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
眾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趕緊離開了。栗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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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破壞了群眾的某種情緒，誰就成了群眾的敵人。即使明知群眾在自欺欺人，也千萬不要點破。點破了，沒有好下場。當年的廣大革命群眾更多的時候是不但甘于而且樂于自欺欺人。因為自欺欺人的辦法可使沒意義沒意義的某些事變得有意義有意義。當年的廣大革命群眾善于尋找到各種他們認為有意義有意義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眾認為，凡是**語錄，不論刷寫在牆上的或是印在紙上的，同時都應該有**他老人家的光輝頭像，于是便會組織起來，用硬紙板鏤刻了**的各種頭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牆有語錄，便“制作”上一個**的頭像。還寄聯名公開信與人民日報，于是人民日報頭版的語錄欄左上角，從此也有了**頭像。于是全國各省市地縣的報紙以及各紅衛兵組織的戰報、傳單上，也便都有了**的頭像。沒有這一類有意義的事層出不窮，革命群眾就會漸漸感到“文化大革命”沒多大意思了。
我雖然沒帶筆記本，但又不甘錯過機會，靈機一動，脫了外衣，打手勢讓“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寫字，並指指**城樓，舉起雙手跳躍兩次，意思是讓她們寫“**萬歲”
也不知她們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反正她們點了點頭。
于是我向她們背過身去。
感覺她們寫完了，我還有些不放心，問旁邊的人︰“給我寫完了麼”
“寫完了快躲開，該給我寫啦”那人一把將我推開。
穿好上衣，懷著得到意外收獲的喜悅，怕再乘錯車，走回了地質博物館。
臨睡前，脫下背心，光著脊梁，捧著欣賞。
寫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彎彎地象花邊。
離我近的那個上海紅衛兵又湊過來，問︰“誰給你寫的寫的什麼”
我炫耀地說︰“草原小姐妹寫的**萬歲”
他兩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問︰“你在哪兒踫到她們的讓她們寫她們就肯寫麼”
我說︰“在**前，只要是戴紅衛兵袖標的她們就肯給寫”
“你又到**去了我也去，現在就去路上買幾條手絹，讓她們全寫上”他說著，站起來就打算走出去。
我說︰“老弟，別去啦你以為人家會在**那兒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點不相信︰“真的”
我說︰“騙你干什麼呢我在**那兒走著走著，迎面踫上了她們，我瞧著她們，心想，好象在哪兒見過呀猛然想起來了，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嗎就攔住她們，問︰你倆是龍梅和玉榮吧她們回答︰是呀，你怎麼知道我說︰人民日報上登過你倆的照片啊，給我留個紀念吧姐姐說︰行妹妹說︰那你可別聲張，否則人們該圍住我們，都請求我們留紀念啦我趕緊撩起衣服，讓她們往我背心上寫字。她們一寫完就走了全北京沒有第二個人會得到這樣的紀念”
他听我說完，捧著我的背心，沒夠地欣賞那些曲曲彎彎的蒙文字，愛不釋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編出那麼一番謊話騙他。
他低聲說︰“咱倆商議商議吧”
我說︰“又想用你那雙布鞋換得了吧，我已經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聲音悄悄說︰“不是換，是買你的”
“買”我一怔。
他說︰“你要個價吧”
我想︰還要到四川去，窮家富路，錢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東西。遂問︰“你想給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點點頭。小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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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把奪過背心來︰“拉倒吧光我這件背心還是兩元多買的呢”
他說︰“可你這背心都快破了”
我說︰“但它的紀念性是無價的**萬歲五個字是蒙文寫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親筆寫的你想一元錢一個字就買去呀**萬歲五個字就那麼不值錢啊她們的簽名就白送給你啦一分錢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後，要成立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什麼的，我這破背心是有展覽意義的”
他說︰“那我承認，那我承認還是你要個價吧”目光盯著我的背心，象個在行的古董商盯著一件稀世古董。
我說︰“紅衛兵要做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範。咱倆都是紅衛兵，買賣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錢，你給十五元吧”
他猶豫著。
我說︰“少于十五元我是絕不賣的誰在大串聯中不想帶回幾件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東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說出那個“賣”字來，便又坦率又巧妙地這麼說下去︰“白白送給你吧，我舍不得。我不過是象征性的與你交換，你也應該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猶豫著。
我見他猶豫不決，唯恐“交換”不成，便從草墊子下摸出那塊礦石，往背心上一壓，用不惜血本大犧牲的語氣說︰“十五元，兩件難得的紀念品都歸你”
他終于開口了，只吐出一個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礦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時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從兜里掏出錢包來。他錢包里的錢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張的，就是五元一張的。厚厚的一疊，大概有一百多元。我們全家兩個月的生活費才一百元。能帶這麼多錢進行“大串聯”，令人羨慕啊都說上海人“摳門兒”，我算信了他有這麼多錢，剛才卻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個“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筆了我有些後悔莫及。我若有經驗，沉著點，興許完全沒必要再加上那塊礦石。或者礦石另議價，五元八元的準也能“交換”出手。
他給了我一張拾元的票，一張五元的票後，又問︰“你還有什麼有紀念性的東西嗎”
我說︰“沒啦。就這兩件，你也可以向許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興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礦石，回到他的睡處，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鎖。
看門的老頭來通告大家︰無論誰，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內必須離開，因為**他老人家已經檢閱過我們了。這里即將開始接待下一批進京的紅衛兵。
我還他大衣。
他說讓我繼續穿著蓋著，走時還他。
