庄里高价购买农民稀有的鸡蛋。一个鸡蛋可卖到五毛钱,是原来一斤的价钱。就是出这个价钱,在城里也是买不到的。卖鸡蛋的老太太可高兴啦她们说:“养只大母鸡比养个儿子强。”

    我每月回家都给父母买些鸡蛋或5元一只的野兔或队里生产的瓜果,在饥荒年代这些算得是珍品了。这也只是在首都京郊才可能,外省市城乡觅食,走向挖树根,煮皮鞋、煮皮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中有很具体的描写。我从我的好友、1946年在兰州志果中学的老同学杨世华写的回忆录走过寒冬中,更看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一千多名右派,活活饿死了一半,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残酷事实。

    建国后,杨世华在天水三中当历史教员,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劳改。

    他叙述道:“说到死,夹边沟里死人多,这倒不足为奇。有一天早上队长通知我们赶快起床到隔壁的地窝子里开紧急会议。外面白雪皑皑,冷风刺骨,我急忙走到隔壁地窝子,找个炕边坐下,身边还有一个人蒙头大睡,我说:起来呀开会啦他还一动不动,我揭开他的被头一看,苍白的脸上瞪着双眼,人已经死了。报告队长,这里有个死人管教队长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用被子把他包好,抬出去放在门口,等埋尸队的用马车拉走就是啦跟着队长对大家说:昨天夜里有人把邓立之大夫的肉割下来煮着吃了,狗日的,这还是人干的吗话一说完便冲着门口喊道:把吃人肉的人押进来,开个斗争会。一下子押进四个人,其中三人便是我们地窝子的,怪不得昨晚深夜了,他们还在鬼鬼祟祟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原来是煮吃死人肉去了。其中一人还是伙房的炊事员,他是从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分配在天水地区清水县教育局工作,划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劳教的。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大家气得去煽他们耳光,可我们连举手的气力都没有了,落下去的巴掌恐怕连只苍蝇也打不死了。会后把他们关入禁闭室,临走时,还有一个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们实在饿极了,吃的是死人的肉啊,也犯法吗”

    “我和邓大夫相识在1959年底,我们在零下20度给火车装石子,必须在两小时内装满一列车。队长督战,不管大风大雪,一声令下轻装上阵大家就得脱掉棉衣,只许穿背心裤衩,抬起重叠二层或三层的满筐石子跑步爬坡往上冲,一边喊着劳动号子:哎哟嘿加油干啊.如果发现谁慢了,一脸杀气的某干事就跑到你跟前对着你耳朵大声吼道:你是死人呀你想扣饭了吗不给饭吃人们已气喘嘘嘘淋漓大汗了。严冬就是这样无情地在你身边走过。我万万没想到原本胖墩墩的邓大夫就在1960年这个冬天死掉。栗子小说    m.lizi.tw”

    粉碎四人帮以前,将这三年灾害称为自然灾害,粉碎四人帮后,改称三年灾害,已经把主要是**的因素包含在内了。

    我这位老同学杨世华后来虽然又回到中学任教,但受夹边沟农场冻累饿的折磨,使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2002年秋我去兰州时,见他已气喘嘘嘘行走困难,上楼由他外孙揹着。2004年11月23日去世,年七十六岁。

    近日听到电视中播放李叔同的送别。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歌声凄凄,思旧之情油然而生。

    我立即拿起电话,给在北京的兰州老同学联系,幸好周琳珠、焦玉琴、刘振武、刘英都健在。但也有一位零落了,那就是1946年在甘肃天水我参加话剧武则天时,曾同台演出的艺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歌唱家寇家伦,2005年因病辞世。我们这些幸存的人,准备来春聚会,当共举“一觚浊酒尽余欢”。

    三、铁帽子

    1961年年底,我们在白家疃果树队劳动的几个右派被宣布摘去帽子,开始好欢喜哪想到摘帽右派照样受歧视。原来右派帽子是铁帽子。

    “摘帽”,本应该说明你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了,但偏偏又大不相同,还被呼为“摘帽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们几位可因此不可能回到原单位,由劳动所在区分配,或当中学教员或留公社当干部。我一心还想搞文艺,我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江雪此时在文化局工作。我请她帮助我,善良而热心的她,介绍我到了她介绍我到了梅兰芳京剧团当编剧,我本来不爱戏曲,希望到电影厂工作,她说现在京剧团更需要人,就这样到了梅兰芳京剧团。

