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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揭示了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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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知识分子：从现代的立法者到后现代的阐释者
话题的共同性，对讨论的共同参与，塑造了republique
deslettres，而对复兴“知识者”传统的召唤的响应，对于其中所蕴含之权利及责任的承诺，塑造了知识分子团体。“知识分子”一词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成为一个描述性范畴，其实，对它的外延，它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也没有预设界线的存在，不过，它确实把一个源泉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并征招那些自愿的应征者。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怀、忠诚和促发自我阐明的活动，使得专家们和艺术家们，从某一领域的权威成为知识者团体的政治、道德和审美的集体权威，“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法努力创造着它的所指。或许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这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因此，问“谁是知识分子”，而且期待着一套具有客观标准的回答，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指出哪一些人是知识分子，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列出一张名单，指出哪些行业的成员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在行业的等级体系中，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则更无意义了。无论何时何地，被招募与自我应征的活动，共同创造了“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bg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从对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获取自身的意义，并由此而进入西欧的话语领域。正是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这一共生现象是现代初期两种新产生的趋势的共同作用的产物：一种是包含着多种多样权能的新型国家权力的诞生，它必然会根据某种预定的秩序模式形成井管理整个社会系统；一种是与此相对的自治性的和进行自我管理的讨论活动的确立，这种活动能够导致上述的那种秩序模式的产生，同时，也是由于实现那种秩序模式所必需的实践，形成了这种活动。本书将对如下假设进行探讨：上述两种趋势共同形成了一种实践模式，这种实践模式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相统一，并与一种被称作“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策略相关联。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还要讨论这样的一个假设：在这种实践模式形成之后，发生了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活动之间的分离，此两个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这种分离和转化导致了另一种实践模式的产生，后面的这种实践模式与当前的世界观相统一，并与所谓“后现代性”策略相关。
应予说明的是，本书所使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不同于那些显然是单纯对立的成对概念，那些成对概念如，“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在使用中非常混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不是作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来运用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通常是一种自我建构式的描述，往往与自我意识、文化和艺术样式相关。小说站
www.xsz.tw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角度，对近三个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或在西欧统治下的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可以被分别称作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毫无疑问，“现代”和“后现代”这两种实践模式是共存的，它们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共同存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不过，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范型”，这样的两种实践模式的划分依然是有益的，有助于揭示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争论的实质，以及知识分子可以采取的策略的限度。
在知识分子实践中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对立，表明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表明在对知识分子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
典型的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对事件的解释，解释如果正确，便会成为预见若能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控制事件的手段。控制“征服自然”，“规划”或“设计”社会几乎总是与命令性行为相关联，或与其同义，这种命令性行为被理解为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操纵增大或减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充分了解。在理论上，这种充分知识是可以获致的。无论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中，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确性密切相关后者说明前者，前者进一步证实后者。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以区分现存实践之优劣。同时，这种分类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可以运用上述的评判标准，对这种分类予以公开的检验和证实。无法被客观检验的实践活动，是比较低劣的例如，那些需要凭借着与特定地区和特定时代不可分离的习俗或流行观念，以使自身合法化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使知识发生了歪曲，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实践等级这种等级是由“控制知识”的共生系统来进行评判的的提高，意味着使实践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更少的“地方性”、“特殊性”和“局部性”。