那老頭是我在“大串聯”中遇到的第一個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個北京人了，無數次路過地質博物館那條胡同。每次路過，都會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許已經去世了。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幾所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軍事工程學院、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生造反派，與幾座大工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鍋爐廠、一機廠的工人階級造反派聯合起來，一舉奪取了省市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大權。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在全國第二個成立了“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紅旗雜志、人民日報同樣發表了熱烈歡呼式的社論，頌之為“東北新曙光”。以**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樣向他們發來了賀電。而當時，政治局已名存實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龍江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主任潘復生兼黑龍江省軍區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軍區司令員。台灣小說網
www.192.tw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學生造反派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範正美。他因首創“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大學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高度贊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紅旗雜志、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向全國推廣“五七干校”寶貴經驗的大塊文章。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第一次赴京談判後，起初參加了“八八團”的毛遠新宣布退出“八八團”，轉而加入“紅色造反團”。毛遠新同時公開發表在北京**與之談話的內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邊，要堅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邊，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資派”進行斗爭
毛遠新的反戈一擊，對“八八團”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八八團”從此一蹶不振。聯合在“八八團”麾下的各派組織，分崩離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與“紅色造反團”分庭抗禮的“八八團”宣布解散。旌倒兵潰。“東方紅城”便屬“紅色造反團”的一統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說，黑龍江省及“東方紅城”的奪權，是“紅色造反團”進行的。潘復生是他們樹立起來的“革命干部”。
潘復生“文化大革命”前從外地調來黑龍江省任副省長，“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後便“養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領導人中唯一沒什麼嚴重“罪行”的人。也沒受什麼批斗之苦。要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們才想到他的存在。沒有一個“革命干部”，“三結合”則不成其為“三結合”，以**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便不批準這樣的“革命委員會”誕生。所以造反派們象搶新娘一樣，急急匆匆地將他推上了“革命委員會”的花轎，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繪出了一片“燦爛”無比的“東北新曙光”。
奪權的勇士們原以為推出一個潘復生不過是推出一個“傀儡”湊齊“三結合”而已，真正的大權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是會掌握在他們手中的。他們推出了他，給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還能不對他們感恩戴德嗎他還不能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乖乖地听他們的調遣嗎他敢不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嗎在他們理想的“三結合”中，革命委員會主任應該是範正美才對。因為範正美對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這一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是**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掛了號的人物。也是最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
沒想到事與願違他們並不看重因而才推出來的潘復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睞，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員會”的頭把交椅。他們的範大哥僅僅獲得了一個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僅有一名大學生造反派的席位他們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騙了。被愚弄了。他們憤怒了。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宣布誕生的當天，他們在全市貼出了“炮轟”它的大標語。我清楚地記得其中有幾條是︰
“萬炮齊轟兩結合的假革命委員會”意在指其中大學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擠。
“潘復生攫取造反派的勝利果實絕無好下場”
“東北新鼠光好景絕不會長久”
“我們要堅決展開第二次奪權斗爭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炮轟派”即此形成。
實事求是地說，潘復生被他們從療養病房中請出來時，對他們不但確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簡直受寵若驚。他原以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呢造反派們沒給他什麼厲害的顏色看，允許他繼續住在高干病房中“療養”，他就很覺得是自己的大幸運了。造反派們出現在他面前，他彎腰低頭，渾身瑟瑟發抖，不敢拿正眼看他們。當他們告訴他，要“結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為他們前來試探他有沒有這分野心，畏畏怯怯地連聲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當他們終于使他相信了這種命運的大轉變時，他激動得刷刷流淚，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從此永遠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永遠和他們並肩戰斗在一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大概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不但由“靠邊站”而被“結合”，而且成為“革命委員會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員會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對他們翻臉無情，實施嚴厲打擊的鐵腕。他將那些敢于“炮轟”的學生統統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緝，視為要犯懸拿。他自以為是**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毫無顧忌，有恃無恐。