    仿佛长跑到了终点,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自1958年到此时连续近五年的失眠,一下子好了,不但晚上睡得很沉,白天开会也打盹,团长老叫我精神点,他哪知道我五年的瞌睡需要偿还啊以后随着希望的幻灭,失眠症延留至今。

    我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成绩是:在陆静岩老作家指导下将地方戏吕剧改编为京剧的姐妹易嫁。陆静岩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大女儿。这位陆大小姐夫早逝,伴弟一家居住。她一辈子没有工作过,就靠卖其父遗产生活。到北京解放时,已卖光了十几处房产,她将最后剩下的两根金条买了个鸡场,想这下可自食其力了,老天偏和她作对,一场鸡瘟,全鸡覆没。但老天还是留给了她一条后路。在她漫长的小姐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与她相识的文人阿甲,介绍她到梅兰芳剧团帮忙。于是她就帮助修饰剧本的文字。文如其人,她中等个儿,脸盘秀丽、文雅白净;经她修饰过的唱词顺溜、清雅并富有诗意、韵味。但她始终未被吸收为正式工作人员,晚景凄凉。她帮我修饰的姐妹易嫁由梅剧团几位著名演员孙毓敏、徐玉川、茹绍全、殷金振演出,观众反映不错。这是我跨入文艺界的第一次闪光,我永远忘不了陆大小姐。

    此剧在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公演,一开始的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都未登改编者的名字,我向团长提出:“怎么没有作者的名字”,团长反问我:“为什么要有”我说:“这里有个文责自负的问题,所以凡作品都登作者名字。”团长对我的回答虽反感,但又无言以对。栗子小说    m.lizi.tw后几场广告上报时登了作者之名,但从此我也没有好日子过。团长在大会、组长在小会经常批评我“没改造好,个人主义严重”。我明白这依然是一种歧视,当然这不是我一人的遭遇。1964年我被派到刚发生海啸的天津汉沽港口去收集素材时,素材中有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英雄,但不允许追问他的名字,不准宣传他,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虽然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他的英雄形象,这就是“真善美”。

    对摘帽右派的这种歧视,使我再一次地感到右派帽子是铁帽子,给右派戴上这顶御制的铁帽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虽然这是无法律依据的判决,却比法律的判决还要凝固,不能上诉。想申诉,就是顽抗,就是不接受改造,甚至抓入监牢。曾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从维熙夫妇,在一担石沟劳动时说了几句牢骚话,被坏了良心的同类汇报给管理者,因此双双被扔进大牢20年几乎丧命在他著名的作品走向混沌中对这段背离人性的历史有详细描绘。

    摘帽右派仍然名列另册。很久以后,才明白入另册有来头,原来对摘帽右派上有控制使用”的政策。

    四、为了一个水晶世界

    1965年,北京要建成无任“历史”或“政治”污点的人的“水晶世界”,于是我又成了建成“水晶世界”的牺牲对象。

    当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梅剧团领导通知一批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去邢台京剧团。有业务上他们认为无发展的;有政治上他们认为有污点的。有位年轻女演员表演好,也极聪明,无论何种唱段,只要她想学,她可以立即边听边写出曲谱。就因为她当时与一位香港票友谈恋爱,也成了政治问题而要她离京去邢台。我自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谁也不愿离开文化中心,凡被通知的都在拖延。我问一位副团长,创作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我一来就为剧团做出了成绩,为什么非要调我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光棍”,真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没有丈夫,但有老母与幼子需要照顾,并非单身一人。

    被通知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我找了老文化局长赵鼎新,他说可去一家文化馆工作。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了,谓之“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都被截留下来参加运动,只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通过自己的联系去了河南省剧团。她在那边运动中被斗争得更惨,被逼迫得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但如今她早以她那稀有的毅力重新站起来,不仅重新登上首都的京剧舞台,而且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院长孙毓敏。

    运动开始不久,在群众的追问下,搞人事的梁女士说出了调走一批人去邢台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北京当局要将北京变成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水晶世界”的部署。看来要将我等调离北京,也不完全出于剧团内几个领导的好恶。