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每一种秩序模式唯有从使其生效的实践角度看才是有意义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性所引入的评判标准是从某一特殊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由“意义之共同体”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不承认任何其他合法性标准的检验。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现代型”的评判标准，也不例外于这条普遍法则；最后，每一种评判标准同样受到某一种“地方性传统”之检验，后者乃是众多可能的“地方性传统”中的一种，每一种标准的历史命运依赖于它们所属的传统之命运。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在传统之外，在“地方性”之外，不存在衡量特殊性实践的标准。对于各种知识体系的评判，也只能来自于各种传统之“内部”。在现代性看来，必须反对并最终克服理论与实践中的知识相对主义，在后现代看来，知识相对主义乃是世界的永恒特征可以说，相对性深深地扎根于其自身的共同体传统。
“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于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之所以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取知识，应该归功于程序性规则，这些程序性规则保障了真理的获得，保障了有效的道德判断的形成和艺术趣味的适当的选择。因为这些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有效性，运用这种规则所导致的结果因而也就具备了普遍有效性。由于运用这种程序性规则，知识分子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美学家便成了知识的集体所有者，他们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从事这样的工作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权”一种作为诸职业基础的职业ta－professionals，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职责便是对这些程序性规则进行解释，并且确保对它们的正确运用。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知识一样，不受地域和共同体传统的限制，与他们的知识一起享有治外法权。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事实上，就像波普尔所言，证明理由不充分或者毫无根据的观点是错误的，此乃程序性规则最擅长者。
“阐释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被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主性的**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它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因此，它激发了对于深入到相异之知识系统中去的要求，解释活动正由此而发生如格尔兹所谓的“深描说”，它还激发了对于维持两个相异传统之间的微妙平衡的要求，这种微妙平衡对于信息不被误解从传送者的目的的角度而言和正确理解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是必须的。至关重要的是，后现代性策略并不含有排斥现代性策略的意思；相反，如果没有对现代性策略的继承，后现代性策略也不可能被构划。后现代性策略虽然抛弃了作为知识分子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的野心，不过，后现代性策略并没有放弃针对他们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的野心；在他们自身的传统中，他们依然保持了作为元职业成员的权威，他们制定程序性法则，这些程序性法则使他们可以对争论不休的意见纠纷进行仲裁，作出有约束力的论述。不过，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为他们的共同体划定边界，以确定他们立法活动的范围。这个问题对那些在专业化分支学科中从事活动的“局部性”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那些从事“普遍性”工作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后者的活动领域遭到了质疑。在后现代性策略中，对于自身活动领域的合法性的论证，成为了一个内在的困境，他们的立法活动也由此而变得艰难。
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后者至少可以说是对前者的补充。我们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倘若我们对于工业化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对于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嬗变，对于这些结构中的知识和知识生产者的位置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生活模式的变化进行充分的思考，那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实践的形成及其结果，便可获得透彻的理解。换言之，本书试图应用解释社会学的方法对在西方知识分子元叙述ta－narrative中的前后相继的两种趋向进行解释。在这种元叙述中，其创造者知识分子，依然是无影无形的“透明的”。我们这里试图运用解释社会学方法，让那些无形的知识分子显形，让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观察，并进行细致的研究。
需注意的最后一点是，我决没有认为现代模式是对现代模式的一种提升，也决没有认为两者可以被纳入到一种进步序列中去不管对“进步”这一含义混乱、名声不佳的概念作何理解。更进一步地说，我认为，后现代性的来临并没有完全取代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前者也没有驳倒后者的有效性尽管人们可以驳倒那些一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的观点。我的兴趣只是在于，理解使两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理解导致两者之命运发生变化的因素。