公正論之，他肯定希望全省從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穩。這是任何一個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都會產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為順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轟派”們並未因他的鎮壓而屈服。他們更加憤怒了。他們要親眼看到他是怎樣再度權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們由公開“炮轟”而轉入“地下活動”，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聯盟軍，伺機東山再起，死灰復燃。他們對他既蔑視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們稱為“範大哥”的範常委，正因僅僅當上了常委而沒當上“革命委員會主任”感到失意，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心懷不滿，便籍口潘復生鎮壓為“東北新曙光”浴血奮戰立下汗馬功勞的造反派戰士，退出了“革命委員會”，宣布與這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造反派戰士還凶惡的全無半點無產階級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員會”徹底決裂
潘復生沒有足夠的膽量逮捕範正美這樣一個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許，他奈何不了範正美這樣一個人物。他惱羞成怒，卻又無計可施。實際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確確不能與範正美相提並論。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確定他為“革命委員會主任”，僅僅因為**對“革命委員會”有過一條批示革命委員會還是要以革命干部為主，老、中、青要以老為主。中央文革甚至連潘復生是何許人都不甚了了。所謂以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軍委名義發來的賀電，不過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範正美的決裂行動，使躊躇滿志，剛剛春風得意起來的潘復生當頭遭到一悶棍，打得他暈頭轉向。他的政治頭腦清醒過來之後，立刻采取拉攏手段，表示願意親自向中央文革上書，替範正美吁請一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交椅，與範正美同握權柄，共舉大業，然而為時晚矣
“老造反”範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復生。他這個叱 風雲一呼百應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員會”的頭把交椅。副主任滿足不了他的政治願望，也實現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擲了。所謂“不成功，便成仁”。他充當起“炮轟派”們的領袖來。
“炮轟派”的中堅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聲的響當當的老造反派，範正美的生死“戰友”，他們的的確確是一批從來不知什麼叫“怕”的造反派。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沖沖殺殺，所向披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的潘復生居然妄想一舉剿滅他們，他們豈能咽下這一口惡氣“範大哥”又重新和他們站在一起了，他們更有何懼哉他們如虎添翼，士氣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將這個剛剛誕生的使他們不稱心的鳥“革命委員會”一口吞下方解心頭之恨。他們由地下活動復轉入公開斗爭，形成了對“東北新曙光”的極大的威脅。
一切在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沒有實現政治願望，感到失意的組織，紛紛集合在“炮轟派”的大旗下，聲勢日益壯大。新生的“革命委員會”風雨滿樓，搖搖欲墜。
“炮轟派”們二次奪權，一舉攻佔了幾所大學和幾座大工廠，作為“根據地”，召開了數萬人的“炮轟誓師大會”，成立了“炮轟總司令部”。
潘復生為挽救局面，鞏固交椅，以省軍區政委名義，下令軍隊對各級“革命委員會”實行武裝捍衛。他也只有這唯一的政治選擇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團”的頭目們，見有機可乘，召集各路舊部，組成了“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歸順省“革命委員會”，願听“潘主任”指揮調遣。
潘復生正苦于沒有群眾組織力量的支持，對“捍聯總”的成立大加贊賞，親自參加“捍聯總”的成立大會，將當初與“炮轟派”們說過的“同呼吸共命運”的話，又在大會上信誓旦旦地說了一遍這也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選擇。因為這樣一來，他這個剛任命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實在是太容易被“炮轟派”們又抓住一條與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組織沆瀣一氣，鎮壓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僅靠軍隊來對付“炮轟派”，鎮壓的罪名更是無法洗清。利用“捍聯總”這一群眾組織與“炮轟派”較量，畢竟可以混淆視听。
由于潘復生將“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卷入了權力之爭的漩渦。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別僅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斗爭，群眾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斗爭。
“政權”和“正義”，是內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斗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眾地斗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眾與千人萬眾斗，是“大兵團”與“大兵團”斗，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確堪稱史劇的節目來。本無所謂的斗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並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並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系的事兒。象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並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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