    气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先是揪牛鬼蛇神,接着揪走资派这难道是要把全国一下子变成“水晶世界”吗总之我的命运又陷入混沌之中了,何时能见光明呢我又将遭到何种侮辱忧心忡忡。

    五、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也希望它是空前绝后,可千万、万千不能再在中国重演,五千年的文化几乎涤荡无存,百姓无一不受害,轮番打倒伏地,真正成了看不见“人”影的“水晶世界”。

    1965年11月**打着**夫人的大旗,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到处活动,她组织了上海的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诬指海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为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翻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转载。彭真在1966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中央递上一个汇报的提纲,主要内容是为吴晗和邓拓辩解当时主持北京文教工作的书记,认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位在学术问题上,“学术问题是复杂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平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的讨论不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当时**在武汉,2月8日彭真等人向**当面汇报了这个提纲,毛没有表态,3月28日,**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由康生、陈伯达出面批判彭真。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演变成以**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主持、起草并由**三次亲自修改的**同志委托**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0日转发全党讨论执行。纪要特点是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和停止杨尚昆候补书记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这个通知主要还不在对彭、陆、罗、杨的批判,而是号令天下大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是要打倒当时身为国家主席的**。

    1966年5月8日至15日**主持一个会议,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猛烈开火。认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是**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坚持真理、自尊自强,岂能忍受**等的诬蔑。就在他参加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也被进行诬蔑性的猛烈批判而不允许申辩时,在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杀,终年54岁。

    吴晗则在被揪斗、殴打、逮捕入狱后,于1968年10月11日残遭迫害而亡。,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底,**代理组长,掌握文革领导权。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相继被打倒,逐渐形成**、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帜,将神州搅得天昏地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专家、学者、权威全部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开始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也就是号召砸烂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检阅了300万人,本市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及学校师生,亲自号召红卫兵放开手脚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学生宋彬彬改名“要武”。于是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包括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哄而起。至11月25日**接见红卫兵等青年共八次,红卫兵顿时飞扬跋扈,不用车票可乘火车全国大串联,去各省市煽风点火,批斗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全国人民各种派别互相批斗,很快发展为武斗。“全面内战”,胜过战国群雄。其硝烟弥漫,已非刀枪箭戟,而是枪炮齐鸣。

    被批为宣扬封建思想的“传统戏曲”被禁演了;话剧、电影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也被批判而封闭,演职员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万马齐喑,万里江山只有一片片红海洋。

    家家户户门口都用红油漆大写特书**语录。我母亲家西单成方街35号的西墙上,我特请剧团内的美工傅学斌为我家刷了一整面墙的语录,内容早已忘记,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鲜红。大街上理发馆的镜子被报纸遮盖起来,因为谁爱美谁就是臭美;高跟鞋、尖头鞋都被砍断转着圈地钉在街道的墙上示众。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的左派都在揪斗牛鬼蛇神。

    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不可一世。他们领有“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以“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的狂言杀向社会。他们还秉承着当时流传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该死,坏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到处打砸抢。著名的俄罗斯戏剧评论家史丹尼拉夫斯基说过:“人有两个种子,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于是这时的所谓好人的人性中的恶的种子得到了唤醒。许多无辜的坏人被揪出来,不仅是被触及灵魂,而是连皮肉一起狠狠地被撕碎了,被随意打死的尸首,码在卡车上成车成车地直接拉进火葬场,往往家人都不得而知,不得而见。我的小表妹姚蜀平悼念她母亲的儿女祭一文,真实地写出她母亲遭到如此的命运。红卫兵中以中学生闹得最凶,他们年幼无知,受煽动被利用,最为疯狂。他们对被随意认定或被随意怀疑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及其子女任意虐杀。一些生龙活虎的好青年就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被吊打、被灌辣椒水、被饿饭以致小命归阴。

    学生批斗、虐杀老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

    中的红卫兵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幼稚、无知的学生群集合起来,将校长或老师拖到操场上毒打。

    据记载,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

    书记、55岁的卞仲耘就这样被她呕心沥血哺育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解放前,她是燕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谁知她结果是如此地为“革命”而“牺牲”。

    10月9日至28日,公开批判**。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话公开点名攻击**、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对走资派批判全面展开。

    说最大的走资派是**,谁敢去分辨黑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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