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小说站
www.xsz.tw”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第7778页。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视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第1版，第9192页。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这个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的。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小说站
www.xsz.tw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啊”。4不止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周作
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的“文言的趣味”，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3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惟一的好成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九五，拾遗已，第664665页。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
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8页。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已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九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十一岁至十三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周作人：夜读抄花镜，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92页。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第70页。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集乡人著作之始基。”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第1页。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於越三不朽图赞琅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於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第59页。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第10页。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第3页。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政府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账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刀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色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第1112页。“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66页。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收知堂书话下册，第600页。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像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十四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少年周作人此刻在关注什么他在思索什么呢
二月初七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
二月十五日：“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三月朔日：“下午接绍二十九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三月十六日：“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6页。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以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三月十六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四十余件。”
四月初五：“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四月十二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四月十七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四月二十四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四月二十五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9页。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骂：“伢我们末虚词饿煞，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骂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鬏鬏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杀掉了一个十六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色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看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庚子年1900年四月十九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郝，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四月二十四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五月初五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五月初六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贴中国银六百兆求和，义和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
五月初八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2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44148、150152页。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太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下钟
...