本书得以告竣应归功于利兹大学uy
ofleeds慷慨惠予的研究假期。
在写作过程中，纽芬兰圣约翰的米莫里尔大学rialuy的许多朋友和同仁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他们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是：朱迪思阿德勒judith
adler，里克约翰斯顿rickjohnston，沃克梅贾volker
ja，芭芭拉尼斯barbaraneiss，罗伯特佩因robert
paine，保罗皮科纳paulpie，彼得辛克莱peter
sinclair，维克托夫斯拉夫斯基victorzaslavsky，等等。
本研究从头至尾受到了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的鼓励。
对以上诸位，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
z.鲍曼
于圣约翰利兹大学
1保尔雷丁：知识分子之深本溯源
但是，大多数定义都避而不谈其真正的实质：这些定义者通过把社会定义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已假设他们拥有划界之合法权利。与避而不谈实质问题正好相反，他们显然仅仅关注界线的此处；他们装作只局限于阐述此处的特征，并且对这种界定活动所必然导致的分裂后果保持缄默。大多数定义拒绝承认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两个领域的分离并使两者间的这种特定关系合法化，拒绝承认使两者相分离，就是这种定义活动的raisore，而非它的副产品。
于是，那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定义的创造者们在对既存的或所主张的社会关系进行探讨之前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定义的集团从社会其他部分中分离出来，已在试图罗列一张名单，上面写着知识分子的种种特权。在这样的一种定义过程中，遭到忽视的，与其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知识分子的任何特质及其所有物，不如说是社会关系本身对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整体的建构作用。成为知识分子之后，定义者们随即寻求把他们的这种分离地位重新构造为一种自我认同。自我定义是知识分子独特的活动方式，这种独一无二的活动方式掩盖了其更为广泛的内容，即：这种自我定义不过是既定社会结构及置身其中的既存的或所主张的社会地位的再造和强化。
上述的这条规律鲜有例外者，除非知识分子把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而这另一个社会与本社会之间的差异愈大，便愈能使他们脱离上述规律。知识分子自身的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但若只牵涉本社会，此种结构鲜能显现出来，而在涉及解释其他社会的知识的时候，一个参照性的架构便会从他们的实践结构中显现。一个集团出于维持或强化自身地位这一现实原因，不可避免地会采用自我欺骗的手法，当它需要与一种异己的体验相冲突时，这种自我欺骗便会过分其实效果适得其反。列维斯特劳斯和伽达默尔都曾说过，只有与另一种文化或另一种文本遭遇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遭遇”是从一种纯粹认知。理论态度的角度来说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事实是，与他者的遭遇乃是自我认识的首要条件；以理论术语来表达，就是让对他者而言是前理论的、潜意识的、含混不清的东西具体化、对象化。
跨文化阐释这一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自我去蔽的特征，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尔雷丁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最为清晰的阐明。雷丁曾长期致力于对“原始世界观”原始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宗教观、道德体系和哲学的研究，因此，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并不让人感到吃惊。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问题中，构成研究者视角的各种要素明确地进入了研究活动中，而研究者的视角对于他对自身在观念世界中的作用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雷丁没有到原野中去搜寻那些“原始神学家们”，就谈不上真正地把握“原始宗教”；他努力去理解原始哲学，而这就要求他找到原始哲学家至少是能够听懂他们。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在研究者本人之社会中，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才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那么，他将会发现雷丁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启发性的。
首先，雷丁发现在原始社会的“原始住民中，有两种基本的性格类型，一种可以被称为教士思想者类型，另一种可以被称为普通信徒类型；对于普通信徒的身分的认定，其行动是首要的依据，而对教士思想者来说，行动则是次要的；普通信徒关注宗教现象的效果，教士思想者则关注对宗教现象的分析”。起初，存在着一种对立，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与一个占人口极小部分的集团之间的对立：前者奔走于谋生等日常琐事，例行公事似地周而复始地生产他们生存必需的条件，他们在此意义上“行动着”；后者不“行动”，只是反思“行动”，“真正的虔诚的信徒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这种对立同时表明了一种关系：那个少数人集团，仅仅是为了“无特性的”大多数人的某些特征更准确地说，特征的缺乏而“存在”；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在多数人集团中，有一些必要的东西是匮乏的或是有缺陷的，这样，少数人集团才“应运而生”；这个少数人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是“无特征的”多数人的必要补充；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比之于多数人集团，少数人集团是派生出来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寄生的存在。
雷丁对处于这种复杂关系当中的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原始住民对生存斗争中的不确定性怀有深深的恐惧。”不确定性uainty始终是恐惧的根源。行为的偶然性是一种在人的生存斗争的成败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要素，结果的出乎意料性是绝对的，人们无法对生活整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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